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刘安世(1048—1125)，因新旧党争而遭到权相
章惇、
蔡京迫害，于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被贬至梅州，后在梅城东南隅创设书院（后被称为“元城书院”，又改名为“铁汉祠”），亲自招集士人讲学，将中原兴办教育的做法引入岭南，开启了梅州文教的先河。
元城书院建起后，书院的创立者刘元城便参照宋代的《
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元城书院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以山长为书院最高负责人，其他教职管理人员都要服从其领导；规定了各个职务的固定岗位职责，分别管理学生的授课、考核、生活和书院的经费、祭祀、安全保卫等；建立了生员定额、课程设置、学生考核等方面的制度；制定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条、学约、学训等。
为保障其持续办学，就必须解决经费来源与保障的问题。因为学院的经费开支巨大，名目繁多。主要有学生膏火费、祭祀费、山长及教授的俸禄、房屋维修费、图书购置费、讲义出版费、学生奖励费，还有“学士大夫远方游士往来供应”费（通俗地讲就是学者接待费）等等。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的支持，长期而稳定的教学活动是不可能维持的。后刘元城建立了以学田为中心的教育经费体系，充分调动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发动民间学人、宗族、乡邑名流捐献田产，作为学田，其出产作为办学经费之来源。通过一系列的建规立制，解决长期的办学经费和教授科目，这样一个在梅州的元城书院便诞生了，它的诞生使梅城（今梅江区）成为当时岭南的人文荟萃之地。
从教师队伍的实力来说，元城书院可能是当时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书院之一，因为在其讲坛上，有一位当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文化大师——
刘元城。他的被同时代学者
王绚评价为“是书乃言官之楷模，辅弼之龟鉴，卿士大夫之药石”的《语录》二卷、《元城尽言集》十三卷以及现已遗失的《文集》二十卷里，其思想精华，其政治理念，其人生感悟，都在梅州这个书院大舞台得以施展、激荡与升华。
书院的教授科目主要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五经”作为首选。同时各种通俗教材也纷纷问世，可选择的余地很大。当时的北宋许多硕学鸿儒都致力于下层社会教育的勃兴，热心于文化和学术的普及，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通俗童蒙读物及教材，内容涉及识字、道德、历史。广泛流传的《百家姓》《三字经》都是当时童蒙所乐读的通俗教材。在远离庙堂之后，在这里，刘元城又真正找到了文化人的感觉。
元城书院不乏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文化大师。如
苏轼兄弟的好友
巢谷先生便曾在书院开坛讲学。元城书院教授课目除了
四书五经，还有各种通俗教材，内容涉及识字、道德、历史、诗歌、名物等类，注重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的教育。其倡导自由讲学、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相结合，明确提出书院独特教育宗旨，自觉地把书院与官学区别开来，反对书院成为科学的附庸，使书院成为培养能传道济民之有用人才的场所。
元城书院建立，聚集了一大批对文化如饥似渴的梅州市民汇聚。因为那些讲坛上的名师大家，将给他们以知识的普及，文化的熏陶，哲理的思辨，人生的提示，道德的评判。南宋方渐描述的：“梅人无殖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所至以书相随。”接受过元城教育的人的后代，他们从各自的祖先那里学到了对知识的期待，对人才的尊重。
元城书院建立，引起了当时朝内文人学士的关注与支持。与
刘元城同期被贬至
循州（
龙川）的大文学家
苏辙，是离他最近的文化知音，虽然仅一山之隔，却因处于监视居住而不能谋面相见，书信的往来应是最好的支持。正是由于苏辙将元城逆境中不忘文人使命的“先进事迹”及时告知了远在天涯海角的哥哥，苏轼才有“元城乃真铁汉也”的感慨。
元符二年春正月（1099年），来梅州的第二个年头，四川眉州的元城的朋友
巢谷，当听到苏轼远贬岭南后，不惧政治迫害，决然徒步万里来探视。渡过长江之后，听到元城在梅州办学的消息，使他改变了原来过小梅关、穿
珠玑巷入粤的计划，决定先赴
梅州，向元城表示支持与问候。元城深为感动，请巢谷在梅州多住一些时日，将其非凡的才学传授给梅州学子。巢谷改变计划，在梅州开坛讲学，并写信给苏辙道：“我万里步行见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见，死无恨矣。”
后世的梅州人民始终不忘记办学兴教的重要性。以“元城书院”为起点，书院、社学、义学、私塾等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河北通州王之正出任嘉应州官时，特置“人文秀区”墙，立于衙门正门，以示梅州文风之盛。由此而形成的崇文重教的社会风尚，影响了梅州每一个学子的前途与命运，造就了一个文化内涵十分丰厚的文化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