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的源起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赵沛霖《兴的源起》是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赵沛霖。
内容提要
赵沛霖首先指出:“兴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超现实的先验性模式,而是诗歌艺术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就不是以传统的静态的眼光,而是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了。作者紧紧抓住兴“先言他物”的特点,从追究“他物”的起源入手,对《诗经》和逸诗中的大量原始兴象,从题材上分为鸟、鱼、树木和虚拟动物四个方面,对其具体起源内容和途径一一探幽发微。揭示出鸟类兴象起源与鸟图腾崇拜之间、鱼类兴象起源与生殖崇拜之间、树木兴象起源与社树崇拜之间、虚拟动物兴象起源与祥瑞观念之间的联系。然后运用宗教学、神话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从大文化的角度,多层次地综合考察,从原始宗教赋予自然物象以超现实的观念内容,到这物象与观念内容之间出现习惯性联想,再到这种习惯性联想运用于诗中而有了原始兴象的出现,直至原始兴象逐渐在历史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观念内容而外化为一般的规范化的兴的形式,一步步揭示出原始宗教观念如何造就了习惯性联想而又如蝉之蜕皮一般从中褪出,只留下那抽象的外壳,演变为兴的艺术形式。
绪论
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比兴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不外从以下几种角度进行:诗歌艺术方法,诗歌艺术形象构成,形象思维,修辞手法。而从发生学的观点研究兴的起源却始终无人问津。这个学术空白的出现和长期存在,或许是以孤立静止的观点观察兴的结果。有鉴于此,《兴的源起》试图从发展的观点,将兴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它起源的那个时代的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边缘”角度予以考察,以揭示那属于艺术审关和形式范畴的兴在起源时的特殊本质、形成过程,以及它的产生给诗歌艺术发展所带来的根本变化。
比兴,特别是兴,对于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诗歌有其固有的本质特征。除了音韵、节奏等形式要素之外,诗歌还特别要求把主观思想感情客观化、物象化,使主观思想感情与想象、理解相融和,从而塑造出主客观统一、物我相谐、情景相生的诗歌艺术形象。兴正是在诗歌艺术的这种内在规律上体现了我国诗歌艺术的本质要求,集中了我国诗歌艺术的重要美学特征。但是,作为诗歌艺术反映现实的手段,作为诗歌形象化的艺术概括方法的兴(与比、赋结合使用)却不是与诗歌生与俱来的。兴的形式和方法既不是超现实的先验性的结构,也不是人类理智随意制造出来的结果。列宁指出,科学方法不是人的用具,而是自然界和人的规律性的表现。同样,兴的形式和方法也是如此。它是诗歌艺术自身规律发展的必然,是人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对于这一规律不断认识的结果。所以,诗歌的历史长于兴的历史,兴是诗歌历史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显然,这个阶段是属于诗歌历史的早期发展阶段。兴产生之前,诗歌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发展过程。那个时期的诗歌形态极其简单:“最原始的歌唱中的歌词常常是同一呼声或同一言辞的重复。”(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l91页)“最低级文明的抒情诗,是以音乐的性质为主,而诗的意义不过是次要的东西而已。”(格罗塞《艺术的起源》,226页)诗歌脱离这种简单的原始状态,成为真正的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严格说来,这个过程是从兴产生以后才正式开始的。兴出现以后,客观物象与主观感情被集于一首诗中,欲言情而先及物,从而改变了那种同一言辞无限重复的简单的抒情方式。诗歌就这样走上了把主观思想感情客观化、物象化的物我统一、情景结合的道路,并逐渐形成了含蓄隽永的品格,异备了诗歌艺术所特有的审美特征——诗味。