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玉真（1911.01～1997.10），女，山东高密北关人，高密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曾任济南市托儿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电部幼儿园主任、水电部财务司福利处副处长。

傅玉真（1911.01～1997.10），女，山东高密北关人，高密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电部财务司福利处副处长。

1997年10月17日，傅玉真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傅玉真是山东高密第一个共产党员和高密党组织创建者傅书堂的二妹。由于家庭贫寒，傅玉真13岁就辍学到发网洋行当了童工。在当童工期间，受尽了封建把头的欺凌。1925年8月，傅书堂从青岛回家乡高密创建高密党组织时，傅玉真就开始帮助哥哥找人送信，油印传单和党的文件。当哥哥与其他党员在家里秘密开会时，傅玉真就在门外站岗放哨，成为哥哥开展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

1927年10月，傅书堂被选为山东省委常委，并任农民部长和工人部长。后调至济南工作，傅书堂的住处成为山东省委秘密机关。为保证省委机关和省委负责人的安全，山东省委决定，调傅玉真和她嫂子李淑秀一起到济南做省委机关掩护工作。傅书堂改姓张，对外佯称车队长，住处门口挂着“张公馆”的牌子，傅玉真和李淑秀就在住处的里外作警戒和掩护工作。当时省委的负责人邓恩铭、李振瀛、刘子久、卢福坦、丁群羊等同志以及团省委的顾作霖等人，经常在这里碰头开会，联络工作。每当此时，傅玉真就和李淑秀便在门外担任警戒任务。除此，傅玉真还和嫂子担任省委的通讯联络、保管枪支文件和散发传单的任务。她虽然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但在党的教育下，忠实的为党工作，不管条件是多么艰险危恶，机智勇敢的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受到省委的信任和依赖。

1928年底，原在省委担任重要职务的王复元及其哥哥王用章叛变后，致使山东党组织遭到空前破坏。1929年初，根据中央决定，将叛徒认识的省委重要干部调离山东，傅书堂被安排到苏联学习。省委决定，傅书堂离开山东后，将傅玉真和李淑秀调往青岛，继续做党组织的掩护和联络工作，并配合党组织伺机铲除叛徒。

傅玉真和李淑秀离开济南后，先回到家中将哥哥存放在家中的文件掩藏好，并把省委出了叛徒哥哥已到外地避居的事情向父母作了交代，然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和嫂子到青岛一面打工，一面为党组织做掩护和联络工作。到青岛不久，傅玉真就和高密早期党员、时任青岛市委书记的曹克明取得了联系。因曹克明是高密党组织创建初期的骨干人物，曾在家乡创建了曹家郭庄党支部，和傅书堂等人一起发动过潍河农民暴动，在高密时傅玉真就和他相熟。为便于开展工作，曹克明介绍傅玉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傅玉真成为高密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傅玉真在青岛为党组织作掩护联络工作期间，与曾在高密火车站工作过的丁惟尊接上了头。丁惟尊是山东日照人，青岛职业中学毕业后到高密火车站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工作关系，丁惟尊常到傅玉真家里，因此两人非常熟悉。1928年底，丁惟尊调到青岛铁路印刷厂工作，傅玉真在青岛与丁惟尊重逢不久，两人便结了婚。

其时，由于叛徒组成的“捕共队”的疯狂破坏，山东党组织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特别是中央派来的锄奸队员张英在济南的除奸行动失败，负责掩护张英的傅玉真的姐姐傅桂兰被捕入狱后，斗争形势更加严峻，白色恐怖日益加剧。王复元等叛徒在把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的党组织破坏殆尽后，随即把破坏党组织、抓捕共产党人的重点由济南移向山东党组织的第二大活动中心青岛。王复元到青岛后，很快便找到了傅玉真和李淑秀，对她俩软硬兼施，叫她俩把傅书堂找回来并交出与她们有联络的青岛共产党员的地址和名单。面对敌人的利诱威逼，傅玉真不亢不卑的沉着应对，她对王复元说，哥哥离家出走后杳无音信，自己到青岛来只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和任何人都没有来往。王复元见傅玉真软硬不吃，一时又抓不着傅玉真的把柄，只好忍下这口气，另施诡计，一面暗中监视傅玉真的活动，一面在丁惟尊身上打主意。经过一番威逼利诱，终于使丁惟尊走上了可耻的叛变道路。丁维尊被王复元秘密策反后，按照王复元的指令仍潜伏在内探听情报，不露声色，暗中帮助“捕共队”和国民党特务抓捕共产党人。在王复元和丁维尊的内外勾结下，青岛许多党组织连续被破坏，不少共产党员被抓捕。连续发生的事情引起了傅玉真的怀疑，她感觉党内出了叛徒。此时，青岛党组织也察觉丁维尊可能叛变了，并将这一消息转告了傅玉真。傅玉真开始虽然不相信，但联系到丁维尊近期的怪异言行，傅玉真不由的加重了对丁维尊的怀疑。傅玉真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嫂子李淑秀，让她注意留意提防。

