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通常是指对以图书、报刊、音像、电子、网络等媒体承载的内容进行编辑、复制（包括印刷、复制等）、发行（或网络传播）的从业人员。

不同类别的出版人有不同的追求，形成不同的风格和面目。这些现象形成的原因有个人方面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体制和管理方面的原因。

引领市场型出版人

他们专门以策划畅销书为业，而且已经在业内形成影响。他们在图书市场呼风唤雨，左右着畅销书的出版形势。白冰、金丽红、黎波、邓永标、安波舜等人应属此类人物。一方面他们专门出名人书，另一方面名人指名道姓要他们为自己出书。他们是出版界的英雄，是值得出版界学习的楷模。一些出版人专门盯着他们的动向，以便克隆他们的创意。但是他们面对的市场压力也比较大，要求每本书都成为畅销书，是十分不易的，必须时时保持对市场的高度关注。他们不靠关系和垄断吃饭，没有安闲的时候。现在的畅销书也不一定就能挣钱，宣传推广费用很高，加上盗版的影响，使得有些畅销书并不挣钱。这些都对畅销书出版人构成很大压力。

教辅发家型出版人

这些人专门以策划出版教材教辅为业，他们往往获益很多，是出版社的顶梁柱，被提拔成为出版社的领导。他们往往是为制造库存的出版人和获奖出版人提供资金的人。古今中外一些实力较强的出版社无一不是靠教材教辅出版发家的。他们与教材教辅管理的政府各部门之间保持很好的关系，对于通过什么关系发行什么样的教材教辅更是十分精通。

嗜好评奖型出版人

这些人专门或主要以出版获得各种奖项的图书为己任。他们不用考虑书出版后会不会卖掉，只要能评上奖，就万事大吉。加上出版社的上级部门以获奖书多少考察出版社负责人的业绩，所以出版社的负责人也愿意出版获奖图书。他们深深懂得各种奖项的操作规则，价值取向，专门策划相关图书。由于过去评奖偏重于大部头的图书，所以评奖图书投入一般较大，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甚至二三百万的都不稀奇。这些出版人得奖后，工资可以提高，职称可以顺利评上，真是春风得意。但是这些人往往为同事诟病，他们往往也是制造大量库存的人。

学术绅士型出版人

这些人专以出版学术著作为己任，认为出版大众化图书有损自己的学术品位。他们决不乱出书，出版的图书大多能保本微利，他们也是十分可敬的出版人，虽然没有给出版社挣到多少钱，但对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贡献良多。他们往往比较敬业，对专业了解很多，自己往往也是这方面的研究人员，甚至是专家。他们有很高的文化追求，有自己明确的文化和图书定位。但是出版社只靠这些人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理论研究型出版人

这些人一方面在出版社做编辑，另一方面对涉及的出版界的理论问题有浓厚的研究兴趣，能经常在报刊上见到他们的文章。他们往往超脱了本单位和地域观念的束缚，看问题往往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关注点较高，研究的问题也不局限在一社一地，而是着眼全国的出版问题。这些人未必能策划出好书，但对理论问题的认识较为深刻。大学和科研机构里的出版专业的研究人员和部分出版社内的研究人员，都应该属于此类出版人。

制造库存型出版人

出版社有一些教材或其他高额收入作支撑。他们往往喜欢大书套书，成规模，摆起来气派、好看。选题大得让人害怕，这些人可谓有气魄，但造成海量库存，给出版界贻害无穷。据调查，某家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名下库存图书码洋高达几千万。

模仿跟风型出版人

这些人专以出版跟风图书或盗版为业。国有和民营出版业都有这样的人。他们不下功夫搞市场调查，专门靠寄生过日子。谁的书畅销了，马上模仿炮制一本类似的书，不仅书名相近，就连封面、版式设计都如出一辙，在市场上鱼目混珠。有的干脆就直接盗版。他们还出版伪书，假冒国外名牌出版社或著名作者，胡乱拼凑一些书稿，蒙混上市，欺骗读者。为了挣钱不择手段，什么事都敢干。