兴的产生给诗歌艺术带来了重大的质的变化,对它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成了我国诗歌艺术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飞跃。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既是要咏其“所咏之词”,为什么不去直言,却偏要绕弯子来“先言他物”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是从诗歌的艺术特征和艺术方法去理解。用“他物”起兴,或作为开头称韵,或作为环境景物,或用以“托事于物”,或用以“体物写志”,它们在诗中所起的作用都是审美的,艺术的,从而使诗歌更富于美学意义,更加符合诗歌艺术的本质要求。这样理解兴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在古今的大量诗歌中,以“他物”起兴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丝毫也不值得奇怪。但是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这种现象的起源,那就完全不同了。在初民“聚生群处”不得不食“果蓏蚌蛤”的远古时代,在文明水平发展极低的社会条件下,无论从审美对象还是从审美主体的实际发展来看,人们绝不会也不可能去追求和欣赏那种形象和形式的美。民族学的材料证明,原始氏族的构图和结构能力还处于萌芽阶段,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在一幅图画里把不同的事物的关系表现清楚,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同样,把作为客观物象的“他物”与主观情怀即“所咏之词”放在一首诗中,那也是很难想象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用“他物”来开头呢?研究兴的起源,实质上就是研究那富于审美意义的“他物”的起源。如果我们把美看成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话,那么,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具有审美意义的“他物”的前身的历史性质:那富于审美意义的“他物”的前身是什么?与“所咏之词”是什么关系?性质怎样?等等。
如前所说,诗歌艺术要求把主观思想感情客观化、物象化,同时与想象和理解相融和来塑造诗歌艺术形象,所以研究那具有审美意义的“他物”的起源,正是揭示主观思想感情客观化、物象化以形成诗歌艺术形象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是理解诗歌艺术本质的十分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在人们的审美意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前,人们根本不会把“他物”作为审美对象在诗中咏唱,所以原始诗歌一无例外地都没有什么景物(即外物)描写。这是因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马恩选集》第1卷35页)这时,人们还不能把自己与客观世界分别开来而达到自我意识,“没有什么事物是为他而存在的”(黑格尔《美学》第2卷22页),因而也就谈不上对外物采取审美观照态度,当然更不可能有所谓美的“他物”可以援引入诗。由这样的蒙昧状态发展到把客观世界作为“观照的对象”,并把它作为“他物”援引入诗,显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这个过程与美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所以,作为艺术史重要一章的兴的起源的问题,同时也是美学和美学史研究的新课题。
既然人们把客观物象作为“他物”援引入诗最初不是出于审美动机,那末是不是出于实用动机呢?有人认为兴起源于劳动,并以劳动歌的即兴部分和固定部分来分别解释“他物”与“所咏之词”。诚然,劳动对于兴的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但不能因此便认为兴起源于劳动;如果以劳动实践是人类一切精神文明和文化成果的基础和前提来肯定兴是它的直接产物,当然也失之于简单化,而无益于我们课题的研究。兴起源于劳动说不能成立,这一点暂且不必从理论上去论证,只要看一看以下事实就清楚了:<诗经>中凡以鸟类为“他物”起兴的诗,其“所咏之词”多为怀念祖先和父母;以鱼类为“他物”起兴的诗,其“所咏之词”多为爱情和婚媾。如果说兴在起源上只是就劳动之所见随意援物入诗,而没有其他内在的原因,那末,这样广泛的一致性又如何解释呢?
