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初年，太史令
庾俭、太史丞
傅弈表荐之，唐高祖因召令改修旧历。傅仁均因上表陈七事：其一曰：“昔洛下闳以汉武
太初元年岁在丁丑，创历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极，所造之历，即上元之岁，岁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积岁，武德元年，戊寅为
上元之首，则
合璧连珠，悬合于今日。”其二曰：“《
尧典》为‘日短
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历，莫能允合。臣今创法，五十余年，冬至辄差一度，则却检周、汉，千载无违。”其三曰：“经书日蚀，《
毛诗》为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臣今立法，却推得
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蚀，即能明其中间，并皆符合。”其四曰：“《
春秋命历序》云：‘
鲁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诸历莫能符合。臣今造历，却推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则同，自斯以降，并无
差爽。”其五曰：“古历日蚀或在于晦，或在二日；月蚀或在望前，或在望后。臣今立法，月有三大三小，则日蚀常在于朔，月蚀在望前。却验鲁史，并无违爽。”其六曰：“前代造历，命辰不从子半，命度不起虚中。臣今造历，命辰起子半，度起于虚六，度命合辰，得中于子，符阴阳之始，会历术之宜。”其七曰：“前代诸历，月行或有晦犹东见、朔已西朓。臣今以迟疾定朔，永无此病。”经数月，历成奏上，号曰《戊寅元历》，唐高祖善之。
武德元年七月，诏颁新历，授仁均
员外散骑常侍，赐物二百段。傅仁均后除
太史令，卒官。
中书令
封德彝上奏历术
差谬，敕吏部郎中
祖孝孙考其得失。又太史丞
王孝通执《甲辰历法》以驳之曰：案《
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氏云，七宿毕见，举中者言耳。是知中星无定，故互举一分两至之星以为成验也。昴西方处中之宿，虚为北方居中之星，一分各举中者，即余六星可知。若乃仲冬举鸟，仲夏举火，此一至一分又举七星之体，则余二方可见。今仁均专守昴中而为定朔，执文害意，不亦谬乎！又案《月令》：仲冬“昏在东壁”。明知昴中则非常准。若言陶唐之代，定是昴中，后代渐差，遂至东壁。然则尧前七千余载，冬至之日，即便合翼中，逾远弥却，尤成不隐。且今验东壁昏中，日体在斗十有三度；若昏于翼中，日应在井十有三度。夫井极北，去人，而
斗极南，去人最远，在井则大热，在斗乃大寒。然尧前冬至，即应翻热，及于夏至，便应反寒。四时倒错，寒暑易位，以理推寻，必不然矣。又，
郑康成，博达之士也。对弟子孙皓云：日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二十度有其中者，非谓心之火星也，实正中也。又平朔、定朔，旧有二家；平望、定望，由来两术。然三大三小，是定朔、定望之法；一大一小，是平朔、平望之义。且日月之行，有迟有疾，每月一相及，谓之合会。故晦朔无定，由人消息。若定大小合朔者，合会虽定，而蔀元纪首，三端并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归余于终，合会时有进退，履端又皆允协，则《甲辰元历》为通术矣。
傅仁均对：宋代
祖冲之久立差术，至于隋代
张胄玄等，因而修之，虽差度不同，各明其意。今王孝通不达宿度之差移，未晓黄道之迁改，乃执南斗为冬至之恒星，东井为
夏至之常宿，率意生难，岂为通理？夫太阳行于
宿度，如
邮传之过
逆旅，宿度每岁既差，黄道随而变易，岂得以胶柱之说而为斡运之难乎？又案《易》云：“治历明时。”《礼》云：“天子玄端，听朔于南门之外。”《
尚书》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孔氏云：“上日，朔日也。”又云：“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则日蚀随可知矣。”又云：“先时、不及时，皆杀无赦。”先时，谓朔日不及时也。若有先后之差，是不知定朔之道矣。《诗》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日蚀三十有五，左丘明云：“不书朔，官失之也。”明圣人之教，不论于晦，唯取朔耳。自春秋以后，去圣久远，历术差违，莫能详正。故秦汉以来，多非朔蚀，而宋代御史中丞
何承天微欲见意，不能详究，乃为太史令
钱乐之、散骑侍郎
皮延宗所抑止。王孝通今语，乃是
皮延宗旧辞。何承天既非甄明，故有当时之屈。今略陈
梗概，申以明之。夫理历之本，必推上元之岁，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以后，既行度不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余分普尽，还复总会之时也？唯日分气分，得有可尽之理，因其得尽，即有三端之元。故造经立法者，小余尽即为元首，此乃纪其日数之元，不关合璧之事矣。时人相传，皆云大小余俱尽，即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此不达其意故也。何者？冬至自有常数，朔名由于月起，既月行迟疾无常，三端岂得即合？故必须日月相合，与冬至同日者，始可得名为合朔冬至耳。故前代诸历，不明其意，乃于大余正尽之年而立其元法，将以为常，而不知
七曜散行，
气朔不合。今法唯取上元
连珠合璧，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合朔之始以定，一九相因，行至于今日，常取定朔之宜，不论三端之事。皮延宗本来不知，何承天亦自未悟，何得引而相难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