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关斋会报德记》全称《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唐大历七年刻在八面石幢上 。唐武宗时灭佛，毁其五面。唐大中三年由郡守催倬根据拓本将其补全，明嘉靖时加盖碑亭，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曾试图盗取此碑，在当地军民的努力下将其保住。

唐会昌年间，武宗李炎下诏清除佛寺，石碑随开元寺而毁。当时，地方官吏因石幢巨大，不便搬动，便将碑文錾凿数处，就地埋于土中。唐大中五年（851年），宋州刺史崔倬找到残碑，在前刺史唐氏之家得其模石本，将缺字补齐，重新立起。模石本是摹刻上石的底本还是原石拓本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原石被錾凿数处（而不是錾成数段），就地埋于土中，存三面而崔倬补刻五面却是事实。通过石幢八面尺寸可以得到验证，八面中最宽面51厘米，最窄面46厘米，石幢建立之初八面尺寸应该一致的，崔倬补刻时把有錾凿的几面磨平一些以便补刻字是合乎情理的。另徐珂《清稗类钞》叶鞠裳论碑之补刻：鲁公《八关斋记》，《中州金石记》以为重刻，世无异议。然考记后大中五年宋州刺史崔倬《书颜鲁公石幢事》，有云『三面仅存，委埋於土』。又云『惜其烟没，遂命攻治。虽真瞻悬越，貂狗相续，且复瞻仰鲁公遗文，昭示於后。』观其词意，是原刻尚存三面，倬所补刻者五面耳。《宝刻类编》先题颜真卿撰并书，后题大中五年崔倬补书，良得其实。盖旧碑再立，重刻者多，补刻者少。余所见唐碑，经后人补刻者，惟此四石而已。

1966年内衣厂职工和五七中学（县二高）学生组成的“造反派”将其砸断推到，石幢被毁前距“锁龙井”西北角2米左右，石幢上有八角亭，亭南有一门，其余七面镶嵌着历代文人雅士题跋及书法碑刻作品，后被烧石灰了。据参与者的回忆，一部分人用工具砍砸石幢上文字，一部分人用大麻绳拴住石幢上半部欲将其拉倒，因石幢历经千年本身就有裂纹，在其外力的作用下出现断裂倒塌，致使第一、二、三、四、八5面断成两截;第五面后两行、第六面整面、第七面前三行整体脱落，至今下落不明。1972年再次发现时在古宋河南岸河坡中，由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张华亭带人拉回艺术馆，1984年商丘博物馆成立后归博物馆，2003年博物馆搬迁时归还睢阳区文物局，现存八关斋景区内。

商丘博物馆在成立之后即商讨“八关斋石幢”修复和重刻事宜。因原石幢被毁严重，1988年文物工作队队长闫根齐从新乡博物馆借来明拓剪裱本《八关斋会报德记》，由张华亭老师双钩一套备用。后因技术、资金和选址等问题一直未能如愿。1992年商丘县人民政府政府决定在原址重刻，由程德卿在张华亭处借得此双钩手稿为底本，1993年刻成并立于八关斋景区内。1994年归还双钩手稿，几年后发现遗失过半。后来张华亭老师将其残稿送与痴迷“八关斋”研究的毛晓宝先生收藏和研究，现藏商丘听雨轩。1997年建成碑亭，1997、1999年两次对院内进行绿化。

1993年商丘政府在原址重刻石幢 碑文内容史书有载，唐朝节度使史思明有位部将叫田神功，“安史之乱”发生时，随叛将南德信、刘从谏围攻商丘。田神功却杀了南德信，赶走刘从谏，率将士归顺朝廷，解除睢阳（商丘）之围。田神功归顺后被封为鸿胪卿，后迁任徐州刺史，淄青节度使。宝应元年，叛军又攻，田神功再解睢阳之围。后来，田神功屡受朝中嘉奖，“安史之乱”平息第二年，田神功官拜汴宋节度使，后升为太子太师 信都郡王。

唐大历七年四月，田神功得热疾，一个多月才好。睢阳人便向官府建议，举行八关斋会为田神功祈福，以报其解救睢阳危难的恩德。宋州刺史徐向同意，出俸钱30万，于农历五月初八，在开元寺内设八关斋会，邀请1000名僧人前往诵经念佛。随后，州县官吏长史等文官设1500人为一会；镇遏、团练、官健、副使等武官设500人为一会；地方士绅设5000人为一会。一时间，佛饭香供摆满郊野，经声佛事昼夜不息，善男信女八方云集。为记载这次活动，州郡长官又从千里之外请来了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由他撰文并亲笔书写，颜真卿千里之外应邀而来，满怀激情，临文感愤，纵笔浩荡，其文不仅书法价值极高又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后刻成八棱石幢，高2.7米，共8面，每面宽约51厘米，全文983字。 此碑字大如拳，是颜真卿六十四岁时书， 笔法老辣却不失生涩之气 。较麻姑亲礼更多自在，比多宝塔更多凝练。在颜碑当中比较特别，没有多少颜书后期的规律化特点。笔法似散实凝，消散苍茫中多精到森严。风骨与瘗鹤铭相似。

因为碑刻屡遭劫难所以其拓片流传较少，清代拓帖已很珍贵，早期的 更是少见。其中以上海博物院、新乡博物馆和商丘听雨轩收藏的旧拓本最为著名。现在能见到的拓本多是重刻后的拓本，与原迹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