中国古代关于建功立业、计功取利的思想。中国古代的功利思想倡行于战国时期，秦汉以后，为儒家正统思想所排斥，自两宋起，作为儒家正统思想的异说重新出现，并逐渐发展。

先秦　儒家孟轲，曾有“食功”、“非食志”之辩（《孟子·滕文公下》），主张根据人的行为的社会功效而不是人的行为的动机来分配消费品。但孟轲反对治国的人言利，认为只要讲仁义就行了。较早把功和利联系起来的是墨家。墨家提出:“功，利民也”(《墨子·经上》),把庶民的利益看作是评价事物功效的标准。墨家的功利思想以交利论为基础，他们认为:“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即主张通过利人达到人己两利，反对损人利己。这种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之间相互独立，彼此依赖的生产关系。

倡导功利思想最为有力的是法家。法家的功利思想以自利论为出发点，他们把追求个人利益看作人的本性，看作是支配人的行为的决定因素。《商君书·算地》篇说:“民之生（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是说计算并索取最大的个人利益是人的本性。《管子·禁藏》篇说：“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韩非把这种自利心称为“自为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和“计算之心”(《六反》)，并进而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归结为从自利出发的利害关系。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是自利基础上的买卖关系:“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外储说右下》）。地主和佣工也“皆挟自为心”（《外储说左上》），地主给佣工“美食”和工钱，并不是爱农民，是要农民更好地为他种地，农民“致力而疾耘耕”，也不是爱地主，而是为了得到“美食”和工钱。甚至父子关系也是从自利出发。他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计之长利也”(《六反》)。先秦法家宣扬人具有自利的本性，却不主张个人利益的自由发展。他们为了加强封建专制政权，主张“开公利而塞私门”（《商君书·壹言》）。他们倡导的功是封建专制国家的“富强之功”。法家以上述功利观点为依据，主张专制君主可“操名利之柄”（《算地》），利用人民趋利避害的本性，以赏罚为手段，驱使人民进行耕战。

汉代　汉武帝标榜“独尊儒术”而实好功利。当时，桑弘羊以“言利”得到武帝的宠幸，他提出“富国非一道”(《盐铁论·力耕》)，主张国家经营工商业以富国。桑弘羊的观点是为汉武帝实行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提出理论依据。与桑弘羊同时的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则在孟轲讳言财利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观点。这个观点在西汉中期召开的盐铁会议以后成了儒家的教条，对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极大影响，使功利思想沉寂了千余年。

宋代　在这个时期，功利思想的思潮重新出现。北宋的李觏率先倡导功利，认为“人非利不生”（《李觏集·原文》）,“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富国策第一》)。王安石也一反儒者做官耻言理财的旧传统,公开宣扬:“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临川先生文集·答曾公立书》)。南宋的陈亮、叶适对儒家传统的讳言功利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陈亮指出，空谈义理的儒家理学是“尽废天下之实”（《陈亮集·送吴允成运干序》）。叶适也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汉书三》)。他们从“事功”的观点出发，反对传统的抑工商和强调君权的思想。叶适认为，富人有功于社会，是“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水心别集·民事下》），并提出：“夫四民（士、农、工、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序目·史记一》）；他还主张“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临天下”（《水心别集·君德一》），反对法家的严法重刑。陈亮、叶适的功利思想反映了南宋时东南地区商人化的地主阶层的利益。

明清　明代的李贽(1527～1602)，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清代的唐甄等人也倡导功利思想。和过去不同，明清时期的功利思想具有更加鲜明的反对封建专制，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的特点。例如：黄宗羲提出废除君权,使“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明夷待访录·原君》）。唐甄鼓吹治国要“以富民为功”（《潜书·考功》），并主张“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富民》）。上述特点是明清时期市民意识逐渐觉醒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