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画派”，是中国画艺术流派之一。主要指沈阳美院一批以人物画为主的画家群体。

关东画派，他们的作品主题鲜明，色彩浓烈，在当时美术界形成很大影响，其特色是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历史，坚持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手法。一九五七年王盛烈创作的著名作品《八女投江》是该画派的代表作。关东画派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在全国诞生的第一个画派。 还举办“关东画派中国画人物画大展”，汇集“关东画派”老中青三代九十四件代表作，还有陈敬友等知名画家的作品。

“关东画派”的基本概念，是上个世纪的1961年在东北三省省委宣传部和三省文联在长春市召开的“东北三省美术家代表会议”和“第二届东北三省美术作品展”上，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同志首先提出。

关东画派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人为炒作而成的，它有着历史的原因与现实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中国绘画就画派而言，远在五代至宋就出现了以荆浩、关仝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创造出大山大水式的构图，善于描写雄伟壮美的北方全景式山水；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山水画派善于表现平淡天真的江南风景，尤能体现风雨阴晦的变化；荆、关、董、巨开创了中国画画派的先河。到明代已经是风格多样，流派众多——前期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以吴伟为首的“江夏派”；中期重视文学修养的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派”；后期以董其昌、顾正谊为代表的“华亭派”，还有“苏松派”、“云间派”、“武林派”、“嘉兴派”、高古变异派等等。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比较长，造成了文化艺术思潮的保守、封闭、狭隘。文入画的审美观统治画坛，脱离现实生活，以仿古为时尚，强调清淡孤冷，得意忘形的意趣，并以“南北宗”之分来宗南贬北，竭力抬高文入画的地位，攻击北宗山水画；再者，画派多以山水为主，人物画衰落，所谓有影响的人物画只能去庙堂里拜访神仙；综观历史，大多画派都在江南一带，黄河以北有影响的画家少见，塞外关东更是凤毛麟角。这种状态在“五四运动”以前基本上没有改变。

塞北关东大地虽然有肥美的松辽平原、高高的兴安岭、绵延的长白山，物产丰富，但长期以来不处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的中国画艺术也被边缘化，没有自己的艺术流派抑或是闻名遐迩的本土画家。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关东大地中国画艺术的振兴有了希望。准确地说，关东画派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在全国诞生的第一个画派。

关东画派的根是延安鲁艺。关东画派是在延安孕育成长的。延安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目标的革命根据地，是新中国的希望所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亲自创建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并于1942年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明了中国革命文艺前进的方向。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1945年鲁艺师生开赴东北老解放区，他们在佳木斯、哈尔滨、沈阳创建东北鲁艺，深入工厂、农村，实践着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并为革命战争培养了大批年轻的革命文艺战士，这部分青年就是关东画派的火种，是关东画派的根。

关东画派在五六十年代的辉煌成果，大多是鲁艺师生创造的——王盛烈先生的《八女投江》、王绪阳先生的《黄巢起义军入长安》、贲庆余先生的《瓦岗军开仓分粮》、许勇先生的《戚继光平倭》、赵华胜先生的《电缆工人攻尖端》等。一大批反映重大历史题材，歌颂劳动人民斗争生活的中国画人物画精品，在全国产生强烈的反响。

1961年东北三省美术家会议上，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同志首先提出建立“关东画派”，“要敢于画大画，画重大题材的画，要有豪迈的关东画风为自己的特点，画出关东特色。”宋振庭是有远见的，说出了东北画家的心声，也言中了关东画派的风貌。50年代到60年代初正是关东画派的辉煌时期。

关东画派的画家首先是有一种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要画重大题材，画面形式与内容要能被普通劳动人民接受。王盛烈先生的《八女投江》就是这样一幅被大家同声赞誉的艺术精品。它以群像的构图，形象地再现了为掩护主力部队，孤军奋战到最后的八位女战士的英雄形象。题材重大，表现完美，笔墨融进新的内容，充分表达了新的意境。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开启了中国画新人物画的创作道路。关东画家表现手法的写实性、表现题材、使命感及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是相统一的。艺术家的得意不忘形，是我们与历史上文入画家的区别。“似与不似之间”是一种美学观，多用于写意画，但不是绝对的美学观，不能成为衡量中国画的唯一标准。要有使命感，要为工农兵服务就要有真情。王盛烈先生说：“现实主义是艺术家对社会的一种真诚，是基于对真理的理解和把握的坚定性，是对人类美好愿望的自觉表露，是艺术家的良知在行为上的实践。”

