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了解、获悉情况并影响国外公众，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加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在传统的认识中，公共外交被简单地等同为宣传和政策的创可贴，集中化的大众传媒是主要手段。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的兴起标志着“新公共外交”的崛起。新公共外交强调双向对话，将公众视为意义的共同创造者与信息的共同传递者，是“巧实力”武库中的重要工具。

“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参与公共外交的国家应从各种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解释外国公众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可用概述图描述公共外交的范畴及其与政府外交的关系。狭义的或者古典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是指一国政府与国外民众的外交形式,它的活动手段包括文化交流项目、国际广播和互联网等,其主要表达形式是信息和语言。而在互联网时代，公众通过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手段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到公共外交活动中来，或者有更多的公众行为具有公共外交效果。相比而言，赵启正提出的中国版的公共外交定义更具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各国对公共外交的定义历来各有不同，如日本、美国等都有对其不同的定义。美国出现的“新公共外交”的概念与赵启正中国版的公共外交定义殊途同归、不谋而合。

所谓公共外交，是二战后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美国在冷战时代的一个“发明”。

“公共外交”作为一个术语，首次出现是在1965年，当时美国塔弗兹大学弗莱舍法学院系主任埃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 将其定义为：“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 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 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 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在当时，公共外交主要指美国新闻署所从事的非传统性外交活动，如包括国际广播在内的信息活动及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等。1987 年, 美国国务院《国际关系术语词典》把公共外交定义为：“由政府发起交流项目， 利用电台等信息传播手段， 了解、获悉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 减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美国产生错误观念，避免引起关系复杂化，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加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1997年美国政府将新闻署并入国务院时的政策设计小组认为公共外交是通过理解、增进和影响外国公众的方式来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对中国而言，在公共外交领域的起步较晚。

2009年七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上，首次提出中国要开展公共外交，这标志着公共外交正式提上政府的议事议程。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外交部部长杨洁箎第一次公开谈论公共外交。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公共外交作用和影响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未来除了卓有成效的政府外交之外，还需要多头并举，在人民外交、二轨外交等先辈积累的成功外交经验基础之上，就不同媒介形态都应开展更灵活、机动、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

对于公共外交的内涵,欧美各国未有太大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公共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问题,即公共外交能否登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大雅之堂”。公共外交是以信息和语言为主导的外交决策行为,以国外民众为对象,它强调外交实施国(主体)与国外民众(受体)的“合作”关系,这与国际关系中冲突常有而合作不常有的“无政府状态”前提是相矛盾的。

“公共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说明本国国情和本国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活动。它对政府的外交工作有相辅相成的支持性意义。进行公共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外交部门，但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宗教组织以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士。他们可以借助各自的领域和国际交往的舞台，面对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广大公众，甚至政府机构，从不同角度表达本国的国情和国际政策。公共外交比起“民间外交”的内涵更丰富。

总论

尽管公共外交的活动可以追溯久远，但长期以来主要作为军事、安全、经济等问题的附属物来对待。在西方，公共外交应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逐渐引起注意。学者们对公共外交的重视则更晚，基本上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进行系统研究[1]。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研究脱胎于文化外交研究，比如英国把公共外交称为文化外交[2]。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公共外交的研究起源应当追溯久远。事实上，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是不同的：前者是强调一国的政府对另一国的民众开展的着眼于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交流和传播活动，所使用的手段不仅仅是文化手段，也包括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和其他社会交往手段；文化外交则是指国家仅仅运用各种文化手段推进其对外政策的实施，是一种强调政府之间的文化合作活动。当然，两者的目的相同，都是“在其他国家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以获取国外舆论的理解和支持，从而为外交政策的实施铺路搭桥。”[3]因此，从公共外交的提出来看，公共外交的研究应当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