事实上,人们最初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不过这种宗教不是阶级社会的人为宗教,而是产生于原始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原始宗教。原始宗教往往由于作为生产劳动的必要补充,具有一定的生存斗争的意义,而使它与实用动机和审美动机的萌芽之间具有某些复杂的联系。所以,从总的根源上看,兴的起源植根于原始宗教生活的土壤中,它的产生以对客观世界的神化为基础和前提,它经历了个别的具体的原始兴象和作为一般的规范化的艺术形式的兴这样两个发展阶段。所谓原始兴象是被神化了的因而具有一定观念内涵的物象被援引入诗的结果,它完全以其宗教性质和意义为本质;从心理过程来看,它是观念内容与物象之间的一种联想。而作为一般的规范化的艺术形式的兴,则是在众多的原始兴象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这些原始兴象由于历史的发展而丧失了其原有的观念内容而逐渐演化成的形式(即以“他物”来引起“所咏之词”)。黑格尔指出,“只有艺术才是最早的对宗教观念的形象翻译”(《美学》第2卷24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兴也是这种“形象翻译”的一种特殊方式。《兴的源起》将通过多种具体的原始兴象的产生,来证明兴起源的宗教根源,这必然会在相当广泛和深刻的程度上,涉及到诗歌艺术和审美观念的发展与原始宗教的关系,从而使宗教在诗歌艺术和审美观念的早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性质和意义,从我国诗歌艺术发展的实际中得到直接的具体阐明。
在上古诗歌创作中,用以起兴的物象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唐皎然《诗式》)举诸日月、山河、草木、鸟兽以及柴薪、车舟、服饰、器物等,无不可取以为兴。这众多的物象,对于兴起源的研究来说,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有的兴象仍保留着某些原始形态和特征,它们可以说是“第一代”的兴象,兴起源的宗教痕迹在它们身上仍隐约可见。这样的兴象具有兴的起源的性质和意义。另有一些兴象则不然,它们是后起的,非原始的,它们被用以起兴,那是运用已经成熟的比兴方法去进行诗歌创作——无论是自觉的创作还是非自觉的创作——的结果。这样的兴象不具有起源的性质和意义。我们研究兴的起源,当然只能根据前者,而不应当根据后者。用以充当原始兴象的物象,都是那些基元物象,如某些动物、植物和那些具有神话意义的物象。
“三百篇”和逸诗中的原始兴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以鸟兽为“他物”起兴的,如《邶·燕燕》、《卫·有狐》等。其中鸟类多于兽类。
二、以草木为“他物”起兴的,如《唐·杖杜》、《郑·野有蔓草》等。其中树木多于花草。
三、以鱼类为“他物”起兴的,如《齐·敝笱》、《陈·衡门》等。
四、以虚拟动物(也叫神话动物)为“他物”起兴的,如《周南·麟之趾》、《大雅·卷阿》(后四章)等。虚拟动物是初民在宗教观念支配下想象中的产物,实际并不存在,如龙、凤、麟等。这类兴象与以普通鸟兽起兴的那一类,在性质上各不相同,自应另列一类。
根据现存诗歌中的原始兴象的情况,我们研究兴的起源。可以分成这样四个方面;
1.鸟类兴象的起源,2.鱼类兴象的起源,3.树木兴象的起源,4.虚拟动物兴象的起源。以上四类兴象虽然有着共同的宗教根源,但是在起源的具休内容和途径上彼此又有不同。我们在对这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考察的基础上,来论证兴的一般的规范化的形式如何由这些原始兴象演化和积淀而来,并进而论证兴的本质、性质、兴起源的时间和意义,以及其他有关问题。
有人认为原始宗教在诗歌艺术的早期发展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似乎违背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木原理,实际不然:“那些表明艺术往往是在宗教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事实,一点也不能破坏唯物史观的正确性”,因为“如果原始宗教具有社会发展因素的意义,那末这种意义完全植根在经济之中”(普列汉诺夫《论艺术》105页)。兴起源于宗教观念和宗教意识的认识,不过是这个原理的具体化而已。
早期的诗歌艺术发展与宗教的关系本是相当密切的。诗歌艺术的成熟,意外地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由于文明的发展和政治经济的影响,使兴与产生它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原始性质,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以致我们提到兴,提到诗歌艺术,反而觉得它与宗教风马牛不相及。
在各种艺术中,诗歌艺术的起源及其初期形态的研究,比起其他艺术门类如绘画、雕塑等的研究,其进展程度更为缓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材料缺乏。原始诗歌靠口耳相传,大都散逸无踪,无从追索,以致艺术史工作者不得不去考察“社会的化石”即现代残存的原始部族的诗歌,去以今证古进行类比。这些活的材料对于诗歌艺术起源和早期诗歌的研究,具有充分的意义和价值。但是,类比终究是类比,“社会的化石”与我们的研究对象毕竟是隔着一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客观地揭示出兴起源的真实过程,揭示出宗教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那么,我们总算用现存文献资料中最为接近原始形态的东西,证明了诗歌艺术早期发展阶段的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窥测初民诗歌面貌的某些侧面和特征。这或许可以成为探索诗歌艺术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一条比较直接的途径。把这种途径与其他途径(如以今证古的类比等)结合起来,也许会有助于诗歌艺术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