关东画派的画家成长在北方，没有那么多传统文化的束缚。“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最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在学校里，画家们受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影响，从写生入手，进行系统的人物造型训练，在创作中注意深入生活，重视构思、构图，画面的人物都有现实生活的原型，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不为笔墨而笔墨、不追求得意忘形。王盛烈先生说：“笔墨是方法，是一种艺术表现，既然是‘应物象形’，那就必然是‘应物’而产生的一种相应的表现手法的笔墨，一方面要承认笔墨的重要性，一方面又不要被笔墨吓倒。承认笔墨有个性、时代性，就要承认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用旧文入画的审美趣味来衡量今天画家反映今天事物的笔墨的美学价值，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为追求形象的具体、真实生动，常常采用光影素描方法，这样必然使画面严谨而无逸笔草草的帅气。所以站在传统文入画的角度看关东画派，就是傻大黑粗。但关东画家并没有拒绝对中国画传统的学习，鲁迅美术学院曾多次派骨干教师去南方进修学习中国画传统理论与技法。五六十年代王绪阳先生去江苏中国画院、许勇先生去浙江美术学院、孙恩同先生去江苏画院。在这之前还引进了北京、南方的中国画名家落户鲁迅美术学院任教，如赵梦珠、钟质夫、季观之、晏少翔、郭西河等。这一切措施证明了关东画派重视对中国画优秀传统的吸收，但这一切必须服务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创作原则，必须有利于塑造生动的艺术形象。

总结20世纪中国传统绘画的成就，被普遍认同的大师必然要提到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他们在文化底蕴、理论修养、诗、书、画、印等诸多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但他们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让这些大师画大画，刻画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肯定会力不从心。以黄宾虹为例，一生画小画，不必画素描稿子， 随心所欲、逸笔草草，干、湿、浓、淡，疏疏密密，干裂秋风，润含春雨，笔墨生动，耐人寻味，他追求的是一种作画心态，是绘画的过程，是一个天人合一、畅性而为、得意而忘形、传达“心象”的境界。善于画大画，刻画形象为己任的关东画家们如能达到黄宾虹的这种境界、技巧、过程、状态，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只能将其作为追求的目标。

关东画派走过了一个多变的历程，它经历了建国前的孕育、建国后的百业待兴、50、60年代的辉煌、70年代的冷落、改革开放80年代的苏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90年代的振兴，一直到21世纪又迎来了重新举旗亮牌、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关东中国画人物画展，关东画派革故鼎新迎来了一个大的跨越。

2005年5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关东中国画人物画大展”，从筹备到展出历时三年，成果丰硕，反响强烈，只有通过大兵团作战，才能总结出我们的历史经验。这次晋京展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概括起来有三条：其一，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艺术的人民性原则；其二，要提高艺术品位，必须认真学习中国画的笔墨传统；其三，画家要有自己的艺术个性，要尊重艺术个性。

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三十年发展过程，我国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旧貌换新颜，我们的观念要与时俱进。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的经验应该有新的突破，努力抓住新的时代精神，反映新的社会生活，满足人们对中国画艺术样式的多种需要。科教兴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的发展战略，同时也是艺术表现的主旋律，创新型人物是我们作品的主要表现对象，表现的不只是人的淳朴，更要有人的智慧和创造性。我们的审美观也要从过去的兴趣中拓展开来，对现代世界人们创造的一切美的形式都要加以研究，不能以阶级斗争的观念加以简单的否定。我们既然喜欢使用数字化时代的产品，也应该研究数字化时代新出现的一切艺术形式。毕加索所以伟大，是他探讨的艺术样式走在了数字化时代到来之前。

