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书堂（1905.1.5-1961.9.29），1905年出生于高密县城北关曹家楼。青年时期在胶济铁路管理局四方机厂工作，是高密第一个共产党员，高密党组织的创建者，青岛和胶济铁路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曾担任青岛四方机厂工会执行委员、胶济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中共四方机厂支部书记、中共四方支部干事、团青岛地执委执行委员、中共青岛地执委委员，高密第一个党支部——城市支部书记，高密首届县级党组织——中共高密地执委书记，还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农民部长、工人部长，并代理过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9年，傅书堂奉命前往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不意逢苏联党内斗争，受牵连蒙冤两度入狱。1954年回国，两年后获批恢复中共党籍，56岁时因病去世。傅书堂在住院治疗期间，仍坚持撰写青岛、高密党组织早期的活动情况，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傅书堂，原名傅余庆，1905年1月5日出生于高密城北关一个穷苦的家庭。他7岁入小学读书，因家境贫困，高小毕业后，为了挣钱补贴家用，便到一日本人家看小孩。在日本人家里，他经常挨打受骂，遭受虐待。不久，他愤而辞工回家。后来，经舅父的朋友介绍，他又到高密火车站车头房当了擦车夫，靠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他秉性强，人送绰号“大杠子”。

1924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共产党四方机车厂支部委员会书记。1925年2月初他参与领导四方机车厂工人罢工斗争，使罢工持续9天。发表《胶济铁路四方机车厂工人罢工胜利宣言》。此间，胶济铁路总工会成立，他被推为副委员长。同年4月，中共四方支部联合会成立，他任干事。5月1日，他与伦克忠代表青岛工人阶级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两人陪同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到青岛考察工运情况。6月14日，他们再次发动四方机车厂工人罢工游行。7月底，被通缉，回家乡高密发展党的组织。8月末，高密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城市支部）在他家中秘密建立，他任书记。

1926年3月，被派赴坊子建立中共坊子铁路支部委员会，并任书记。下半年，他奉命再度回乡活动。在他家秘密建立高密县第一个县级中共高密地方执行委员会，并任书记。

1927年10月10日，被选为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常委，并任工人部长。1928年2月，奉命返回高密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策划武装暴动。同年10月4日晚，他同省委巡视员刘子久和高密县委的同志在诸（城）、高（密）、安（丘）3县交界处发起潍河秋收暴动。

1929年2月，他任中共山东省委代理书记。3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国共产劳动大学（即东方大学）学习。

1954年6月，他回到阔别25年的祖国。他回国后即向党中央提出恢复他的中共党籍，经中组部审查，于1956年10月22日作出决定，恢复了他的党籍。先后任中国外贸机械进出口公司工具处科长，副处长，山东省机械厅技术处处长等职。

1961年9月29日，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协助邓恩铭开展工运、建设青岛地区党组织

1920年春，年仅15岁的傅书堂去青岛四方，考入了铁道艺徒养成所当了徒工。学徒4年后，他被分配在四方机厂化验室工作。在工厂里，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与剥削，饱尝了工人遭受的折磨和痛苦，激发了求解放争自由的思想。他积极参加了四方机厂的工人组织“圣诞会”发起的反抗统治者，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在斗争中，他受到了锻炼和考验，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1923年11月，邓恩铭到四方机厂指导工人运动，与傅书堂相识。此后二人多次来往，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邓恩铭处，傅书堂接触了《向导》、《新青年》等刊物，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1924年夏，由邓恩铭和孙秀峰介绍，傅书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0月，青岛党组织建立四方机厂秘密工会，傅书堂被推选为工会委员。会后，他和其他委员分头到工人中活动，积极发展会员。到年底，秘密加入工会的已达800多人，占全厂工人总数的60%。秘密工会成立后，即成为四方机厂工人运动的领导组织。

1925年2月初，青岛党组织决定发动四方机厂工人举行独立的罢工斗争。傅书堂是这次独立罢工斗争的领导人之一。他代表工人找厂长和胶济铁路局内的山东地方派进行谈判，提出了恢复被开除的郭恒祥等4名工人的工作等五项条件。谈判破裂，傅书堂向邓恩铭和在青岛的中共山东地执委负责人王尽美作了汇报。根据王尽美的指示，傅书堂于2月7日夜主持召开了罢工特别会议，邓恩铭向到会的工友们作了罢工动员。会议决定按原计划进行部署，2月8日开始罢工，资方迫于压力，答应了全部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2月中旬，胶济铁路总工会在青岛成立，傅书堂被推选为执行委员。

在开展工运的同时，傅书堂还积极协助邓恩铭发展党员。1925年春，经傅书堂介绍，邓恩铭在胶济铁路局青岛机务段发展司炉工贾德田加入共产党。傅书堂还积极参与团青岛地委的领导工作。1925年3月1日，共青团青岛地委召开团员大会，选举产生了团青岛地委，傅书堂为负责工运的委员。

1925年5月，邓恩铭被胶澳商埠警察厅以鼓动工潮首领之名拘捕并被迫离开青岛。不久，中共山东地执委派刚从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归来的李慰农来青，继邓恩铭领导青岛党的工作。李慰农到青岛后即建立了中共四方支部并任书记，傅书堂和丁菊畦任干事，他们共同负责党支部的日常工作。

