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场提倡和实行剪剃发辫、改易西式服饰的社会潮流。

头发，在有清一代始终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清军入关后就是以血腥的“留辫运动”树立了自己绝对的统治权威。到了晚清时节，尤其是辛亥之后，革命党人照方抓药，以剪辫子激发民众的反清意识。武昌起义后，剪辫运动席卷全国，革命军政府专门成立宣讲团与“剪辫队”，沿街盘查甚至“服务上门”。

武昌首义后不久，湖北军政府即颁布条文，革除一系列旧习俗，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剪辫子。武昌各城门设立检查哨，禁止蓄辫者出入。在革命党看来，剪掉作为满清帝国象征的辫子，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其实晚清末年，武汉已有不少回国留学生、新式学堂学生和洋行买办剪掉辫子，这在当时是另类行为。许多人剪掉辫子后慑于清王朝的淫威，还买一条假辫子以备不时之需，那会儿假辫子生意不错。鲁迅当年从日本留学回来，特意买了条假辫子挂在脑后，结果被同学戏称为“假洋鬼子”。辫子看似个人身体上的小事，但在特殊时期，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当年，清兵入关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来逼迫汉族人，许多汉人为了抵抗，不惜豁上自己的性命。辛亥革命时，剪辫子与蓄辫子又成了革命与不革命的标准之一。

在革命党的倡导下，剪辫子渐成社会风尚。许多人甚至约好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一起聚餐庆祝。在不少人的辛亥记忆里，民国是从剪辫子开始的。也有一些顽固派，或因为效忠清廷，或害怕革命失败，不愿意剪掉辫子，可又不敢公然拖着长辫子在街上行走，那将会遭人鄙视，甚至有可能被强行剪掉。“于是，他们戴起帽子来，把辫子卷在里面。”皮明庥说。后来，袁世凯死后，张勋复辟，一时间，假辫子又供不应求，成为紧俏品。小小的辫子，成为那个大变局时代最生动的细节表征。

与剪辫子几乎同步，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人们的服饰观念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以往服饰上的那种古板单调、等级森严的局面，开始被生动活泼、千变万化的服饰景象所取代，穿衣戴帽成为个人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的一个鲜明标志。

“服饰是中国最显著的变化。你知道，中国人长久以来的服饰风格和我们有着多大的差别，你完全不能想象一个华人没有穿戴中国服饰是什么样子。但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身着西式服装成了一个人时尚的标志。”辛亥革命爆发后，美国基根-罗森克兰茨公司驻华代表约瑟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如果这种崇尚西方的倾向继续发展下去，对于全球服装市场的影响是令人惊讶的。

剪辫并不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才开始的。晚清就有许多进步人士甚至王公大臣提出剪辫子的愿望，革命派更是早就付诸实施。晚清国门洞开，那根辫子在中国人脑后拖了两百多年以后，太落伍。

1872年容闳带去美国留学的幼童，脑后就都拖着辫子。到美国后，美国小孩常常跟在他们后面喊“中国女孩子”，甚至把辫子侮辱为“猪尾巴”。1898年戊戌变法，康有为给光绪上了一道《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呼吁光绪帝率先断发易服装，给国民做个榜样。他列举的理由是：“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甚至还把工业时代与辫子联系到了一起，“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重，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

1895年10月，广州起义事败后，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逃亡日本。孙中山抵横滨后断发改装，以示与清廷决绝和革命到底的决心。