中国画的传统艺术博大精深，中国画家创造的艺术样式令西方艺术家刮目相看。马蒂斯、毕加索这些艺术大师因为受到了东方艺术的启迪，才有了后来的变化。笔墨是中国画遗产中的精华。关东画家必须在保持自己风格的同时，认真地加以学习、掌握，不能把毛笔等同于铅笔，不能把墨等同于木炭条。别人说我们傻大黑粗，我们应自省，尽管古代文入画有消极的成分，但他们创造的艺术语言和技巧是世界水平的。

艺术个性是艺术的生命，关东画派的艺术个性也是关东画家存在的前提。在我们关东画家中也不能相互雷同，每个画家都应有自己的艺术题材、语言、样式和技巧。互相学习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拉开距离，“学我者生，似我者亡”是前辈大师成功的经验，也是对后辈的忠告。这次晋京展，比较60年代，风格各异，样式翻新是我们成功的经验，但就主要的大作品来看还略显不足。关东画派在60年代的辉煌是青年画家创造的，进入2l世纪关东画派新的辉煌，仍旧寄希望于青年画家。

关东画派已经站立在东北大地50个春秋，50年的风风雨雨，没有将它毁灭，相反，它成了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由老一辈关东画家王盛烈先生等人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并正在兴旺发展。尽管关东画家间存在不同意见，尽管有些画家身已不在关东大地，但只要吃过关东母亲的乳汁，就无法否认他姓“关”。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母亲的磁力是永恒的。

忧患意识，爱国情怀

勿忘国耻、居安思危是东北人民在遭受外国列强近百年的欺辱，特别是在日本军国主义近14年的残酷践踏中，逐渐形成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和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在画家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深沉与激奋的情感，一种壮烈与慷慨的气氛，一种率真与博大的胸襟是必然的。爱国是关东画家的精神品格，是美术创作的基础动力。只有爱国，才能画出民族魂魄；只有爱国，才能画出人民的心声，画出为人民所喜欢的精品力作。　关东画派创始人之一的王盛烈先生的开山之作《八女投江》。深刻地描绘了1938年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八位女战士，在转战中被日本侵略者围困在牡丹江乌斯河畔惨烈的战斗场面：有组织地还击掩护，哪怕是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也要把它射入敌人的胸膛，表现出了女战士们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有步骤地协调行动，哪怕是前有大江阻拦，后有敌人追击，宁可集体投入滚滚的江水之中，壮烈殉国，显示出了女战士们的英勇不屈、视死如归和革命到底的顽强精神。江水滔滔，诉不尽中华民族的国难家仇；秋风烈烈，说不完中华优秀儿女的伟大壮举；乌云垂泪，痛吟八位女战士的慷慨悲壮；群峰低沉，默颂英雄人民的伟大气节。画家用他饱受14年日本侵略者摧残的一颗心，对画面倾注了无限的感慨；以饱蘸热血与仇恨的笔，描绘出了八位女战士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再现了历史悲壮的一幕，充分表达了画家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如果说日本武装侵略是政治，那么画家以笔代枪描绘历史，留驻悲惨的教训也是政治；如果我们不讲这个政治，日本军国主义者就会赖帐，甚至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历史”。如果我们不讲这段历史，许多人就不知道今天的安定祥和是先烈们用鲜血、生命和英雄人民前仆后继的奋斗所换来的，就不知道去珍惜它，去爱护它。描绘历史，歌颂人民，揭露敌人是关东画家的历史责任，是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的具体体现。　《八女投江》在1957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美展”和1959年在苏联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上展出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深远的艺术影响，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全面地把中国画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在现代中国美术史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现已八旬的老画家孙恩同先生的《一曼小屋》是这样的作品，贲庆余先生的《瓦岗军开仓分粮》、王绪阳先生的《黄巢起义军入长安》、许勇先生的《郑成功收复台湾》也是这样的作品；后来在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中国画展中，王盛烈创作的《秋雨》、《老将军的规劝》，赵华胜创作的《国难——1931年至1945年的中国》以及温崇圣、吴世龙创作的《掠夺》等许多作品，仍然表达的是同一种情怀，展示的是同一种风格。　东北画家从1956年第一届三省美展到1961年长春第一次美术家代表会议上正式提出“创立关东画派”；从1991年“九一八画展”到2002年“关东画派在鞍山亮牌举旗”，再到2003年长春的第二次聚会所做出的“关东画派中国画人物画作品展”的决定等建国以来十项重大联合美术活动，都有力地显示了关东画派的包容性和独立性，展示了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族美术事业的不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止了关东画家的集体活动，但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创造了发行量最大的“世界之最”，吴云华的《毛主席视察抚顺煤矿》获全国美展一等奖以及许勇等人的《白求恩》获全国连环画一等奖等事实，都充分地揭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忧患的意识使画家们矢志不渝，爱国的情怀使画家信念坚定，现实主义的旗帜指引着画家的正确方向。

