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山瘗[yì]窟，俗称摩崖佛龛，位于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市区东侧有凤凰山，古称龙山、和龙山，进山之南沟里走数百米谷底公路右侧有一道峰峦，高约百米，其下为一处坍塌陡坡，陡坡上伸出一面石壁，石壁偏西一侧有瘗窟60个，《朝阳县文化志》载录为72个。

凤凰山瘗窟始于三燕历经隋唐终至辽代以后。

三燕至北魏时期，凤凰山瘗窟东区开凿。

隋唐时期，凤凰山瘗窟东区延续开凿使用。

辽朝时期，上承隋唐开凿西区。

1995至1996年，朝阳市凤凰山旅游局在一些石窟内安放了一批石雕佛像并名之曰“摩崖佛龛”。

凤凰山进山之南沟里走数百米谷底公路右侧有一道峰峦，高约百米，其下为一处坍塌陡坡，陡坡上伸出一面石壁，石壁偏西一侧有瘗窟60个。

凤凰山瘗窟的形制，大体有正方形、长方形和拱洞形三种，以及个别不规则的形状，其中正方形洞窟的尺寸多在60厘米左右，其它洞窟尺寸较正方形窟略有增减。此处石窟因为在山下观察视距较远，加之崖壁斑驳、树木遮掩等因素，从宏观上看并不是很醒目。

凤凰山瘗窟不仅构成数量多，而且其它情况也十分特殊。如六七十个洞窟攒簇在一起，整体建筑面积仅为1200平方米；再如瘗窟所在石壁也不很平整且裂隙较多，其下方地形也非常复杂，以致攀登和作业都十分不便。

据瘗窟在崖壁上的大体位置，可以把凤凰山瘗窟分为东西两区，参考敦煌瘗窟的形制特点——平面近方形覆斗顶洞窟为北周作品、近方形人字披顶洞窟为隋及初唐作品、近方形或纵长方形平顶为盛唐和中唐作品，能推测出凤凰山瘗窟东区主要为北魏前后开凿使用并延续到隋唐，而西区应为盛唐或中唐以后开凿使用。

另据龙门瘗窟的有关晚唐作品空间显著增大几可等屋的情况，推测凤凰山瘗窟应该没有晚唐作品。而相比较于东区，西区瘗窟呈现出的总体特点是数量多、层位清晰。结合《辽史》中契丹建国后对唐文化的全面接受，尤其是对佛教倍加推崇的有关介绍，猜测西区瘗窟乃辽代佛教上承隋唐，于一段时间的歇息后继续龛窟建设而开凿的新工程。

摩崖佛龛下的山坡上采集到的古代绳纹砖标本和灰陶瓦片标本属于三燕、唐和辽，可以证见凤凰山瘗窟的雕凿和使用曾历经了三个时代、时间跨度超过六百年，这与瘗窟的外在形制变化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也恰好形成了一种呼应和吻合。

职工在清理这些石龛时，曾于3个积土较多的龛内发现了红褐色及灰色两种陶盆(有言泥盆)，陶盆直径约30至40公分、高约10公分，这些陶盆皆被放置在龛内的两块青砖之上，盆内有骨殖、两三枚铜钱及杂物。因此断定，此处名之曰佛龛的洞窟正是石窟考古中不常见的类型———瘗窟，《龙城宝笈·概论》名之曰“灵龛”。

三燕龙城、隋唐营州以及辽代兴中府，佛教于朝阳并辽西都曾一度繁荣，是当时北方佛法稍盛之地。隋唐以前，龙城不仅成为佛教由内地向辽东和朝鲜半岛传播重要中转站，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名垂史册的僧人，仅慧皎所著的《高僧传》提及或专门立传的黄龙（今辽宁朝阳）高僧就有25位，例如西入天竺取经的黄龙僧人昙无竭、僧猛、昙朗，如佛学造诣高深的昙顺、昙弘、昙无成、释法度，再如北燕造像艺术家释僧诠等。三燕时期，部分黄龙高僧的去向通过文献可以追踪，及至辽代，和龙山天庆寺个别僧人于《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的碑铭上亦曾留下过历史的痕迹。

凤凰山瘗窟非一般僧侣的埋骨地，应是有名望的高僧或祖师、方丈们的最后安息之所。凤凰山上及山下寺院的和尚们于龙山为圆寂的师父们凿刻了朴素的洞窟，同时也寄托了让这些高僧托体青山并永享后世瞻仰供奉的美好祝愿。这个意义上，跨越数个朝代绵延存续的60个凤凰山瘗窟，可以说是凤凰山或朝阳及辽西地区历史上佛教昌隆的一个佐证。

近年的调查发现，凤凰山瘗窟无论是开凿数量还是建造及使用历史，在全国同类石窟中皆处于靠前的位置。作为一处始于三燕历经隋唐终至辽代以后、时间跨度超过六百年的佛教建筑，其开凿和使用不仅与凤凰山及附近地区史上佛教的发展盛况相伴而生，而且其选址还体现了初期设计者在堪舆方面的考量。该瘗窟的调查及发现对于中国佛教历史文化、辽西地方文史及中国古代民俗研究都有一定参考意义和史料价值。

凤凰山瘗窟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区东侧凤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