兄弟姐妹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1925年7月，傅书堂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和五卅反帝斗争，遭反动军阀张宗昌的通缉，被迫返回高密从事革命工作，播火家乡，宣传发动劳苦大众，发展党员。8月，建立了高密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城市支部，并担任书记。1926年秋，中共高密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他担任书记，是高密第一任地执委书记。高密党组织创建的日子里，傅书堂白天外出联络，夜间便在如豆的油灯下刻蜡版，油印传单、宣传材料，刻板翻印《共产党宣言》，装订成袖珍本，作为党内读物发给同志们，倍受同志们的喜爱和称赞。他忙不过，三个妹妹或帮着油印或帮着散发、张贴传单。妹妹们觉得哥哥做的事情都是为了穷苦大众，深受影响。那时康宁刚五六岁，还是个孩子，只跟在姐姐们后面玩。高密党组织创建后，傅书堂的家既是组织的驻地，也是交通站。党的会议多在他家召开，联系工作的同志也常到他家进行活动。遇有客人在，哪个妹妹在家就遵从哥哥的暗示，到家门外站岗放哨，她们成了组织的业余警卫员和交通员。那时傅书堂已失业，全家衣食靠父亲打铁锯锅和妹妹打工微薄收入维持，同时还招待来来往往的同志们，生活非常艰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深受熏陶，在哥哥和同志们的帮助教育下，她们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得到很大提高，随着逐渐长大，妹妹弟弟们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10月，傅书堂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兼任工人部长。在他看来，任什么职务只是分工不同，只要能在革命营垒中冲锋陷阵做点实事，就是最大快乐，最大光荣。他恪尽职守，兢兢业业，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决议，组织武装暴动，开展反抗剥削和反帝斗争活动。书堂一家对党忠心耿耿，深受党的信任和关爱。1928年初春，刘少奇从中央到山东视察工作时，想起了1925年5月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议期间傅书堂、伦克忠汇报了青岛工人运动情况。当时，全国其他各地的工人运动尚处酝酿中，而青岛工人运动独树一帜，因此，引起全国总工会的重视。会后，傅书堂陪同他视察青岛工运之谊，路过高密时特意到傅书堂家中探望，全家人深受鼓舞。刘少奇见李淑秀衣着单薄，且要不时外出帮助党组织工作，告别时将围在脖子上的毛线围巾送给了她，李淑秀深受感动。“一根围巾的故事”在高密传为佳话。

父亲傅炳勋，乡亲们称他“傅锢炉子”，以锯锅锯盆锯缸锯碗和打铁为业，勤快干练。他总是一大早就挑起铁匠担子，走街串巷，凭手艺赚些小钱，以养家糊口。傅炳勋和妻子虽然都无机会受教育，但是思想开明，性格开朗，一向痛恨旧社会，鄙视私塾旧学，力主子女们进学堂读书，倾其所能，尽力支持，乃至儿女长大成人，又坚决支持他们进步干革命。儿女参加革命后，家中虽然生活困难，但他们依然用串街干活挣来的钱招待过往的同志，堪称革命父母。

妻子李淑秀，在傅书堂的影响带动下，李淑秀一直秘密地为党组织做掩护和联络工作。傅书堂去俄国后，李淑秀遵从傅书堂的嘱托继续为党做掩护和联络工作，和二妹傅玉真一起做通未找对象的大妹傅桂兰工作，让大妹假扮妻子跟随中央派来的张英去除奸。和傅玉真一起大义灭亲，实施“姑嫂锄奸”，铲除叛徒丁惟尊、王复元，为党组织发展壮大，扫平道路。1996年，李淑秀在青岛病故。

傅玉真，傅书堂的二妹，1911年生，十四岁开始协助傅书堂秘密进行革命工作。1928年曾与其嫂李淑秀一起，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的掩护工作，后调中共青岛市委做交通联络工作。192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随党政军机关进入济南，任济南市托儿所所长。1956年，傅玉真随丈夫马馥塘调北京工作，1997年10月在北京病逝。

傅生，傅书堂小妹，原名傅秀云，曾用名烈赤，1913年生，上过县立中学。读中学时的傅秀云牢记哥哥的教导，发奋读书，主动与进步同学交流，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深受同学信任。1991年10月病逝。

傅书堂的弟弟康宁，原名傅余声，字蕴生，曾用名傅惠余，生于1921年11月。1993年7月7日，康宁在聊城病逝。妻子艾蕴，2020年7月6日逝世，享年95岁。

傅书堂：《关于四方机厂工人运动的回忆》，中共青岛市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办公室，青岛市总工会工运史办公室编，青岛党史资料 第2辑，1985.12。

李培元：书堂是我最信赖最钦佩的一位好同志。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高度的政治觉悟以及他的胆量和警惕性，对我都有很深的影响。今天回忆和他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虽然观险重重，却觉得极有意义。

中共中央组织部：“联系群众，积极工作，坚持了无产阶级优良作风；坚贞忠诚，热爱劳动，不愧是共产党员高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