追求真实，表现特色

艺术上的一个真理的就是“真”，“真”是真实与真诚，是“五四”以来大师们努力追求的伟大理想。真善美第一位的“真”，是善与美存在的基础，没有真，就没有善与美。艺术上的“真”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反映生活或描绘对象是真实的，二是表达画家的思想感情是真诚的。生活赋予艺术家的深刻感受，由大脑升华为理念，再通过特有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把它描绘出来，让生活中深刻的、生动的、感人的真实变为艺术上的更强烈、更典型、更理想的带普遍性的真实，以其深刻思想内涵向人们传递一种理念，一种力量，一种愉悦或一种启迪，是关东画派的强烈追求，也是特色风格所在。　过去，美术界曾称关东画风是“傻、大、黑、粗”。理论家们曾做过一些正面注释。孙燕说：“傻是质朴相、真实；大是画大画、大主题；黑是指画严肃的题材，层次浑厚，墨色浓重，有力量；粗是风格豪放粗犷、雄浑博大。”贲庆余的解释是：“这是我们对中国画传统模式和观念的一种突破，是敢于改进，敢于创造，敢于革新的代名词，也是一种豪迈激情，一种豁达酣畅的胸怀的艺术体现。”这些正面注释真实地描绘出了关东画风的个性特征，从本质上揭示了关东画派的精神面貌，显然都是非常准确的。但真实的初衷绝不是褒奖，中国画长久以来形成的小桥流水式的观念，对最初的真实、雄浑与博大给予嘲讽是不足为怪的，自然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纠缠它了，历史总会做出公正的结论。在今天，一些人在小利驱使下就投其所好，疏离了一个画家的社会责任，在自我表现变成某些人的艺术观的时候，才真正凸现出东北画家“傻大黑粗”的人格与画品的魅力。出现在关东大地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朴朴实实地为人民做了一生的好事，有人说他傻，可他却要“甘愿做革命的傻子”；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慷慨，也有人说他傻，可他的精神却鼓舞着石油工人“把中国贫油落后的帽子抛到太平洋去了”。关东画派的“傻、大、黑、粗”正是关东人民革命精神、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和共产主义风格的真实写照。关东画派老画家王绪阳先生说得好：“都来表现自我，谁来弘扬民族精神？都往钱看，谁来做奉献……”关东画风之“傻、大、黑、粗”在于表现特色，在于人品与画品的真实与真诚。　关东画派以画大画、画重大题材的画著称于中国画坛，但也并非全部如此。关东画派也有温馨的花鸟画，情趣浪漫的山水画，还有味道浓郁的生活小品及现代形式的仕女画等等，这些画都深深地寄托着关东画家的无限真诚和强烈的爱，同样可以用追求真实、表现地域特色的艺术理念来注释。