一天，丁维尊告诉傅玉真说要陪王复元去一趟高密，傅玉真为弄清事实真相，决定以回家看望父母的名义与他俩一起高密。心怀鬼胎的丁维尊起初不答应，但见傅玉真执意要一起同行，也只好答应下来。在回高密的途中，傅玉真留心地观察丁维尊的言行举动。在火车上，她发现丁维尊假借上厕所到另一车厢同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嘀咕了一些什么，傅玉真佯作不知。到高密下车后，恰好遇到高密火车站的地下党员程云祥和管宗学，傅玉真示意他们赶紧逃避。但当天，高密火车站几个没来得及逃避的同志很快就在丁维尊的指认下遭到了毒手。

真相大白，丁维尊确已叛变。眼前的事实使傅玉真如雷轰顶，心如刀绞，铁的事实说明自己的新婚丈夫确已成了可耻的叛徒。痛心和耻辱使傅玉真坐立不安，茶饭不思，战友血，夫妻情使她左右为难。一边是新婚的丈夫，一边是哥哥被逼出走国外，姐姐落入魔掌生死不明，还有无数同志的被抓被杀，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后，她毅然决定要向党组织揭露丁维尊的叛徒面目。她深知，叛徒不除，党无宁日。她同嫂子商量后，立即向青岛党组织负责人牟鸿礼详细汇报了丁维尊的叛徒行径。牟鸿礼与张英商量后，指示傅玉真、李淑秀提高警惕，不露声色，暗中继续监视丁维尊的行动，以使相机除奸。

王复元为彻底破坏山东党组织，使“共产党在山东永远不能立足”，一面重金悬赏缉拿共产党员，一面命丁维尊等叛徒暗中加紧活动，带领“捕共队”和国民党特务到处疯狂抓人杀人。针对危急局面，新成立的临时省委作出决定，尽快铲除王复元，哪里碰上哪里解决，无需请示。青岛市委书记牟鸿礼与张英决定立即执行省委的除奸行动。他们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先清除王复元的暗中耳目丁维尊，再铲除叛徒王复元。

当张英代表山东省委约见傅玉真，告诉她省委决定立即惩办丁维尊的指示后，傅玉真心中虽然有些不忍和难言之处，但为了革命大局她毅然表示要大义灭亲，服从党组织的决定，配合党组织立即铲除这个叛徒。

1929年8月10日晚，张英来到傅玉真家，叫丁维尊到前海栈桥附近去一趟，中央来人要找他传达指示和谈话，做贼心虚的丁维尊似乎察觉到了一些什么，借口睡下不愿去。傅玉真和李淑秀就在旁劝说:“既然上面有人找，准是有要紧事，还是去一趟吧，快去快回。”丁维尊见来人虽然脸色平和，但态度坚决，料不去不行，就不情愿地起身跟张英去了。在行走的路上，丁维尊发现张英神色严峻，知道情况不妙。当走到滋阳路口，他转身便跑，被张英当场击毙。

傅玉真在张英和丁维尊出去不久，隐约听到枪响声和随之而来的警车鸣叫声，知道丁维尊已被处决，虽然一时有些心乱如麻，但也有一块石头落地之感。她估计，丁维尊死后，“捕共队”和国民党特务必然会来盘查，因此同嫂子迅速作好了应变准备。果然不出所料，深夜两点多钟，大批特务、军警蜂拥而入。盘问丁维尊何时离家，是被何人所杀，家中来过什么人等等。傅玉真一面抚尸嚎啕“痛哭”不止，一面同敌人周旋，咬定丁维尊从早上走后一直未回家，白天只有王复元来找过他，家中什么人也没来过。由于傅玉真沉稳坚定，临危不乱，加上同情革命的邻居作证，特务们虽满腹怀疑，反复盘查追问，但始终没能弄清丁维尊被处决的真相。