关于宗教在诗歌的起源和初期发展阶段中的作用,关于它在美的起源和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关于艺术活动与人类审美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等这些艺术理论和艺术史中的重要问题,早就引起了很多艺术理论家、人类学家的注意,并做了大量有益的研究。他们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宗教对于艺术和美的起源与发展的意义,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在他们那里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而且他们的认识也并不完全一致。我们研究兴的起源,揭示兴起源的宗教根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对于上述问题的继续探索。
现代西方有一种研究古代诗歌的帕利——劳德理论,由帕利(MilmanParr)和劳德(AlbertB·lord)两位学者创立。这种理论认为口头文学的重要特点是大量运用“现成词组”和“现成思路”。“现成词组”指的是一个或数个组织在一起的词汇,在许多诗篇或同一首诗中反复出现,意思基本相同“现成思路”指的是诗中经常出现的某些景物带来的联想,这些景物是象征性的,歌者借助于习惯和联想,用这种景物引出某种固定的情绪。目前,这种理论广泛流行于西方一些国家。美国学者王靖献的《钟鼓》(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是运用这种理论研究我国《诗经》的一部著作。他认为应当把兴与“现成思路”联系起来研究,指出:兴是借助于习惯,以某个象征性景物引起听众联想和共鸣的手法。他把比兴与“现成思路”联系起来,指出某些兴象与观念的联系,这在比兴研究中是别开生面的。但是“现成思路”所反映的习惯性联想,绝不是偶然形成的。揭示这种象征和联想的本质及其根源,是一个更为值得探讨的问题。“使用象征的确在若干意识形态的历史上起着不小的作用。因此,必须部分地在使用象征中去寻找意识形态的解释。”(普列汉诺夫《论艺术》142页)黑格尔说得更加精辟和深刻:“象征的各种形式都起源于全民族的宗教的世界观。”(《美学》第1卷29页)
在我国自从《周礼·春官》总结了诗的“六诗”,提出了“兴”的概念以后,兴的研究历代不乏其人。关于兴的定义多得几乎不可胜数,其中自不乏真知灼见,揭示出兴的某些本质特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研究多是从孤立静止的观点出发,而未能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去考察,因此,也就不可能提出兴的起源的问题。近人闻一多、朱自清开始触及这一问题。闻氏在《说鱼》(见《神话与诗》)一文中曾指出:兴与隐语有着渊源关系,它带着伪装和秘密活动,并具有预言的神秘性。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一书中,说他研究比兴“只是从毛诗下手,没有追溯到最早的源头;文中解释赋比兴的本义,也只以关切毛诗为主”。朱氏的研究,实际上反映了历史上比兴研究的一般情况,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是,朱氏明确地提出了兴的起源的问题,指出兴有其“最早的源头”,这对于兴的认识无疑是大大地深入了一步。可是,他只是提出了起源问题,却没有去“追溯”,这是非常可惜的。全国解放以后,比兴的研究有了新的突出的进展,但兴的起源问题,却未能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研究工作显得非常冷落。据笔者所知,到目前为止仅有一篇文章正式论述了这个问题(即张朝珂:《诗经诗的“兴”及其起源》,《文学遗产》增刊第2辑)。不过,这篇文章以从诗的形式和结构上论证兴的出现为其主旨,而不是从兴的本质去立论,同时,它也不以揭示兴产生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为其目的。这样,作者从形式和结构上论证兴的产生的预期目的或许达到了,但是,实际上却远远没能解决兴的起源这一重要课题。
此外,台湾学者陈世骧在《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一文中指出:“为了要真正地欣赏诗经原素,我们不妨以原始社会为依据,不必处处拘泥于周代的社会史实。再看,诗中所提到的自然景物和人造器具一定也都沾染着传统意念的色彩,这是原始视界顺理成章转化为诗材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诗经》中的某些篇章有着原始社会的时代背景,二、有些物象保留有“传统意念的色彩”。将这两点结合起来可以看出,所谓“传统意念”显然是指原始社会的某些观念意识。这样,实际上他象闻一多先生一样,也发现了在兴起源的过程中作为“他物”的某些物象的观念内涵。
最新修订时间:2024-11-07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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