继承传统、赋予新意

继承传统、赋予新意是关东画派的一种创造精神，也是关东画派美术作品的一种风格特点。“笔墨”中国画区别于西洋画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有其外在的实用性和内在的特殊的审美意义。就实用性而言，传统画论有“笔以立形质”“墨以分阴阳”。就是说“笔墨”作为一种造形手段，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画家灵活地运用焦、浓、重、淡、清及干湿、黑白、虚实等性能和特点来表现形体结构、质感、量感及表现体形质、阴阳的需要，施以不同的笔墨形式，表现不同物体形象来传达作品的真实内涵。就笔墨的外在特殊性而言，其抽象的美学韵致，独特的宣泄方式，传达着东方特有的审美理念。笔墨有诗一般的节奏、韵味，歌一般的情调、旋律，那激昂澎湃之美，那活泼欢快之美，那感怀忧思之美，还有那悲壮慷慨之美等等，都是其特殊的审美意义所在。但是，它们并不是以孤立的形式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技巧，通过表现形质、阴阳而显示其特征。因此有意识地将两者结合起来，完美地统一起来。创造表达内容的新意境，就能有利地展示出作品的深刻的感染力和独有的笔墨情趣。那些单纯追求笔墨的灵动性，脱离实际地追求审美性，甚至把笔墨过于神秘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王盛烈先生总结多年创作实践，把笔墨的深刻含义概括为六个字，即“笔墨是表现力”，这是对传统的笔墨形式赋予新意的一种创造性的总结，体现了“国画本无法”的理论精髓。在他的作品中所展现的丰富的笔墨语言，使我们看到非工非写的人物画，体现出正气大道，磅礴雄奇的独特的笔墨韵格；情调崇高的山水画，把笔墨的灵动糅入了自然景色的真实与个人情感色彩之中，或明朗俊秀，或深邃空蒙，或清新淡雅，亦或深沉厚重；意韵高洁的花鸟画也展示了一种笔墨临风、尽吐清芬的别致。“笔墨是表现力”还影响着关东画派的其他画家去追求新的笔墨语言形式。赵华胜先生的人物画鸿篇巨制，笔力雄健、墨色苍润，结合结实的造型，给人一种霸气、博大与震撼。　多年来东北的地域文化陶冶着一代又一代画家，更赋予了他们勇于突破、敢于创新的智慧与灵性、气魄和胆略。许勇先生是人物画的大家，也是画马的高手，在马的形象中把笔墨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至。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画马上我无法达到他（徐悲鸿）那样奔赴沙场的悲壮，而我追求的是大漠的剽悍和盛唐的圆实”，一开动物画的笔墨表现新风。黑龙江女画家曹香滨的重彩画具有关东品牌的学术价值，这是她用爱升华艺术人生，长期深入到兴安岭地区，用心灵体验鄂伦春人生态变化进程中的人文内涵，在探索和创新中，以独具特色的艺术语言，表现出了散发浓郁的地域性和充溢着浪漫气息的深邃意境。而另一位黑龙江画家纪连彬则以强烈的主观臆想，其厚重的祥云萦绕着如山而立的人物，气势恢弘，给绘画主题和表现对象以神秘、冥幻的色彩，使人们对东北画家也平添几分神秘感。吉林画家黄秋实先生，面对得天独厚的塞上天池和白山黑水，以朴实无华的笔黑画出了关东山水的魂魄。　关东画家有天生的一股不信邪的劲，他们不仅敢于触摸大题材，创造新理念，更敢于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

