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炳昭（1865～1946）工商业者。山东黄县（今龙口）人。德国占领时期来青岛，在经销德国洋酒罐头之源泰号充当伙友，后任经理。通晓德语。1902年任中华商务公局董事。1910年当选青岛总商会会长。1916～1924年，五任商会董事。1922年与刘鸣卿合资开设山左银行。

《胶澳志·人物志·乡贤》中记载：“胡存约，字规臣，清末民初胶澳青岛村人，先世经营商业，事母至孝。青岛开埠之始，市政权操诸外人，华商稍能自振代表同业以参预市政者，仅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周宝山、成兰圃与存约数人而已。德人议移天后宫，存约与傅炳昭等力争之乃止。以此为众所倚重。有事悉就商焉。”

华人社团领袖傅炳昭：一个黄县商人的青岛背影　有关黄县商人傅炳昭的信息，多集中在他和胡存约发起组织保护前海天后宫的行动上。在今天可以看到的许多城市史描述中，这个被不断扩大着意义的事件几乎成为了殖民时代的对抗性话语。然而，仅仅从这个缺少细节的孤立事件中去认识傅炳昭，并不能让作为零售贸易商人和华人社会领袖的傅炳昭清晰起来，也不容易连接起开发时期的城市整体面貌。

在一个以居住隔离制度和贸易公平的欠缺为主要特征的殖民时代，不论是作为本地土著还是外来移民，所有华商在青岛的活动，都不曾真正享受到完全的平等市场。尽管，制度平台的设计者后来从繁荣经济的需要出发，对城市公共政策和贸易原则进行了一些修正，但直到这个殖民地成为历史之前，数量不断增加的华商始终没有机会获得完整的竞争机制的支持。

其实，这种尴尬，从青岛作为德国保护区的开始就存在着，而1902年山东巡抚周馥的到访，则让矛盾公开化了。在接见了青岛的一些华商后的晚上，周馥和青岛总督特鲁泊再次表达了他的担忧。尽管周馥也认为矛盾的发生部分原因是因为误解，但他显然对中国人“牢骚满腹”的情况很不满意。后来，他直接指出了设立中国领事馆，派遣官员来青的必要性。甚至，周馥还规定了目的是“出面调停中国人之间争端”的派遣官员的身份，认为他们应当是中华商务总局的委托人或律师。作为一位中国官员，周馥坚持居住在青岛的中国人，同先前一样仍然是清王朝的家庭和种族成员之一，受清律的制约和保护。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保护青岛的华商利益和制造公平竞争环境这两方面，周馥和他的继任者显然都无能为力。

由于原始档案的匮乏，研究者并没有傅炳昭是否出席过1902年12月青岛华商与周馥见面会的直接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周馥到达青岛的这个冬季，傅炳昭显然已经开始成为本地新兴经济力量的代表。在某种意义上，傅炳昭首先需要关心的商业竞争者并不是德国公司，而是正纷至沓来的各地华商。

傅炳昭和青岛发生联系的记录，基本出现在1902年以后。尽管不能够肯定1902年是傅炳昭的青岛元年，但这个年份在傅后来的事业中具有起始意义，却似乎没有争议。已有的记录显示，是年，这个黄县人成为了泰祥号经理，并同时参与发起成立了同乡会组织齐燕会馆。不过，关于傅炳昭所创办商号的名称，也有元泰号的记录。傅的商号，被笼统地描绘为经营洋广杂货，而这也是当时华商的常规商业路线。一般说来，这些企业多派员在日本大阪设庄或驻沪采购，主要经营纸张、钟表、颜料、化妆品、乐器、食品及其他杂货。傅在青岛似乎不完全是白手起家，他的创业准备，应该是早年在日本完成的。青岛华新纱厂主周学熙的儿子曾在关于华新纱厂的历程回忆中，证实过傅炳昭的日本经商经历。

由傅炳昭和成通号经理朱杰发起的齐燕会馆，是由在本地的山东与河北商人组成的同乡会。傅是山东黄县人，朱杰是天津人，他们的组合，恰好可以实现同乡会的地域要求。这个具有明显社会功能的泛经济组织，后来成为了傅炳昭等商业领袖联系本地社会并同时扩大个人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从这里出发，傅炳昭在1910年中华商务公局被撤销后，成为了依照清廷公布的《商会简明章程》组织的青岛商务总会的会长。这个职位，有些轮流坐庄的意思，而轮流的规则，则建筑在坐庄者掌握资源的多寡上。