20世纪50年代

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美国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外宣传和文化活动的研究阶段。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号文件提出要和苏联展开大规模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巴雷特认为应该把宣传作为同苏联竞争的一个重要武器。其实，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美国的国会议员，正像一般的美国大众一样，对于宣传的内容普遍抱怀疑态度，但是，如果以战争的面貌出现，从国会获得拨款就会很容易。”[4]可见，在巴雷特看来，公共外交等同于宣传，并且最终服务于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实际需要。另一位外交官奥伦·斯蒂芬斯（Oren Stephens）在1955年出版的《公正世界的事实：美国的海外信息活动》（Facts to a Candid World: America's Overseas Information Program）则直接把公共外交等同于“宣传”（propaganda），他认为独立宣言就是“第一个首要的宣传手册”[5]。总体来看，公共外交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源自于战争的需要或者冷战的需要，比如巴雷特的著作从根本上是杜鲁门政府发动“真理之战”的工作心得，巴雷特作为直接的实施者对于宣传的巨大作用感同身受，得出美国应该把对外宣传作为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结论并不奇怪。但是，宣传在美国上下的名声终究十分糟糕，因此，杜鲁门政府并没有确立把宣传作为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公共外交没有在美国政府内部确立独立的地位。直到在战争中对宣传的效果深有感受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入主白宫之后，才在洛克菲勒等人的支持下，顶住麦卡锡主义的重重压力，于1953年8月1日建立了美国新闻署，开始确立公共外交的独立地位。尽管如此，公共外交的另外一些重要项目比如教育文化交流、政府公关等活动仍然在国务院的管辖之下，美国新闻署的职能也不明确，仅仅是“传播消息，而不应该再做超越这个界限的事情”，“美国新闻署不应该试图说服其听众相信什么。”[6]

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对公共外交比较重视，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特别是把教育文化交流纳入公共外交的轨道。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不久，立即组织各方面对对外事务进行调查研究，在美国新闻署建立了弗里-戴维森（Free-Davison）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公共外交事务进行调查，并提交了一份相当有学术水准的报告，提出建议将国务院国际合作署的教育文化交流项目和商务部的国际展览活动移交美国新闻署，并将美国新闻署更名为“国际交流署”或者“美国文化交流署”[7]。同时，一些外交官也提议扩展美国新闻署的职能，“美国新闻署的目的应该是说服对方，而不仅仅是让对方了解。”[8]肯尼迪对这些意见都比较看重，但当时受到了参议员富布莱特等人的反对，肯尼迪总统权衡再三最终没有采纳。但是，肯尼迪总统采取了“只做不说”的策略，委派在美国新闻界颇有影响且在美国民众中家喻户晓的著名节目主持人、CBS的副总裁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担任美国新闻署署长（1961-1964）。默罗本身能力突出，曾经用朝鲜战争的事实报道反击麦卡锡主义，并且深受肯尼迪总统的信赖，在任期间解决了美国新闻署内部工作混乱的状况，并鼓励学者和外交官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思路，推动了美国新闻署的工作开展，创立了业内同行一致称赞的关于新闻公正、社会责任、报道观念等方面的“默罗遗产和传统”[9]。同时，默罗对公共外交的支持和鼓励对学者们的研究影响巨大，一大批研究公共外交的著作出版，形成了一个小高潮。比如菲利普·库姆斯（Philip Coombs）于1964年出版的《对外政策的第四层面：教育与文化事务》（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美国在国外开展的所谓“仁慈的教育文化交流活动”，以及如何通过这些活动来“反击共产主义的扩展”。[10]再比如罗伯特·布洛姆（Robert Blum）主编的《文化事务与外交关系》, （Cultural Affairs and Foreign Relations，Englewood Cliffs, 1963）、泰瑞·L·狄贝尔和沃尔特·R·罗伯茨（Terry L. Deibel and Walter R. Roberts）主编的《文化与信息：两项外交政策功能》（Culture and Information: Two Foreign Policy Functions，Washington, 1976）、查尔斯·弗兰克尔（Charles Frankel）出版的《被忽视的对外事务：美国的对外教育与文化政策》（ The Neglected Aspect of Foreign Affairs: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olicy Abroad，Washington, 1966）、阿瑟·霍夫曼（Arthur S. Hoffman）主编的《国际传播与新外交》（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New Diplomacy，Bloomington, 1968）、查理斯·A·汤姆森和沃尔特·H·C·莱威斯（Charles A. Thomson and Walter H.C. Laves）出版的《文化关系与美国对外政策》（Cultural Rela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Bloomington）, 1963年罗伯特·E·埃尔德出版的《信息机器：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外交政策》。此时的研究已经明确提出了公共外交的概念，在内涵上也开始注重教育文化交流活动，进而把信息活动和教育交流活动作为公共外交的主要工作内容，公共外交的框架已经确立。

