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读十则”载于《长沙方歌括》卷首，是陈修园对张仲景《伤寒论》的辨证精神，及其方剂应用价值与临床经验的深入体会，写成十条“劝读”原则，告诫后人应熟读与应用，继承与发扬《伤寒论》。陈修园的“劝读十则”起源于清朝，流传至2021年，所涵内容丰富，见解实用，古今皆宜。尤其对医学界人士启迪深思，所述医术医德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诲。

陈氏“劝读十则”，根源于清，流承至2021年，所论内容丰富，见解明确实用，古今皆宜。此乃启迪深思，备受人用，医术医德医患，收益久远矣。

劝读仲师之《伤寒论》原文，深入理解其精神，强调临床应用作者对《伤寒论》十分推崇，倍加赞扬。如说：“明药性始于《神农本经》，论病情始于《灵枢》、《素问》，以药治病始于伊尹汤液，迨汉仲师出，集伊圣及上古相傅之经方，著《伤寒论》及《金匮玉函经》二书。”《伤寒论》总结了秦汉以前的中医药理论，始创临床医学辨证著作，开辟了理法方药的辨证论治体系，奠定了医学发展基础，故奉劝后世“读仲师书为第—劝”。

劝后世医家遵循《伤寒杂病论》的理论，违背者要“知过必改” 陈氏进一步强调仲景书的实用价值，批驳后世医家由于学习不够，应用不强，而存在许多弊端，要知过必改。如说“仲景书文义古奥难读，即刘张朱李四家，虽尊仲圣之说，鲜有发挥，更有庸妄者，颠倒是非”，又误认为张仲景只“专攻伤寒，其桂枝、麻黄，只行于西北，宜于冬月”，只是“以芎、苏、羌、独、荆、防等为感冒切用之品；以补中、归脾、八珍、六味等方为杂病平稳之方”，而且“百病不究根由，只以多热为阴虚，多寒为阳虚，自夸为挈领提纲之道，究竟伪术相师，能愈一大病否?”这些无知之谈，是很缺乏修养的，而且有错误之处，故“以知过必改，为第二劝”。

要知经方之疗效神速，若用之得当其效如桴鼓《内经》有记载：“一剂知，二剂已”，即言服—剂全料就有效，服两剂则病愈。《伤寒论》也说“一服愈，不必尽服”，如桂枝汤服法，一服即服药的1/3，如果服1/3药就痊愈则不必将全剂都服完。“可知古人用药，除宿病、痼病外，其效只在半剂、1、2剂之间”，即可治愈，说明经方用之得当，其效神速。陈氏指出后世有不同之见，如“薛立斋医按云：服30余剂及百剂效。”又如“李士材云备参五斤，期于三月奏效。”这是服药的效果，还是病气已衰而自愈呢?所以应当奉劝用药不当之人，应精益求精，深入辨证，用方用药切当，为第三劝。

强调《伤寒论》治疗原则是“存津液”三个字，劝告后世医家治疗伤寒，不要耗竭津液如说：“《伤寒论》113方，是以存津液三字为主。”“试看桂枝汤和平解肌，无一非养液之品。即麻黄汤轻清走表，不加姜之辛热，枣之甘壅，从外治外，不伤营气，亦是养液之意。”对后世医家治伤寒，应用“芎、苏、羌、独、荆、防、苍、芷，苦燥辛烈，大伤阴气。”最简略的是有些医生的习气，认为“二陈汤为发汗平稳之剂”，但是“方中陈皮之耗气，半夏之耗液，茯苓渗利太早，皆所以涸其汁源，留邪生热，以致变成烦躁大渴，谵语神昏等证，所谓庸医误人者此也。”至于《金匮》之方剂，其主要的宗旨，是“调以甘药”四字。如后世的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及四物汤、八珍、十全、归脾、逍遥等剂，都颇得“甘调之意”。劝导后世医家治病以扶正气、存津液为主，明经方之有利无害，这是第四劝。

劝告后人不要轻易怀疑仲景之方，可大胆应用 “仲师为医中之圣人，非至愚孰敢侮圣”、“所疑者其方也”，方中无见证治证之品。并且“铢两升斗畏其大剂”，因而不敢轻易试用。关于用药剂量的大小不同，是从“宋元诸家”开始，“而极于明之李时珍”。但能读《本经》而通晓药性者，也只是知道方中的三四味药的神妙。况且古今的度量衡有不同，从上古到汉代，从汉到今(清)的剂量也不同，汉代的剂量仅是2021年的十分之三，每剂药分三服，因此，一服也不过是七八钱而已，这较之时方其剂量还为轻。因此，应用经方要通晓药性，而且以2021年的度量衡折算，是不可不知的，这是第五劝。

