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庆棠（1897～1949），字凤岐，著名教育家。原籍江苏太仓，生于上海，后定居无锡。1919年赴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深造。学成归国后，俞庆棠在继承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提出了“生活即教育”这一命题。

俞庆棠，女，字凤岐，祖籍江苏太仓。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初四日出生于上海。

五四运动中，带领同学游行演讲，演剧募捐，并创办平民夜校，认为“唤起民众，实为当务之急”。后被选为上海学联代表，出席全国学生联席会议。

唐庆诒（唐文治

申报》“农村生活丛谈”专栏。

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

1935年 任《申报》“农村生活丛谈”专栏编辑，并参加救国会活动，支持学生爱国斗争。

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她，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她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在现代教育史中，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同为著名教育家杜威弟子的另一位人民教育家俞庆棠，在旧中国教育界叱咤风云三十年，是中国民众教育创导者、社会教育先驱。

“五·四”运动中崛起的新女性

1919年，“五·四”怒潮卷到上海，当时在圣玛利亚求学并担任学生会主席的俞庆棠立刻响应，和各校代表一起集中在海格路(今华山路)复旦公学，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决议罢课，组织游行，上街演讲。“六·三”以后，这位瘦小的“闺阁千金”，更冲破学校禁令，带领女同学，清早背着竹筒走上街头，边宣传边募捐，鼓动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奔走呼号，忍受劳苦，常在众人之先”。这以后，她又积极参与筹备全国学联，并被选为上海学联代表，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在筹备会议和成立后的评议会上，俞庆棠总是“侃侃发言，每能切中肯綮，扼要不烦，态度沉毅而恳挚，为各校学生代表所折服”。俞庆棠是“五·四”哺育的新女性。

也许是出身教育世家，她对教育独具慧眼。“五·四”前，二十出头的她已在校刊《凤藻》上发表文章，提出“立国于物竞剧烈之时代”，必须“普及教育”。“五·四”以后，她更认识到“单靠学生的力量是不够的”，要以“教育唤醒民众”。她决心到“新大陆”去学教育。

1919年8月，俞庆棠典卖了准备结婚用的金饰，在兄长的资助下赴美留学。她先后进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社会学和教学学，受业于杜威博士和克伯屈博士。她勤奋学习，用两年时间修完大学课程，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士学位。她身在异域，心系祖国；她担任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常和中国留学生议论国事，发表《毋忘山东问题》这样的政论。

俞庆棠虽是杜威的弟子，但并不受杜威的束缚。杜威的学说“教育即生活”曾被西方奉为教育经典，而俞庆棠在以后的教育实践中却发展了杜威的理论，说：“学校生活不过是生活的一个阶段”、“现行学校教育，绝不能代表终身的过程。教育的最大功能，只有将整个生活，继续的予以指导”。提出了“生活即教育”这一新命题。

杰出的社会教育家

1922年4月，俞庆棠和未婚夫唐庆诒(中国教育家、国学大师唐文治的长子) —起回国，在无锡结婚。婚后，俞庆棠任江苏省第二师范教师和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她执教之初，就发现旧中国教育的弊端：“中国的教育，只顾到一部分学龄儿童，踏进学校大门的，在城市都是中产以上的子弟，在乡村大都是地主的子弟。至于劳苦大众和他们的子女，绝大多数被拒于学校大门之外。”于是，这位洋溢着“五·四”精神的人立志要为民众办教育。

1927年6月，俞庆棠被聘任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中央大学)教授兼扩充教育处处长，受命规划江苏省社会教育事业。她提出大力推行民众教育的主张，说“民众教育是失学的儿童、青年、成人的基础教育，也是已受基础教育的继续教育和进修”，是全民“前进和向上”的教育。俞庆棠表示这是受了孙中山“必须唤起民众”的启示，“遵循总理遗嘱”。

1928年3月，为了培养民众教育师资，她在苏州创立了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学校，亲自拟订学校章程并兼任校长。为了供师生实习研究，她在无锡先后创设民众教育实验区、工人教育实验区、民众图书馆、农民教育馆、民众教育学院等实验单位。在俞庆棠积极规划、统筹组织下，江苏的民众教育一时间声势很大，成效卓著。至1929年，全省竟办了1341所民众学校，310所民众教育馆，82所农民教育馆。1932年，她联合全国社会教育人员，成立中国社会教育社，有一千余社员，分布于全国21个省、市与欧、美、日本等国，她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干事。在俞庆棠的倡导下，民众教育由江苏省向全国推行，她被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各地学生纷纷组团赴南京请愿。事后，当局勒令请愿学生悔过，俞庆棠挺身而出，当着“上峰”的面慷慨陈词：“要求抗日有什么错? 难道要学生甘心做亡国奴? 请愿学生没有什么可悔过的，倒是首先要求别人悔过的人应该悔过!”领队郭影秋被捕后，俞庆棠又挺身出面营救，终于使这位革命青年获释。