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实践性和操作性更强一些，缺乏理论性和分析性，被看作是“另类思考”，虽然观点新颖，充满创意，但在有无必要、其效果如何等问题上都没有很好地解决，相比美苏冷战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大格局，公共外交显然缺乏依托的现实基础。因此，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及时地被政府接受，影响也极为有限。

20世纪70年代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之后，现实主义外交思维根深蒂固的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外交班底对公共外交更是不屑一顾，对他们来说，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仅仅是使得美国的大战略更加复杂化，真正推动意识形态缓和的不是公共外交，而是禁止核军备竞赛、承认欧洲的现状以及促进商业关系[11]。因此，外交理论研究界和外交官把研究的主要着眼点集中在军备竞赛、国际冲突、国际危机以及外交决策过程研究等方面。

20世纪80年代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卡特和里根总统对公共外交都比较重视。卡特将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与美国新闻署合并，改称美国国际交流署。同时，将对外宣传咨询委员会与教育文化事务咨询委员会合并，改称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专门负责对美国的公共外交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研究，出版年度报告。里根总统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美国新闻署的预算，任命自己的朋友查理斯·L·威克担任美国新闻署署长，并且实施“民间倡议”（Private Sector Initiative）和“真理工程”（Project Truth）两大计划，建立了全国民主基金会，美国公共外交的局面大大扩展，也带来了公共外交研究的飞速发展，一大批专门研究公共外交的理论著作和文章问世。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的肯尼思·L·阿德尔曼(Kenneth L. Adelman)在1981年的《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为美国鼓呼：当今时代的公共外交》(Speaking of America: Public Diplomacy in Our Time) ，文中认为，“作为一种传递人类价值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工具，公共外交在过去被长期漠视。它能够提高美国的国家利益，更能够把自由带到专职政治的灰暗区域。”而且，“个性（指里根对公共外交的重视）、技术（全球通讯网络）和历史（伊朗和阿富汗亲美势力的削弱）的归于一统，为这种努力提供了成熟的条件。”[12]因此，作者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大力加强公共外交，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同时，一些专门研究公共外交的理论著作相继问世。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艾伦·C·汉森(Allen C. Hansen)在1984年出版的《美国新闻署：计算机时代的公共外交》(USIA: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Computer Age)，该书初版于1984年, 再版于1989年，是少有的系统研究美国新闻署的著作，主要从世界的计算机化角度分析美国新闻署地位和职能的巨大变化。特别是详细考察了美国新闻署如何实现其使命以及如何进行改进，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开展公共外交进行了可贵的研究，是研究公共外交的必备参考资料。另外，还有理查德·F·斯塔尔（Richard F. Staar）1986年出版的《公共外交：美苏之间的折冲》（Public Diplomacy: USA Versus USSR），肯尼思·L·汤姆森（Kenneth W. Thompson）1987年出版的《花言巧语与公共外交：回归斯坦顿报告》（Rhetoric and Public Diplomacy : The Stanton Report Revisited），基弗德·马隆(Gifford D. Malone)1988年出版的《政治倡议与文化传播：组织国家的公共外交》，现供职于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前美国新闻署官员戴维·I·赫克奇考克（David I. Hitchcock）1988年出版的《美国公共外交》（U.S. Public Diplomacy）等都是该时期公共外交研究的重要成果。上世纪80年代的公共外交理论研究在60年代确立的概念基础上，逐渐思考一些理论性问题，比如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公共外交与政治传播、公共外交的技巧以及规律等等，触及到了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但仍旧缺乏系统性，在逻辑上也比较粗糙，就事论事的研究仍然占据了主流地位。