劝导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思想应用经方治病应灵活掌握，辨证应用。“先入为主，人之通患也。”如“桂枝汤、小柴胡汤，无论伤寒杂病，阳经阴经，凡营卫不和者，得桂枝汤而如神；邪气不能从枢而外转者，得柴胡而如神”，而又有人迷惑于“春夏忌桂之说”、“邪在太阳，误用柴胡反致引入少阳说”，以及“李时珍虚人不可多用”，“张景岳制五柴饮列于散阵(解表剂)”中，都是对桂枝柴胡应用较偏，而先入为主，以致应用不敢用，而不知《神农本经》将柴胡、桂枝列为上品，“久服可以却病延年”有些人不相信《神农本经》而相信今世医家之言，是很奇怪的。作者又从本身经验论述，“余用桂枝汤，万无一失”。而用量“自三钱，亦用至八、九钱，而效者”。至于用柴胡一般不超过四钱，而且浙江江苏医生，每用时必以鳖血拌蒸，最多也不过二钱，这都是先入为主的思想所致，而《伤寒论》用柴胡到八两，“取其性醇，不妨多服，功缓必须重用。”其它还有“细辛、五味，用不过一钱，大枣不过二枚，生姜不过二片，种种陋习，皆违经旨”，所以作者曰：“吾愿同事者，先进去市中徇人恶习，而以愈达愈上。”为第六劝。

经方运用得当可“起死回生” “起死回生，医之道也”，这是医生的天职，若庸医无术，则病家待弊，究其原因，多为“杂法所误”，而没有按仲景法治疗，如按仲师法：“四逆、白通以回阳；承气、白虎以存津，助其枢转，运其针机，脏腑调和，统归胃气，危急拯救”，不单靠人参，亦可救其十中二三。作者体会到行医30余年，深知经方的效果，可造化生机，祛病延年而起死回生，即要“知经方之权夺造化”，这是第七劝。

劝导学经方要“温故知新” 陈氏说“经方愈读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间临证立方，至晚间一一于经方查对，必别有神悟。”可见昼日临证，夜晚读书，是良好的方法，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温故”承经方之旨，神悟受纳方能“知新”。这是第八劝。

树立仲景学术思想为临床医学之本仲景是“医门之仲师，即儒宗之宣圣”因此，可作为衡量后世医术的标准和分水岭，“凡有阐扬圣训者则遵之，其悖者则贬之。”如后世金元四大家之作，有成就也有不足，如刘河间虽然有偏重于苦寒攻下之弊端，“尚有见道之言”；朱丹溪虽然没有深入研究致病之根源，但“却无支离之处”；张子和之作，“瑕瑜参半”；最后是李东垣，其“论以脾胃为主，立方以补中为先，徇其名而亡其实，燥烈劫阴，毫无法度。”后世医著中还有一些人，只是“载其人富而好名，巧行其术，邪说流传，至今不熄”，这正和仲景治伤寒“养津液及调以甘药之法相反”并对后世医家也有不同评论及批评。应以仲景学说为正宗，不能有“朱紫之乱”，故奉劝后世读书当“专一不杂”为第九劝。

说明撰写“劝读十则”的想法和目的写以上意见是作者直言不讳，对于医学各家门户之见，藉仲景先圣之功，溯委穷源，对于那些“陷溺未久及颖慧过人者，自必悔而就学”，以经典著作为基础原则，则不至于走的过远，所以，作者的目的，“凡我同人，务宜推诚相与，诚能动物，俾此道日益昌明，则以有言无隐，和气可亲”为第十劝。

陈修园（1753～1823），中国清代医学家。父陈廷启，号二如，早逝。祖父陈居廊，博学通医。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就读于福州鳌峰书院。苦攻经史之余，还钻研医学，专心研究古代医学经典，颇有心得。见原书文辞深奥，遂加以浅注，或编成歌诀，著《伤寒论浅注》、《长沙方歌括》传世。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举。后会试不第，寄寓京师。适光禄寺卿伊朝栋患中风症，手足瘫痪，汤水不入，群医束手。念祖投以大剂而愈，声名大噪。后回长乐，任吴航书院山长。

嘉庆三年（1798年），主讲泉州清源书院。嘉庆六年（1801年），再入京会试，不第，参加大挑，成绩甲等，以知县分发直隶保阳（今河北省保定）候补。时值盛夏，瘟疫流行，念祖用浅显韵语编成《时方歌括》，教医生按法施治，救活甚众。直隶总督熊谦得痹症，手指麻木，延及臂腕。念祖教以常服“黄芪五物汤”，并开方补肾养肝，病遂愈。其间还治愈当地妇女阴挺症。嘉庆十三年（1808年），吏部郎谢在田头项强痛，心下满，小便不利，服表药无汗，反而烦躁，六脉洪散。经念祖处以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再投以栀子豉汤，病不再发。

嘉庆十七年(1812年)，署磁州，改任枣强，升同知，擢代理正定知府。公务繁剧，仍撰写医书，为人治病。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以年老请休，在福州石井巷井上草堂讲学，培养医学人才；并曾治愈琉球国王之风症。

在医学理论上陈修园特别推崇张仲景，是维护伤寒派的中坚人物之一，也是继张志聪、张锡驹之后最有影响的尊经崇古派。在伤寒研究的争论中，他极力反对方有执、喻嘉言的“错简”说，认为王叔和重新编注的《伤寒论》已经把张仲景的学说完整地流传下来，不能随便改动和取舍。他在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方面的代表著作有《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和《伤寒医诀串解》，前两书曾三易其稿，史书称其“多有发明，世称善本”。他还将《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中的方剂和治法编成《长沙方歌括》、《伤寒真方歌括》与《金匮方歌括》，易于记忆、习诵，对后学理解《伤寒论》、《金匮要略》很有帮助。虽然有人说陈修园注疏古籍有独到之处，但他上述着作的广泛流传主要是因为他的研究具有深入浅出的特点，为后学者、特别是初学者研究张仲景典籍提供了入门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