勇于探索，开拓创新

如果说王盛烈先生的“对于传统的、现实的、中国、外国的，以我为主，为我所有，发展特色，以今为主，为今所用，表现时代特征”的主张，体现了关东画派一贯的创新理念，那么贲庆余先生的“谁真诚地认识自己民族文化中蕴藏着的伟大潜力，谁就能开启自己艺术思考的无限天地，创造前人未有的东西”的理论，则是关东画家勇于创造奇迹的独有品格。　黑龙江画家于志学先生，面对大、小兴安的松雪峰岭，茫茫广袤的冰雪大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表现欲望，在他看来，如此壮观的地域景色，是关东大地所独有的。高雅纯洁的冰雪世界，蕴涵着中华民族的伟大魂魄，蕴藏着东北人民与大自然搏斗的伟大抗争精神。成功地将其表现出来，不仅有其鲜明的时代意义，而且对于运用中国画这一古老的文明形式开拓新的表现领域具有特殊的价值。于志学先生勇于探索，推出了他的“冰雪山水”，并且把表现关东的冰天雪地扩展到表现珠峰、喜玛拉雅、南极、北极，以及黄山的雾凇等等，开拓了中国画新的表现空间。中国绘画历史上董其昌等人的“南北宗学说”，将中国山水画划分为南北两大派系，南有王、关、董、巨等，主文人画，以“披麻”、“米点”等特殊的技法表现土石结构的南方山水，显示出清淡高雅的独有风韵；北有李、赵、马、夏等，主着色山水，以大、小斧劈之法，表现川、陕、鲁一带风景，体现出厚重结实的强悍力度，唯独不包括关东雪域。在“南北宗学说”出现的400多年后的今天，“冰雪山水”画派，以其酣畅淋漓的笔墨形式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关东冰天雪地的苍凉、冷漠与神奇，不能不令人兴奋。于志学先生勇于探索，其精神与贡献属于他个人也属于关东画派。　探索、创新是关东画派的精神与追求，于志学先生如此，其他画家也以同样的精神在努力求索，拓宽了和外延着关东画派的表现空间和学术含量。吉林省美协主席易洪斌先生把白山黑水的雄浑博大用万马奔腾的雷霆万钧之势跃然纸上，凸现出笔墨地域性的深邃内涵。黑龙江省美协主席卢禹舜先生高古悠长、清新俊秀的山水画，把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渗透到现代山水画作品中去，拉近了原古与现代的时空关?系，?展示了一种“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觉，可谓当代中国画坛的一枝独秀。黑龙江画家贾平西先生，以独到的笔墨在画坛一枝独秀。大面积的浓墨挥洒，结合独特的造型，给人以沉着、坚毅和压抑不住的抗争力，体现一种宁折不弯的品格特性。吉林画家张鸿飞，则以秀美婉约的线条和明丽欢快的色调，表现出深邃博大的主题意境。

坚持标准，追求完美

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是美术作品的至高境界，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历史的淬砺，不论是风雨飘摇，还是大地沉浮，都改变不了真理永恒的尊严。关东画派几代画家经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证明“坚持标准，追求完美”是美术创作的生命线，因此他们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转化为美术创作的原动力和使命感，一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坚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以激情拥抱生活，表现历史，表现现实，歌颂人民，已成为关东画派的优良传统与一贯精神。　赵华胜先生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创作的《白手起家》到本世纪初的“世纪颂·赵华胜美术作品巡展”，震动了全国画坛。展览在广东省各大城市展出时，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看过画展后说，这是艺术家在党的十六大前夕赠送给广东人民的最好礼物，并与画家合影留念。原广东省委书记85岁高龄的任仲夷老先生亲临画展参观，亲笔题词“艺术精品，百观不厌”。全国著名雕塑艺术家潘鹤先生称赵华胜是“稀有动物”，要保护。他为赵华胜这样的画家担忧，不无道理。赵华胜先生心领神会，但早已形成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使他顾不上再去更多地考虑“坚持标准，追求艺术完美”以外的东西，而是继续与众多画家切磋。在“世纪颂·赵华胜美术作品巡展”广州座谈会上，许多全国知名的广东画家如潘嘉俊、汤小铭、罗中海、鸥洋、张绍城、陈永锵、梁照堂、汤集祥、王玉珏、王璜生、伍启中、冯建辛、招炽挺、邓超华、刘斯奋等都一致认为，这个展览代表了当代中国人物画的水平，是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结晶。在当前国际国内文化艺术的大背景中，关东画家还能够根植沃土，情系中华，以一颗赤子之心，始终如一坚持画大画，画主题画，创作精品力作，情怀不变，把握方向，坚持标准，追求完美，充分标识了关东画派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搞艺术需要这样，若不这样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并且还认为坚　持标准，追求完美，对当今中国美术界如何发展民族艺术，如何走出经济大潮的负面困扰，都是一个重要的启示，一个有力的触动。　贲庆余、王绪阳都属于关东画派的元老，都已过七旬进入“从心所欲”之年，他们是关东画派“坚持标准，追求完美”的忠实代表，他们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创作的连环画《我要读书》曾获全国连环画一等奖。虽然不能称之为大题材，但他们却把它当作一部历史画来完成，他们要让一件小作品体现历史的时代的一个缩影。通过母子情、师生爱来体现人类追求知识、自我完善的美好愿望。这部仅有80 　几幅的连环画竟耗费了两位画家的两年时光才完成，可见画家对待创作之严肃、之精诚。“生活、艺术、思想”三者的完美统一蕴涵着他们对艺术标准的坚定与追求。从贲庆余先生的《瓦岗军开仓分粮》到《中华魂》，王绪阳先生的《黄巢起义军入长安》到《中流砥柱》，以及许勇先生的《郑成功收复台湾》到《义勇军进行曲》，虽然时隔40多年，但标准不改，追求一如既往。鞠躬尽瘁的创作态度，贴近历史、贴近人民、贴近时代、贴近民族，真正触摸到了老百姓的脉搏与心声的作品，充分体现了“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以及莎士比亚式的丰富多彩的艺术语言”的完美结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贲庆余先生创作的《梅颂》，是一幅典型的追求完美的作品。《梅颂》是以大诗人毛泽东同志《咏梅》诗为主题的大型写意画。它是一支动情的歌，一首婉约的诗，以鲜明的艺术形象和生动的艺术语言，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梅花之俏，在于迎春、报春而不争春，当它把烂漫的山花带到人间，自己却悄悄地凋零了。正如开拓事业的先驱者，他们终生奋斗，把胜利的果实献给人民。　关东画派已走过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艰苦历程，而真正支持他们坚定不移地走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精神动力是什么呢?尤其在当今“经济利益可以撼动一切”的情况下，他们不为小利驱使，不为金钱左右，仍然恪守信念与理想的精神家园，去追求崇高的艺术境界，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仔细地去品味去思索的。结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我看来，曾经的国破家亡，曾经的民族屈辱，曾经的苦难深重，曾经的流血牺牲，使他们深深地懂得了弘扬民族正气、维护国家尊严、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意义，尤其在当今时代就更加凸显了这种意义的存在价值。于是关东画派面对“为自我而艺术”提出了要“为人民而艺术”；面对“远离传统，远离现实，远离人民”提出了要“贴近历史，贴近时代，贴近民族”；面对“与世界艺术接轨”提出了要“根植沃土，情系中华”；面对“自我表现，自我宣泄”提出了要“坚持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艺术标准等一系列旗帜鲜明的主张。在艺术天地里，追求真实、表现特色，继承传统、赋予新意，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坚持标准、追求。