90年代（冷战后）

冷战结束之后，一些学者继承了上世纪80年代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开始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发展宏观趋势出发，从外交公开化和国际互动的宽广视野审视公共外交的历史发展和理论逻辑。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三本：

1990年，乔治城大学的汉斯·N·塔克出版了《与世界交流：美国海外公共外交》（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U.S. Public Diplomacy Overseas）一书，作者在书中承认外交谈判保密的必要性，但认为外交关系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外交实践进行管理，公共外交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国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3]。作为一个退休的前职业外交官，塔克通过考察美国新闻署和美国新闻服务处的运作情况对公共外交的实施者进行了评估，特别是媒体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特别考察了四个主要的案例：1950年代中期美苏之间的文化关系、在巴西开展公共外交、与德国新一代交往以及1980年代在西德部署中程导弹。塔克得出结论，公共外交机构的职责是提供美国的多样性和整体画面，公共外交的可靠性依赖于其可信性和综合性。塔克的研究虽然没有强调外交艺术的政治和道德水准，但是他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机制和文件，外事官员借助它可以影响外国公众的态度和意见。可以说，该书为公共外交和国际政治传播提供了一本有用的手册[14]。

1994年，杰鲁尔·B·曼海姆（Jarol B. Manheim）出版了《战略公共外交与美国外交政策》（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Evolution of Influence : The Evolution of Influence）。曼海姆认为，战略性的公共外交（以前通常称为宣传）从12世纪开始就存在了，虽然从中世纪以来在方法上更加复杂，但其目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通过与新闻记者、政治顾问、关键的政府官员进行访谈，考察这些活动在规模和复杂性上的变化，特别是通过海湾战争等案例的分析，并进一步对媒体对新闻进行管理的内容进行系统评估，以发现公共外交与外国舆论的影响力大小[15]。作者通过十五年的悉心研究写成本书，成为外交政策、媒体研究以及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在美国比较有影响。

1994年，密执安大学卡尔文学院的罗伯特·S·福特纳（Robert S. Fortner）出版的《公共外交与国际关系》（Public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ymbolic Constructs of Summits and International Radio News），该书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1987-1990年期间美苏之间的高峰会议，集中考察广播电台对峰会的报道情况，对每一方在公共外交实施上成败进行评估，特别是对两国在报道策略上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思路提出了有见地的对策。

总体来看，上世纪90年代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更加细致，选题也更小而且多样化，理论思考进一步深入。尤其是，把公共外交的研究引入了传播学的轨道，开始在理论立足点上确定为政治学和传播学的交接地带。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缺陷是没有很好地确立公共外交的学术支撑点，在理论逻辑上还具有一定程度的摇摆性。同时，在美国国内学术界的影响仍然不大，不少人还习惯上把公共外交等同于宣传，在冷战结束的总体背景下，一些传统战略思维浓厚的保守人士（比如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极力主张取消美国新闻署，将其合并到国务院，1999年10月1日，美国新闻署正式并入国务院，成为政党斗争的牺牲品。

21世纪初（“9·11”后）

然而，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公共外交得到了媒体、国会和美国思想库等部门的重新关注。对于“9·11事件”，美国上下都在苦苦思索为什么这样的悲惨事件会在美国上演。人们很快便把主要问题归结在公共外交的不得力上[16]。可以说，“9·11事件”给自负的美国人上了惨痛的一课，媒体、国会、思想库等机构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举办了大量的听证和调查活动，都在反思“为什么受伤害的是美国。”、“美国为什么成为恐怖分子报复的目标。”著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所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国家形象进行了民意测验，结果发现有53%的调查者认为自己不喜欢美国，特别是在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敌对、反感甚至仇视正在升级[17]。美国人经过反思发现，憎恨美国的“不仅仅是伊斯兰人和阿拉伯人，甚至包括欧洲、拉美、东亚以及自己的盟国”，“美国的自大、自私、伪善、与轻蔑其他国家的形象深深种植在全世界人心里”，“美国的形象问题不仅是地区性的，也是全球性的。”[18]于是，关于加强美国公共外交的呼声不绝于耳。在美国外交界颇有影响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于2001年11月召集了一批独立任务小组，集结政府、媒体、公共关系以及回教与区域研究专家，共同研究美国面临的外交困境，得出结论是：“公共外交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心要素。”[19]