孙中山等革命者剪发易服，并非罕见。但事实上，来自民间的剪辫呼声，也已有多年。剪辫之风，并非因辛亥革命的到来才兴起，从晚清开始，有识之士就不断呼吁剪辫子，一些大胆的言论也随之出现。1900年，章太炎在上海当众剪掉辫子，在全国引起轰动。1902年以后，中国大规模地往日本派留学生，他们中不少人到了日本就剪掉了辫子。不仅留学生，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出现剪辫的风气。1903年1月15日，天津《大公报》的征文题目赫然竟是《剪辫易服说》。1903年3月15日，《大公报》刊出征文第一名获得者朱志父的《剪辫易服说》，他力主剪辫易服，认为这和废弓矢、立学堂一样，都是因时制宜之举。并希望从皇帝开始改穿西装，把剪辫易服与尚武精神、强健体魄联系在一起。《大公报》按语称之“新中国特别精神”，“唤二百余年来不醒之沉梦，呼数百万方里不返之国魂”。据当年10月媒体报道，“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参加乡试时只好装假辫子入场考试。而胡适回忆，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还有一些激烈的同学往往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去辫子。”

1905年，蔡元培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学生基本都剪去辫子。

1903、1904、1906年，《大公报》先后三次发起以“剪辫易服”为中心的征文大讨论，发表了数篇关于“剪辫易服”的文章。这一切，都为后来剪发易服大行其道营造了一定的舆论氛围。

自1904年起，练兵处要改军服，辫子成了障碍。之后，新军官兵、警察剪辫子的越来越多。1910年，军谘大臣载涛干脆决定不再禁止禁卫军剪辫准其自由。在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新军脑后没有辫子的真实影像。更早几年，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40多个随员中，剪辫子的居半。

其实，早在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剪辫子之前，1910年10月3日到1911年1月11日举行的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就通过了剪发易服的议案。辛亥革命前夕，在清末状元张謇大办实业、教育的江苏南通，学生剪辫子已成为一种风气，张謇为避免太过张扬，还专门嘱咐已剪辫的学生装一条假辫子。

据《大公报》报道，1911年12月13日，袁世凯也剪去辫发，“以为各界之倡”。

上世纪20世纪初，伴随着反清革命的高涨，出现了批判辫子的高潮。很多青年厌恶地把辫子称为“烦恼丝”，1903年的一篇文章中特意提到，辫子“如绳索、如锁链、如兽尾”。邹容在《革命军》中把辫子列为反清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斥责清廷强迫男人留辫子是“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武昌起义一经发动，顺理成章地引发了一场剪辫风潮，但这次远非清朝入关时强迫留辫那样血腥。

1911年10月10日，凡是参加武昌起义的所有将士和民众都剪掉了辫子。湖北军政府和各地宣布反清的新政府还将新军士兵和学堂学生组成宣讲团，到大街小巷宣讲。一些城门口和重要的街道口，都有士兵或执勤人员把守，没有剪辫者不得通行。并且配有剪辫队，深入千家万户义务剪辫。新政府甚至规定，机关工作人员不剪辫，收工作证；军人不剪，不发军饷；学生不剪，不许进学堂。上海一位名叫徐志棠的富商自掏腰包：凡是自愿剪去辫子的，奉送大肉面一碗。

沪上报纸在1911年11月10日都刊登了沪军都督陈其美的《都督府告喻》：“结发为辫，乃胡虏之殊俗，固地球五大洲所无之怪状，亦历史数千年来未有之先例……今幸天福中国，汉土重光，凡有血气者，莫不争先恐后，剪去发辫，除去数寸之胡尾，还我大好之头颅。”

见大清大势已去，一些清朝的官僚政客也开始借剪辫跟上形势。袁世凯在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的那天晚上才剪掉了辫子，也由此一举成为了“革命同志”。

学者李跃乾曾对辛亥革命前后的断发易服进行系统研究，他指出，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在注意到西方人船坚炮利的同时，就有人注意到西方服饰的特点，比如林则徐，但他的观点是“夷服太觉不类”。到了19世纪末，维新派康有为、宋恕等也十分重视服饰改革，康有为就认为：“王者改制，必易服色”，“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但是，变法失败，历史没有给康有为改革服饰的机会。到了20世纪初，西风东渐，服饰变革势不可挡。以女子服饰为例，女子崇尚西式服式。据《崇德老人自订年谱》的描述：“庚子以后，风气弥开，男女皆尚高领窄袖，……凡西洋服饰若花边细钮绒毛衣之属皆为常御之品，而往时之阑干挽袖均捐废矣”。随着女学堂的兴起，各种女学生装也开始出现。当时的新式学堂，其章程多模仿日本或欧美，大都明确提出了不缠足和衣饰整洁的要求。