专挖墙脚型出版人

这些人策划编辑图书不是为了学术，也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自己，或为自己出名，或为了自己挣钱，而不管出版社赔了多少钱。这些人整日挖空心思研究出版社的管理漏洞，利用这些漏洞赚钱，甚至勾结社外人员从出版社捞钱。他们往往巧舌如簧，能把稻草说成金条，使出版社领导心动，成全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时靠出版社的钱财和作者进行交换，自己从作者那里得到好处。

无欲无求型出版人

这些人虽然在出版社内，整日碌碌无为，不思进取，混天熬日月。不少人是因为出版业收入较高，通过各种关系进来的，对出版业很难谈得上什么感情，更不要说热爱了。编辑的图书既无市场价值，也无学术价值，两边靠不上。自己也不研究业务。虽然他们事业平平，但一般也不研究如何坑害出版社。

以邹韬奋名字命名的中国韬奋出版奖已经成为出版界的最高个人荣誉奖。这个奖项要求参评者德绩双馨，人品文品俱佳，正是对邹韬奋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体现了出版人的境界。

首先需有创造性。邹韬奋说：“历史既不是重复，供应各时代精神需要的精神食粮，当然也不该重复。”因此，他主张，刊物“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就是“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还是以《生活》周刊为例，原是职业教育社办的一个小刊物，职工只有两三人，单页八开，发行量也不足三千份，并且相当一部分是赠阅的。邹韬奋接办后，进行了大胆改造，在格式上“独出心裁”，在内容上“力求精警”，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关注大众所关注的事情，得到普通大众读者的喜爱，发行量急剧飙升。对于精短的评论，邹韬奋最费心，也最用心，效果十分明显，他说，“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他的努力，使刊物越来越有个性，也越来越在如林的报刊中赢得先机。1928年，他将稿费提高了三倍以上，目的“也是本刊努力增进‘质’的方面的一端”。

其次是责任感。在长期的实践中，邹韬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刊思想。力求贴近生活现实，密切联系群众，忠实反映民众和青年的心声，“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目的。”为更好地体现这一思想，他在自己主编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等报刊上都设有“读者信箱”专栏，为读者专门解答生活、恋爱、婚姻以及求学、择业等方面的疑难问题，“以极诚恳、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而歌泣，随他们的喜怒而喜怒。”对于大量读者来信，他都“用全副精神答复”，其中一小部分刊登出来。最初是自己亲自回复，后来忙不过来，便专门请几个人做这件事，不论多忙，他都要把每封信从头到尾读一遍，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他自始至终坚持了下来。邹韬奋对社会、对读者负责的精神还体现在对刊物广告的选择上。登什么不登什么，不是用广告商给多少钱来衡量，而是完全看广告内容，内容合适的健康的就登，否则，“虽出重金”也“一概拒绝”。这一点也是值得今天的传媒人和出版人深思的。

第三是敬业精神。邹韬奋曾说：“有志于某种事业者，与其临渊羡鱼，毋宁退而结网，结网无他，即对于某种事业所需要的能力加以充分准备。”他善编，也善写，而且精通编辑出版的每一个环节，从审稿到校对，再到装帧设计，从印制，到发行，再到经营管理，样样在行，正如一位老出版人所说，邹韬奋编辑出版才能之全面、经验之丰富，在近代新闻出版史上鲜有与之比肩者。他当年开办的生活书店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好书皆备，备书皆好”，这是需要以极大的对职业的执着和敬畏为底气的。正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崇高敬业精神和对平民大众的深切关爱，才最终成就了一代杰出出版家的人格风范。

对书要有敬畏之心，对职业要有敬畏之心，或许，这就是现代出版人从前辈邹韬奋身上获取的精神启示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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