从2001年9月11日起，美国《外交季刊》、《华盛顿季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公共外交的论文，大部分论文的主旨是从各个角度论证美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虽然不少文章缺乏理论思考，但的确从不同领域出发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同时，一些著作也先后推出，比如兰斯·本奈特（W. Lance Bennett）2003年出版的《新闻：幻象的政治学》（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桑德拉·西尔伯斯泰恩（Sandra Silberstein）2002年出版的《话语的战争：语言、政治学与9·11》（War of Words: Language, Politics and 9/11）、布雷吉特·纳克斯（Brigitte Nacos）2002年出版的《大众媒体恐怖主义：媒体在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中的角色》（Mass-Mediated Terrorism: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Media in Terrorism and Counter terrorism）等。这些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对“9·11事件”之后开展公共外交的理论依据、实施对策、注意的问题进行分析，由于时间比较短，研究略显粗浅。但是，不难想见，在今后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必定涌现出大量关于公共外交研究的成果。美国的公共外交研究正在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在实施公共外交时，都必须遵循一般的运作规律。

从内涵上来说，公共外交是一种公众取向的双向交流过程；

从目标上来说，公共外交具有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的不同层次追求；

从战略上来说，公共外交是一种目标细分的外交作业；

从组织上来说，公共外交是一种具有协同性的政治支援体系。

任何一个国家在开展公共外交的时候，都必须把握公共外交的内在规律，并与本国的外交实际结合起来，开创具有本国特点的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在国际交往场合无处不在，具有广阔的舞台。公共外交随时随地都体现一个国家的形象：公共外交可以在一次文化展览盛会上体现，又可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或一次出口产品推介会上体现，甚至在人和人的一次交谈中体现。

一是广泛性。公共外交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官方与民间的各种双、多边对话交流，涵盖经济、教育、人文、传媒、科技、体育、军事等多个领域。二是互动性。公共外交不是单向灌输，而是注重通过双向交流，达成理解和共识。政府通过公共外交对公众民意产生影响，民意也对政府决策产生反作用。三是渐进性。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决定了公共外交工作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公共外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细水长流，以量变促质变。四是间接性。公共外交工作中，政府更多的是发挥组织 、推进作用 ，由媒体 、民间组织、智库、学术机构、知名人士及普通民众活动为主。

马振轩的民间外交：（以下内容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门户网”）北京桥艺术中心董事长、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执行会长马振轩认为，民间组织甚至普通百姓作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将更加贴心。

马振轩管理的中心位于车水马龙的四惠桥边，一栋并不起眼的平房里别有洞天：不仅有可容纳数百人的宴会大厅，贵宾会客间里还挂满了数十张各国政要和驻华外交官来此参访的照片。

通过与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的合作，马振轩看到民间机构参与公共外交的巨大优势。“特点是在交流中以尊重对方为基础，以感情交流为主线，这更容易拉近中国与外国驻华机构和民众的距离。”

温家宝总理2010年12月访问印度之前，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承办了“中印文化节”，受到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等人的好评。

如果能做到政府和民间机构“两条腿走路”，不仅可以建立更为长远的感情基础，还可为双方商业机构搭建交流的平台。“这也是动力，巨大的动力。”马振轩说。

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简称公共外交中心），是中国创办较早、规模较大的民间外交机构，坐落于北京市建国路78号——北京国贸CBD核心区域，毗邻国贸、华贸中心、中央电视台，主体建筑约14800平米，拥有容纳千人的大型展厅及功能齐全的办公、会议、展览、就餐场馆，是该区域规模最大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地之一。

公共外交中心于2009年10月建立，由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与中国桥缘公共外交文化交流有限责任公司（原桥艺术中心）联合打造的公共外交平台，原国务委员、外交部长唐家璇为中心高级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为顾问，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会长、外交部前副部长吉佩定任会长，中国桥缘公共外交文化交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公共外交的践行者马振轩任执行会长。