1912年，失去了实际权力的共和领袖孙中山访问青岛，期间曾经和部分非广东籍的青岛华商有过以募集资本为目的的接触，在后来出现的一份来源不明的名单上，傅炳昭、丁敬臣、古成章、郑章华都是这次会面的成员。但是，根据青岛总督瓦德克当时的报告，除了广东籍华商，其他商人都对孙的到访和资助革命的要求，保持了沉默。

作为商业领袖，傅炳昭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30年代。中间在1915年到1922年的日本占领时期，傅的这个人影响尽管遭到了明显削弱，但他依然可以在诸如华新纱厂开办这样一些重要的经济活动中，保持调解的能力。

1924年5月，胶澳督办高恩洪发起筹办私立青岛大学，傅炳昭和刘子山、宋雨亭等著名商人成为了校董。现在看，这是本地商人的一次慷慨的集体善举，尽管它很快就夭折了。

在最早一批闯青岛的黄县人中，傅炳昭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第一个。他买办起家，凭着自学的一点德语，开设祥泰号杂货商店，专门为德国洋行采购洋酒、罐头、食品及五金器材。他眼光独到，善于也敢于投资，有钱就买地皮、盖房子，短短几年时间，变身岛城房产大亨。1910年，他当选青岛总商会首任会长，成为公认的华商领袖，正所谓名权利集于一身。那时一提黄县人，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傅炳昭傅会长。

傅炳昭成功了，黄县帮也起来了。傅氏秉承东海人豪爽仗义的性情，凡有故旧乡亲来投奔者，都会尽力提携扶持。他发起成立齐燕会馆，给来青岛谋生的黄县人提供了第一个落脚地。他资助祥泰号的同乡张立堂开设了合兴利，进出口大米、生油、木材等土特产。由于经营有方，张立堂得到英国麦加利银行的赏识，被聘为该行的买办。张立堂能量大增，又相继开办了合兴利油坊和合兴利制杆厂，生产出口油料、火柴杆等，以实力和良好资信成为岛上数得着的进出口商。傅炳昭喜欢拉巴人，更会拉巴人。1922年他的黄县同乡刘鸣卿、刘书衡兄弟携款来青，想在工商业大展宏图，而傅炳昭认为当时工商业竞争激烈，融资机构却比较缺乏，所以开银行搞金融必获巨利，更何况民族资本银行方兴未艾，此举正可打破外资银行一手遮天的局面。经傅炳昭筹划，合资成立了山左银行，由刘鸣卿任经理，后又开设利丰银号，由刘书衡任经理。借助傅氏的影响力和根深蒂固的同乡情结，两家银行主要吸收黄县帮的商号存款，经常在一百万元左右，对于同乡创业贷款抵押颇多优惠，既积聚了资本，又凝结了乡情，还推动了黄县人在青岛的发展，真成了名副其实的黄县银行。

日据青岛后，傅炳昭因年事已高加之时局动荡不愿再任商会会长，从此隐于幕后，但1918年商会改选，连任两届会长的成兰圃依然是黄县人。黄县帮执青岛工商之牛耳近20年，其卓绝地位恐怕只有后来宋雨亭领军的掖县帮可与争锋。

从齐燕会馆到黄县同乡会，黄县人经过最初移民时代的风雨磨砺，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脉，发育为滋养城市繁荣的重要根系。上世纪30年代，黄县帮雄踞岛城工商界，特别是纱布业，几乎是黄县人独领风骚，经营此业的大商号如振昌号、泰昌号、裕大号、增顺复、东兴祥等都是黄县人开的买卖，走进纱布店，八九不离十就会听到纯正的黄县腔，而且从掌柜到伙计，清一色是能说会道、让人欲罢不能的黄县嘴子。所以那时流行“搞纱布的离不开黄县人”，决非浪得虚名，实在是黄县人用自己的奋斗与商智赢得的口碑。这个口碑将黄县人镌在城市大厦的基座上，虽蒙了历史的尘埃，却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