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玉山（1893年8月28日-1996年11月4日），北方昆曲演员。汉族。河北高阳人。侯玉山的戏路宽，功夫硬，气质朴实，表演富于乡土气息。能演花脸、武生、武丑、老生戏60余出，并擅长濒于失传的弋腔。他以大净戏著称，享有活钟馗的美名。代表剧目有《嫁妹》《五人义》《火判》《通天犀》《华容道》《敬德钓鱼》等。

男，北方昆曲花脸。河北高阳县人。出生：1893年8月28日，光绪十九年（癸巳）七月十七日；逝世：1996年11月4日，农历丙子年九月廿四日。

十一岁学武丑，十七岁改学花脸。先后在京东一带演出花脸、武丑戏，深受观众欢迎。1919年至北京参加荣庆社，先后与韩世昌、王益友、魏庆林等合作。时值五四运动兴起，侯玉山等演出反映明末市民运动的《五人义》，剧场内外挤满观众，交口称赞。1936年随韩世昌等辗转演出于河南、湖北、湖南、苏州、杭州、南京、上海、济南、烟台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返北京，先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艺工作团任教。1956年与韩世昌、白云生等组成北方昆曲代表团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南北昆曲会演，以六十四岁高龄演出。后任北昆院院顾问。侯玉山戏路宽，功夫硬，气质淳朴，表演富于乡土气息。他演的钟馗形象生动传神，一时有“活钟馗”之誉。他对河北的弋腔也非常熟悉。

侯玉山早年曾参加文安县任义礼、任铁庄父子创办的昆曲元庆社。任义礼绰号活阎王，其子任铁庄，人称小阎王。元庆社被称为阎王班。这父子俩苛刻待人，谁也不敢惹。但侯玉山硬是在元庆社唱了些日子戏。这说明侯玉山有坚忍耐苦的好脾气，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也磨炼出自己的好本事来。

一九一九年，二十七岁的侯玉山初次进北京，与韩世昌等合作。这以后即长期在北京、天津演出。三十年代中期，侯玉山参加韩世昌、马祥麟、白云生、侯永奎的荣庆昆弋社，在天津小广寒戏院演出。彼时，北昆著名演员郝振基、陶显庭、侯益隆等人都在天津，人才济济，可谓北昆的兴盛时期。

一九五七年，北京成立了北方昆曲剧院，侯玉山应邀参加，一方面演戏，一方面传授徒弟。四年前，一九八三年，侯玉山九旬整寿，又适逢北昆老武旦吴祥珍七十五岁，青衣花旦马祥麟七十岁，北京剧协和北方昆曲剧院，特为这三位老人举办联合庆寿大会，称为三星高照，为北昆界的一段盛事。

侯玉山的戏路宽，功夫硬，气质淳朴，表演富于乡土气息。能演花脸、武生、武丑和老生戏60余出，尤以演花脸戏著称。《嫁妹》中钟馗所唱〔中吕粉蝶儿〕套曲，是昆曲花脸行的重头曲子，加以此戏身段繁重，载歌载舞，故昆曲界素有“净怕《嫁妹》，旦怕《思凡》” 之说，侯玉山演来却举重若轻，身段工架能于稳健严谨中透出风趣妩媚，演唱则高亢、洪亮、雄浑，并有翻身上椅背的特技，把钟馗的形象刻画得生动传神，一时有 “活钟馗”之誉。他演《五人义》中的颜佩韦，不袭俗套，不热衷于渲染所谓市井小民的“流气”，而是突出其性格的急公好义和强悍质朴。一套〔越调斗鹌鹑〕唱得激越雄壮，塑造出一个市民的英雄形象。