（1923.11-2003.11），号橐子，祖籍山东青州。当代现实主义中国画大师，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美术教育家，鲁迅美术学院原副院长，终身荣誉教授，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辽宁中国画研究会会长，同泽书画研究院院长，名誉院长，总顾问，沈阳市政协常委。

当代著名山水画家、美术教育家、关东画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美协会员、鲁迅美术学院教授、辽宁省文史馆馆员、沈阳满族联谊会顾问、中国同泽书画院顾问。以傅抱石、饯松嵒为师，研修中国山水画，对宋、元绘画技法和中国画画论进行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艺；术创作上，遵循现实主义艺术规律，深入生活，以造化为师，把传统技法的精华融会于艺术之中，并大胆地吸收西方绘画中的精华，洋为中用。

鲁迅美术学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四、五、六届理事；辽宁中国画研究会，会长。擅长中国画、连环画。1948年入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美术系学习。1952年毕业留校任教。50年代创作连环画《我要读书》、《童工》两次获全国连环画一等奖。历史画《黄巢起义军入长安》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兴安岭风雪》被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收藏。曾为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插图。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美展并获奖。收入多各美术作品集及美术家辞典。曾在南京国画院深造，得傅抱石、钱松嵒、亚明等先生指导，并随同参加了国内万里旅行为生，所创作的《连河上》被评为优秀作品，编入《现代中国人物画选集》。水墨画多次在日本和韩国展出。代表作有《冰湖鱼跃》、《求解放》、《蓝色的田野》等。

1939年生于吉林长春。祖籍山东泰安。擅国画。1964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曾任辽宁画院院长、中国亚视书画院院长、辽宁画院顾问，现任辽宁画院顾问，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院长，中国中原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辽宁中国画研究会执行会长，政协辽宁省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文联全国书画院创作交流协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