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自然经济是一种安定自守的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原始农业产生后，自然经济就存在了。主要由自耕农经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封闭性、狭隘性、保守性、自给自足、对外界依赖性较小。

1、四五千年前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黄河中游地域）——农耕文明

屈家岭文化（长江中下游）、河姆渡文化（钱塘江流域）——农耕文明

《论语·宪政》：“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史记·周本纪》：“务耕种。行地宜，……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徒而保归焉。周道 之肖，自此始”。

2、三代时期

《诗经·豳风·七月》：“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

《帝王世纪·击壤之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3、春秋战国时期

齐管仲、魏李悝、秦商鞅 政治经济制度改革——促进农耕经济

4、中心转移

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江南地区

黄河流域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长期以来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随着各种条件 的变化，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一）唐中期之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魏晋以来，随着大批中原人口的南迁，江南得到开发。

第一，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土层较适宜于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耕作，所以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的水平，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第二，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中国的农耕区，逐渐有了向土壤肥沃的长江流域扩展的能力。

第三，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为中国农耕区向南部转移提供了有利社会条件。

第四，魏晋南北朝，北方边患丛生，战乱频繁，使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逃避战火，纷纷南下，寻找新的安身之地，他们的迁徒，给南方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文化观念，再加上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长江流域很快就显示出发展农耕经济的潜力。

（二）唐安史之乱之后，北方为藩镇所控制，赋税不入中央，江淮地区逐渐成为重要的经济区。

隋唐有谚语为证：“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都证明了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事实。“东南财赋”与“西北兵甲”共同构成了唐以后历代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格局。

（三）宋代以来，南方已取代北方成为经济中心。

从柳永《望海潮》词可见宋代江南繁荣之一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

（一）世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垒与融合从公元前3000千年开始，一直到公元15、16世纪止，人类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都是在这两大世界的对立之中过来的，也就是说，在15世纪这个世界重要的分水岭到来之前，人类的文明主要就是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冲突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与融合，不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同时也构成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二）中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对垒与融合的特点。

1．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侵扰和农耕民族的防守

世界文明的演变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着自己的特点。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中国北部和西北部以游牧经济为主，而其他地区则以农耕经济为主。东北和西北的游牧民族体魄健壮，勇猛善战，依靠放牧为生，加之地理环境的恶劣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他们经常南下掠夺。东汉、魏晋时期，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不断内迁。内迁的少数民族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历史上称他们为“五胡”。此时，少数民族迁移到中原定居的达几百万人。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强悍，他们在入主中原之后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汉族的先进文化，成为农耕民族的一个成员，共同参与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和壮大。这一点和西方文明的发展是不一样的。

2．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

我们仅仅看到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征服中原显然也是片面的。我们也应当看到，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战争与争锋，客观上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争锋从根本上讲是不同于外族的侵略。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垒，往往以迁徙，聚合，和亲为结局。比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汉唐时期开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可以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精妙结晶。再比如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通婚，促进了西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再比如十七世纪以来满族建立了疆域空前辽阔的大清帝国。满族统治中国近300年，八旗驻防全国各地，满族人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遍播海内。满族男人留发梳辫，穿马蹄袖袍，系腰带。随着满族统治的巩固与拓展，其文化习俗也影响到全国，男人的服饰，并留长辫子。满族妇女头顶盘髻，穿宽大直筒旗袍。于是各族妇女都穿旗袍。今天，旗袍已经成为典型的东方妇女服饰，具有世界影响。

此外，中国的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乃至政治制度，生产方式无一例外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如果细作考证，你就会发现文化互补和民族融合的痕迹（教材118页）。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历经数千年的相互融合，互为补充，汇成气象恢弘的中华文化。

农耕自然经济下的多元化经济成分

中国农耕文明以农耕经济为主体，但并非只有农耕经济一种成分。而是农耕经济和多元化经济成份并存。但中国的商业、手工业在西汉前期的发展，以及汉武帝的盐铁官营等官方垄断重要商品的制度，使得商业被完全束缚在封建政府的肌体之上，因而形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商业运作模式。中国古代的经济状况有如下特点：（一）自然经济占主体，小农经济力量突出。

（二）西汉以前商品经济发达，但汉武帝实行主要的商品国家垄断之后，商品经济失去了它的个性，难以起到解体自然经济的作用。

（三）国家对土地等主要经济成分控制能力很大。

（四）伴随着政治的治乱，经济显示出突出的周期性破坏与复苏的循环。

（五）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统治地位。

（一）和平而非殖民的贸易形式。海洋事业的开拓，是促进欧洲文明特别是近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有力杠杆，但是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内向型文化，缺乏开拓海洋事业的进取精神，因此，虽然中华民族早就有了出色的航海能力，但并没有形成一种拓展海外市场并进行殖民的机制，而是满足于这种内敛性的贸易架构。但它主要是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而存在着。

（二）朝贡贸易体制下的一种自足自大的心态。

稳定的农业经济和较少变化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古代的帝王们陶醉于万物皆备的理念之中，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与海外的经济交往，应当建立在“宾服贡献”的基础上。互市在政治上的意义远远大于经济上的意义。

（三）海外贸易服从于政治而不是政治为贸易开道。

中国自古以来不乏海外贸易，但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利益，在以形式上的政治服从为前提的朝贡贸易体制之下。

中国古代也有为数不多的海洋贸易，但在海外经济往来中，主要是一种“赐”、“贡”的贸易形式，属内敛型的海洋贸易，比如明朝郑和七下西洋，船队满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中国特产，到外国后，都是把这些特产“赐”给当地的国王，同时接受该国的所谓“贡品”，比如象牙、香料、珊瑚、珠宝等特产，并不计较经济得失，属于一种“货换货，二头乐”的友好交往，其政治上互相往来的意义远比经济上的意义重大。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代，东海沿海私人海上贸易有了一定发展，但私人的海洋商业受到了政府的限制和歧视，因此其规模较小，没有形成气候。这种状况是中国农耕经济内向型文化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