丁维尊被处决后，如惊弓之鸟的叛徒王复元感到惩处他的利剑越来越逼近，末日即将来临。惶惶不可终日的王复元一面谋划逃避惩处的对策，一面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要和在青岛的山东党组织拼死一搏。丁维尊被处决后的第二天，王复元就来到傅玉真家中，一面假惺惺地进行劝慰，一面打探丁维尊被杀的虚实。王复元对傅玉真和李淑秀说:“丁维尊肯定是被共产党杀的，咱们得给他报仇。”他要把傅玉真和李淑秀安排到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工作，并保证她们衣食无虞。傅玉真以自己是个刚刚丧夫的年轻寡妇，丁家人不愿意让他抛头露面和嫂子刚生孩子，需要在家照顾等理由相应付。但王复元仍不死心，死皮赖脸地每天到傅玉真家中喋喋不休，一会要给傅玉真和李淑秀办理到国民党党部工作的手续，一会又来催促傅玉真写信给傅书堂让他赶快回国，不要在外受罪。

傅玉真立即将这些情况向牟鸿礼和张英作了汇报，牟鸿礼和张英正在为不认识王复元怕在除奸行动中发生差错而发愁，听到有这样一个机会，立即决定到傅玉真家附近隐蔽，到时让傅玉真将王复元指认给他们，以便相机铲除。

第二天，王复元果然又来到傅玉真家，傅玉真借出去打开水的机会告诉了在附近茶馆守候的牟鸿礼和张英。一会儿，傅玉真送王复元出来，让牟鸿礼和张英与王复元打了一个照面，认准了叛徒的真实面目。

1929年8月16日，王复元从济南再次回到青岛，刚一下车就被共产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徐子兴所察知，他迅速将王复元的行踪告知了张英和省委地下交通员王科仁。张英与王科仁随即跟踪王复元至一皮鞋店，当王复元取鞋准备离店时，王科仁在张英的掩护下突然掏出手枪，向王复元连击数枪，恶盈满贯的王复元应声倒地，结束了这个恶贯满盈叛徒的生命。

铲除叛徒后，青岛的形势更加严峻，傅玉真为摆脱特务的盯梢纠缠，离开青岛回到高密。此时高密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停止活动。傅玉真只好到诸城找马馥塘，通过马馥塘与党组织取得联系。1930年1月，马馥塘转送的傅书堂的信件不幸落入国民党高密县党部手中，叛徒王明智和郭金祥据此先到诸城破坏了诸城邮局党支部，抓捕了马馥塘，随后到高密查抄了傅书堂的家，抓捕了傅书堂的三妹傅秀云。马馥塘被押往济南后，被反动当局判刑4年，傅玉真再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傅玉真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一面四处打工，一面继续寻找党组织。

1933年11月，马馥塘出狱。傅玉真几经辗转与出狱后的马馥塘取得联系，在到处寻找党组织未果的极端困难的处境中，这对患难战友结为革命夫妻。傅玉真与马馥塘结婚后，两人先是以开展乡村教育的名义到莱阳一带寻找党组织，宣传革命思想，不久就被人告发，受到反对当局的追捕，只好离开莱阳，在马馥塘同学的帮助下到禹城县高等小学任教。在禹城县高等小学任教期间，马馥塘在老师和学生中分别组织了“读书会”和“自持会”，传播进步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于1935年春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禹城高小党支部，领导老师和学生与反对当局开展了一系列斗争，使禹城高小党支部成为1933年山东党组织遭严重破坏后鲁北地区坚持独立斗争的一面旗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马馥塘和傅玉真一起，与泰安党组织取得联系，组织成立了泰安抗敌自卫团，马馥塘担任了自卫团团长。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到泰安找到马馥塘，并代表省委与其谈话，正式恢复了马馥塘与山东省委的组织关系。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徂徕山直接领导了抗日武装起义，黎玉代表省委正式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马馥塘领导的泰安抗敌自卫团编入第四支队，马馥塘担任了第四支队经理部主任。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马馥塘又担任了山东纵队供给部部长。在此后的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马馥塘一直负责领导山东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为保障我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衣食住行和作战物资的供应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马馥塘呕心沥血日夜为部队给养的筹措操劳之时，作为他的战友和妻子的傅玉真也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在抗日烽火中，她先是在四支队被服科任干事，后又到鲁中区毛织厂、工商局等部门工作，随军转战南北，历尽千难万险，为工作方便，她把孩子全都送到老百姓家寄养，一个也不留在身边。1946年，鲁中行政公署办起了托儿所，对革命将士的子女集体收养，傅玉真被任命为托儿所所长。

1949年5月，傅玉真随山东省党政机关进城后，担任济南市托儿所所长。1956年跟随马馥塘调任中央水电部工作后，担任水电部幼儿园主任。1964年，傅玉真调任水电部财务司福利处副处长。1982年12月，响应中央号召，主动申请离职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