清末，一些军警部队已经引进西法操练新军，自然也要求在服饰上做出相应改革。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建立北洋武备学堂，聘德国教官训练，军服也参用德式，夏用黄卡叽布、草帽，冬用黑呢衣裤帽。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亦仿德制编练自强军，“令其悉照洋法操练，并其行军、应用、军火、器具、营垒、工程、转运、医药之法，亦俱仿之”。与此同时，袁世凯采用德操编练新军，官弁军衣靴鞋均仿德式，颜色一律纯用黑色。

那个时候，学生尤其是留学生，往往是易服最积极的实践者。1902年，时任驻美、日、秘公使的伍廷芳多次电告外务部，称留美学生“往往改易西装，自断发辫”。甲午战后，国内开始举办各类新式学堂，而学堂中兼习西式体操遂成为学生易服的突破口。

但辛亥革命的到来，才真正将易服推向高潮。民国初年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氅和燕尾服作为大礼服，这标志着在法律制度上对象征“级别等差”的封建服饰的彻底否定。

孙中山提出的服装制作的四条原则，“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更使得须臾不离身的服装摆脱了传统的尊卑等差，向着便于民众生活、实用、经济、美观的方向的发展。

当时针对服饰改革的讨论，还特别强调了“尚武”和保存国货，即在服装制作上要特别注意采用国产面料。

李跃乾认为，清朝的冠服制度，对于上至皇帝、下到官员及庶人的冠服形制、用料、颜色、纹饰、穿着使用等，都有等级森严的规定。清朝服饰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严内外，辨亲疏”、“分等级，定尊卑”的工具。

而武昌起义得手、帝制倾覆、共和告成，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获得了一次大解放，以往服饰上的那种古板、单调、等级森严的局面，开始被生动活泼、千变万化的景象所取代。

在谈到当年人们服装的式样时，1912年9月8日出版的《大公报》的报道写道：“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而在色彩上，当年9月14日的报道称“洋洋洒洒，陆离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给”。

1911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王军余当时在南京，参与接管造币厂，听说临时政府要下令强迫剪发，以肃清余孽。他乘坐造币厂的黄包车，想沿途看看热闹。一出厂门就有警察拉住他的车夫，要剪去辫子，车夫当即跪在地上，恳求他代为说情保留。王军余反而对警察说：“不管他，剪了再说。”

一路上，只见剪辫队络绎不绝，街道上、火车中、江岸边，遇有垂辫者，无不立予剪去。其间有不愿割爱的，多是跪地求免。被剪掉辫子的人表现各不相同，有手提断发垂泪而归的，有摩顶长叹的，有大笑的。王军余觉得煞是好看，大快人心。等他下关返回时，一路上望去，街上已尽是光头。

毕竟留了几百年的辫发，一些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留恋之情，反对剪辫。有成立“保辫会”、“复古会”相对抗的，有将辫子盘在头上蒙上头巾，假装已剪辫的，有被剪掉辫子后跳河寻死的，还有人剪了辫子不舍得扔掉，偷偷捡回来收好，说等下葬的时候一块搁进去保存一个全尸。

虽然剪辫子只是一种形式，一个人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从旧我变成新我，更不能说剪了辫子革命就成功了。但这毕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人以全新的仪容出现，由此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视野来看，剪掉辫子更是中国融入世界潮流的必然要求。西方人认为，蓄辫不仅累赘、落伍，还极不卫生，是愚昧的表现。

剪辫子，是力求融入世界的一个象征。对此，晚清一些王公大臣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提出要剪辫子。后来被革命党炸死的满清贵族良弼，就率先剪去了辫发。这表明，剪掉辫子不单是革命党的政治诉求，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从剪发到易服，一系列的变革之风，渗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也强烈地昭示着，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论剪辫易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