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使帖》为唐代颜真卿闻知河北藩镇叛乱之将吴希光已降、卢子期被擒获的捷报时，所写的尺牍，行草书，8行，行41字。笔力雄健，线条遒逸联绵，有“钩如屈金，点如坠石”（宋朱长文《续书断》）之评。可与《祭侄文稿》相媲美。

颜真卿（709年至785年），字清臣，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唐代著名书法家。一生曾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平原太守、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御史大夫等职，封“鲁郡公”，为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元老。向以义烈闻名官场，以至为唐王朝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家学渊博，工于尺牍，其正楷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郁勃，自成一格，人称“颜体”，颜体书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颜真卿不仅在书学史上树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其高尚人品也为后世景仰。其人其书，皆为典范。颜真卿书法碑刻作品有《多宝塔感应碑》、《东方朔画赞》、《颜勤礼碑》、《大唐中兴颂》、《麻姑仙坛记》、《裴将军诗》、《争座位帖》等。墨迹作品有《祭侄文稿》、《刘中使帖》、《湖州帖》（传）、《自书告身》帖等。

【书体】行草书

【材质】蓝纸本墨迹

【规格】纵28.5厘米，横43.1厘米

【字数】8行，行41字

【收藏】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

《刘中使帖》又称《瀛州帖》，著录首见宋《宣和书谱》。

据帖文“吴希光已降”句，《刘中使帖》书写于775年（唐大历十年）颜真卿湖州刺史任上（772年至777年），时年六十七。

《刘中使帖》信中“足慰海隅之心”、“吁！足慰也”之句，可以感受到颜真卿对传来的两件军事捷报甚感高兴欣慰。颜真卿曾因直责权相元载而遭到排挤，直至逐出朝廷，一直在外任地方官。他虽身处江湖之远，但仍心系大唐王朝。在写于775年底、776年初的《刘中使帖》中，颜真卿喜悦的心情流于作品字里行间，一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从杜诗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中可以观照此时颜真卿的内心感受。

近闻刘中使至瀛州，吴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①。又闻磁州为卢子期所围，舍利将军擒获之②。吁！足慰也。

①近闻刘中使至瀛州，吴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刘中使”：刘清潭。“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市（隶属沧州市）。745年（天宝四年）罢瀛州恢复河间郡，758年（乾元元年）废郡复称瀛州。吴希光：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部将。“足慰”的“足”，一释作“可”字。

②又闻磁州为卢子期所围，舍利将军擒获之：“磁州”：今河北省磁县城关镇（隶属邯郸市）。“卢子期”：田承嗣部将。“舍利将军”：王武俊。

《刘中使帖》文中所反映的是河北三镇（又称河朔三镇）之一的田承嗣反叛之事。

河北三镇是指唐朝后期出现在河北地区的卢龙、成德、魏博三个藩镇。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为了笼络史朝义的河北降将，先后任命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赐姓名李宝臣；田承嗣为魏（今河北大名北）、博、德、沧、瀛五州（今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都防御使，763年六月改为魏博节度使，驻魏州；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钱穆论述：“唐自安、史之乱以后，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互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自国门以外，几乎尽是方镇的势力。”“此即所谓‘河北三镇’。彼辈皆拥劲卒，自署吏（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权）。不贡赋，结婚姻，相联结。”763年田承嗣降唐后，名义上归顺朝廷，但并不服从中央，形成地方割据势力。775年（大历十年）正月，田承嗣乘昭义镇将吏作乱之际，出兵攻占相州。战事发生以后，唐代宗告谕田承嗣等，“使各守封疆”，不越雷池，但田承嗣却拒不奉诏，仍然派大将卢子期攻取鄜州，杨光朝攻取卫州。775年四月，唐代宗下诏讨伐田承嗣。

《刘中使帖》所叙述的“刘中使至瀛州，吴希光已降”和“磁州为卢子期所围，舍利将军擒获之”，《旧唐书》记载：“（大历十年八月）己丑，田承嗣将卢子期攻磁州。……（十月）甲子，昭义节度使李承昭与卢子期战于磁州清水县，大破之，生擒子期以献。……（十一月）丁酉，田承嗣所署瀛州刺史吴希光以城降。”《资治通鉴》：“八月……己丑，田承嗣遣其将卢子期寇磁州。……冬，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卢子期攻磁州，李宝臣与昭义留后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期送京师；斩之。”

《刘中使帖》字体结构宽博，线条丰满而又极富弹性。作品中用笔提按顿挫的起伏与律动，体现出颜书强筋的特征。宋朱长文《续书断》所评：“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驽。”《刘中使帖》足以当之。特别是“屈金发驽”之比喻，用以揭示帖中的线条弹性之美可谓一语中的。在颜书结构宽博的同时，作品更体现线条运动时的丰润感与弹性的力量美，环绕连带顿挫分明、肯定果断。此外作品还有飘逸洒脱的一面，如“耳”字的长笔直下，其势迅疾，其意遒劲，如锥画沙。《刘中使帖》与《蔡明远帖》内容虽同属一般书信，但此帖有一种欣慰之情，溢于笔端。《蔡明远帖》之字，锋多敛含，律动缓缓；《刘中使帖》则锋芒耀露，急湍迸流。“耳”字末笔拖长竟占一行，其欣慰之情，借此线条一抒为快。且情无尽，意未完，故其下半篇之字比上半篇更大，如心之舒，而线条更加遒逸联绵。第五行二字相联，六行三字相联，七行四字相联，又似情激不已。董其昌称其“郁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别有异趣”。

邱振中在分析颜真卿《刘中使帖》、《祭侄文稿》和苏轼《黄州寒食诗帖》时，对作品的题材文辞与作品意境阐述：“作品要有意境，从作者的命意、精神状态，到构成作品的各种因素的融合，是不可缺少的前提。线是书法艺术惟一的形式手段，文辞是书法作品的题材（题材的第一层含义），两者都能各自刻画一‘境’。对一件书法作品来说，除线条之‘境’直接诉诸人们感官外，随着人们对文字的辨识，文辞之‘境’总会有意无意浮现于心中，叠加与线条之‘境’上。只有这两‘境’首先达到协调，然后才谈得上‘意’与‘境’的融合：作者主观世界与线条之‘境’和文辞之‘境’的统一。”

书法是线的艺术，题材—文辞所刻画的境界，虽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但由于它与作者情感、作品形式的默契成为构成意境时必不可少的前提，题材—文辞作为联系作者主观世界与形式的媒介，在书法艺术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如《黄州寒食诗帖》、《祭侄稿》、《刘中使帖》，题材—文辞无不与作品所表现的情感密合无间。在这些感人至深的作品中，体现了作者主观世界、题材—文辞、形式三者的契合。

《刘中使帖》流传有绪。据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颜真卿大字《瀛州帖》，为宋宣和御府故物，元初藏张可与家。”又据帖后王芝题跋：1363年（元至正二十三年），王芝曾从张啸江处以陆柬之《兰亭诗》、欧阳询《卜商帖》易得。明代归项元汴“天籁阁”，后辗转落入厂肆。民初归李石曾。帖内钤有“三槐”、“悦生”二半印，“绍兴”、“张晏私印”、“王芝”、“项元汴印”等鉴藏印。后有元代王英孙、鲜于枢、张彦清、白湛渊、田师孟及明文衡山（文徵明）、董思白（董其昌）等题识。明《戏鸿堂》帖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