1935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12月26日夜，赴南京请愿的上海学生在无锡车站被国民党宪兵扣押。俞庆棠立刻领了一批教育学院的学生带着食物上车站慰问，第二天上午她集合同学大声疾呼：“不能不闻不问了，作为学生应该团结起来，去拯救受难同学！”她一把火，使学生热血沸腾，学生们不顾校方阻挠，从各边门整队出发，冲向被扣押的上海学生住地中南大戏院。社会实践，使她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较之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具有无可比拟的深度，她曾沉痛地说：“民众教育工作者一点一滴的努力，成效是有的，可是抵挡不住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势力的压迫，一点一滴的成就，帝国主义的势力—冲进来，全都完了。我这么多年来工作，感到这是个社会制度问题啊!”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俞庆棠冲破重重障碍。在无锡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追悼会筹备工作，她撰写的挽联：“不做空头文学家，死者是用铁笔铁肩，挑过解放民族的担子；要作真心革命者，活人应拿出赤心赤血，赶走压迫中华的敌人”挂在了鲁迅遗像的两旁。

1936年，俞庆棠率先创设电化教育专修科，并指导师生摄制抗日电影《五十六年痛史》，到各地巡回放映。1938年5月，她应邀参加庐山妇女谈话，结识了邓颖超，她们《开展后方妇女生产工作》的发言，受到邓颖超的好评。

中国社区教育的先驱民众教育的楷模

1945年10月，俞庆棠怀着推进民众教育的满腔热情，担任了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她创办了成百所民众学校。亲自动员附近居民到校学习，在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现为上海市静安区业余大学)上午开设儿童班、下午设妇女班，晚上设成人班，共有1700余人。俞庆棠组织师生一边上课，一边建设校园。课余，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唱歌、跳舞、排戏。父子、母子、乃至祖孙同校的情况在这所学校并不稀奇，群众称它是“为我们贫苦大众办的大民校。”1946年，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参观学校后，赞扬说：“如是学校，在我国属不可多得矣。”

在该校师生中，有的是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利用推广民众教育的机会，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使这所学校成为培养革命干部和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民主堡垒”。这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惊恐，在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竟然提出撤销实验民众学校的议案。俞庆棠在共产党地下党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和学生家长的支持下，团结全校师生进行护校运动，她说：“实验民校是决不允许撤销或改组的，我决不辞职。即使撤销或改组的命令下来，我也不走；除非那些老爷们用警察来把我赶走。”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和教育局长李熙谋邀请俞庆棠吃饭，对她进行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她绝不屈服，说：“庆棠以身殉校，在所不惜。”由于全校师生坚决斗争，终于保留了这所学校，她被称为“民教之母”。

1947年，俞庆棠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她办民众教育的成绩蜚声中外，她开发地区教育资源，“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实践和理论，证明她是我国社区教育的先驱。

为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1948年，俞庆棠赴美考察基本教育，并再次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1949年5月，她得中华全国妇联电：“外婆祝寿，欢迎你回来参加。”俞庆棠异常兴奋，因为她明白这是中国共产党让自己赶回去出席新政协并参加开国大典。虽然其时她腹瘤手术后体力尚未恢复，但仍然成行。俞庆棠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后，周恩来找她谈话，希望她留在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她爽快地接受了任命，并表示“愿意加紧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

1949年10月3日，俞庆棠到部任职。她全身心投入工作，认真主持草拟1950年的社会教育规划，准备开展全国规模的社会教育事业。她不顾自己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症，经常从早晨工作到夜晚。当年12月4日是星期天，她自感必须就医，但白天还是去参加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理监事会议，晚上还和钱俊瑞副部长讨论社会教育问题。10时半就寝，终因辛劳过度，半夜即患脑溢血逝世，终年仅52岁。

俞庆棠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教育部向她的遗体告别。董必武、陆定一亲自到教育部吊唁。

北京、上海、无锡、苏州乃至纽约都为她举行了追悼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文教委员会送挽联曰：“吃野草下去，流鲜奶出来，点滴都付与人民，人民群众之保姆。”

在上海静安区业余大学成立“俞庆棠校长纪念馆”。

1985年，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为无锡“俞庆棠先生纪念室”亲笔题词：“纪念人民教育家俞庆棠先生”。在上海静安区业余大学校园内建立了“俞庆棠先生塑像纪念碑”，在原教育大楼的墙上嵌有雷洁琼副委员长题写的“社区教育基地上海市实验民众学校”的纪念碑匾。雷洁琼题词：“学习俞庆棠先生致力民众教育的献身精神”，赵朴初题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