公共外交中心定位于中国公共外交的先行者、推动者与实践者，以“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标，以“尊重、理解、共融”为理念，努力促进中外友好关系的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共外交平台。

公共外交中心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基础，力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功效，通过文化交流、艺术交流、公益慈善、民间对话等各种公共外交方式，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互动共融，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一个爱好和平、推动繁荣的中国。

公共外交中心自成立以来，已成功策划、举办了联合国文化大使、留法旅美画家陈锦芳博士“艺术与奥运”主题油画作品展；喀麦隆旅游推介会——暨喀麦隆美食节；2009非洲美食文化节；“远古的凝视”非洲艺术展；金融危机下的中非民间合作战略研讨会；俄罗斯油画大师绘画精品展；非洲国家大使馆儿童圣诞联欢会；伦敦国会大厦广场G20首脑肖像展；为奥巴马奶奶收养的82个孤儿及肯尼亚捐献百吨大米；“非盟日”46周年庆典；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与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对话—中国模式”活动；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奥运畅想》赠画仪式；阿拉伯国家联盟65周年纪念日；“非盟日”47周年庆典活动暨为青海玉树捐赠慈善晚会；亚洲儿童艺术展；中印文化节等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公共外交及颇具人文色彩的文化艺术、公益慈善活动百余期。

2013年4月8日，公共外交中心迎来了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秘鲁总统欧阳塔·乌马拉·塔索，总统阁下专程出席了中心签约画家于成松创作的总统肖像画交接仪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同年，公共外交中心副会长曲真女士，带领中国企业代表团出席在玻利维亚举行的“玻璃维亚藜麦文化与营养价值国际论坛”，受到该国总统接见；从2013年起，公共外交中心举办“公共外交元宵之夜联欢晚会”，广邀各界特别是各国驻华使馆官员参与，共度中国传统佳节，共享中国文化之美，到2014年已连续举办两届，成为公共外交中心实践公共外交的重要形式。

公共外交中心凝心聚力于公共外交的实践，赢得了中外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尊重，随着“非洲之家”的荣誉花落中心，中非投资委员会及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等重要机构落户中心，公共外交中心已逐步成长为国际瞩目的中国非官方外交平台，拥有了众多的公共外交战略合作伙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中宣部长）刘云山，国务委员（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唐家璇，前外交部长李肇星等先后多次亲临公共外交中心视察、指导，并参与中心举办的各类活动。2008年以来，秘鲁总统、肯尼亚副总理、喀麦隆文化部长、德国莱卡集团主席、拳王霍利菲尔德、球星米拉以及近百位各国政要、外交官、知名人士莅临中心参观访问。

作为一家民间外交机构，公共外交中心还主办有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官方网、公共外交网，创办《公共外交》杂志（赠阅型双月刊），并通过公共外交网开办了“国家形象、全民塑造——公共外交讲坛”、“大使面对面”、“危难时刻、紧急护侨”、“聚焦拉美商机——访拉美驻华大使”“投资非洲—访非洲驻华大使”五档大型视频系列栏目，以及“关注阿拉伯”等专题性栏目，以此普及公共外交知识，架设沟通中外桥梁，增进国外公众对国家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

中心执行会长马振轩先生以其致力于中国公共外交的不凡业绩，获得“肯中友好大使”、“韩中文化大使”、“玻中友好大使”、“中国骄傲”第十届“十大杰出人物”等荣誉。2014年5月，非盟驻华使团团长、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维克托·希科尼纳代表非洲驻华使团联盟、非盟驻华使团向马振轩颁发荣誉证书，感谢他为“非洲日”庆祝活动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其为了实现加强中国与非洲各国友谊的使命所付出的努力，并郑重承诺，公共外交中心将永久地成为“非洲之家”。

公共外交中心致力于以下工作：

（一）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二）推动中外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

（三）推动中外科技、教育、环保等专业领域的互利合作；

（四）推动中外人员往来与信息交流；

（五）推动中外地方政府和城市之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六）举办国际研讨会、展览会、经贸洽谈会等活动；

（七）通过有关业务咨询、会刊、网站等形式，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八）开展各种社会公益活动；

（九）开展其他各种形式的公共外交与人文外交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