30年代，侯玉山已40多岁，演出此剧时仍能挎着 3个人作一人多高的“倒空翻”，足见功力之深。王益友、侯益隆等都认为此剧应让侯玉山独步。

此外，《火判》中扮炳灵公演唱的〔黄钟醉花阴〕套曲，《通天犀》中扮许世英的椅子功等，都有独到之处。

侯玉山对河北的弋腔也非常熟悉，至今还能演唱《华容道》《敬德钓鱼》等弋腔唱段。

《嫁妹》《五人义》《火判》《通天犀》《华容道》《敬德钓鱼》等。

北方昆弋艺术的前辈、年已103岁的侯玉山老先生虽说是寿过期颐可仍然思维敏捷、记忆明晰，若不是近些年耳朵有点背以外，真可谓是精神健旺。每天，老先生都要进行坚持了数十年且风雨无阻的必修课：早晨5点出门到附近的紫竹院遛早儿，喊嗓练功；回来后听广播吃早点，浏览了一下当日报刊后，便是研磨戏曲。3年前，老先生不慎跌折了腿，医生考虑百岁老人不宜动手术，只好采取保守治疗。即使如此，老先生每天仍要架着拐在30多米长的门厅里走上三个来回。

侯老先生有如此的精力与儿媳的精心侍奉密不可分。女儿一家生活在农村，长子侯广有则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位于城南的北方昆曲剧院排戏、演出。儿媳吴承敏便把全部的家务包揽了下来。她是四川人，做得一手好川菜，老先生是河北高阳人，偏好北方口味，她就想方设法满足老人的要求，每日的营养配餐真是煞费苦心。

侯老先生一生心胸豁达，不为繁琐小事耿介于怀，但在家中，无论是生活上还是艺术上，一切日程安排只有儿媳的话言听计从。侯老好客健谈，扯起昆弋，常常是几个小时侃侃而谈，亦唱亦做，亦庄亦谐。近几年，长孙女侯菊，除了在北昆担任琵琶演奏任务之外，还协助爷爷笔录了60多出传统昆腔曲谱，并整理出版了《侯玉山昆曲谱》。孙女婿也从事民族音乐，日常帮侯老剃头理发、背老人上下楼全是他的事。

最让侯老放不下的还是他近百年的戏剧事业，平日里老先生最盼望的就是自己的徒弟来聊戏。 近些年，侯老课徒传艺，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从不懈惰。60岁上台翻筋斗，70多了仍能拿大顶，80多岁成本大套背戏词一字不落，90多岁自打自唱录下来数十出昆弋资料，100岁时在吉祥戏院舞台上粉墨登场，演出了两天的《金貂记．装疯》、《虎囊弹．山亭》片断，令人叹为观止。

提到北昆，不能不提河北高阳。侯老说：“许多北昆艺人都是我们高阳人，江南‘活武松'盖叫天，中华戏校的总董事李石曾和戏剧理论家齐如山也都是我们老乡。少年时，他们常到我们河西村看戏。”谈起少年时情景，老人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是光绪26年的事情了。老人从八国联军进北京，京东艺人逃难到高阳，他平生第一次看昆弋班演出谈起，到光绪29年，徒步100公里到无极县学艺；从光绪31年学满出师，一年挣27吊铜钱到宣统元年办国丧，戏班解散，他回家务农的等等细枝末节，听来真令人有隔世之感。说起民国六年，山东发大水，他与杨小楼、梅兰芳、九阵风、余叔岩、尚小云、小振亭等京剧名角一起联合赈灾义演于北京西珠市口给孤寺第一舞台，颇感荣耀。当然他也不无遗憾地说：“参加那次演出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说起第一次直奉大战那年。他们被迫给军阀演戏，不给钱还罚款，便不由得愤慨地说：“他们欺人太甚！”当他说起民国25年到山东、湖南、浙江等六省市演出的事更是百感交集，他说：“赶到南京第二天，正赶上西安事变，禁止娱乐，我们无奈转道上海，翌年又到南京的第三天，偏又赶上卢沟桥事变，乘船到烟台后，一困八个月，衣食无着，度日维艰。与我们同时外出的荣庆班在天津遇大水，在房顶上日晒雨淋，全班50人竟有29人丧生，一难又一难，使北昆事业损失惨重。”显然这一连串的灾难，使老人至今伤感不已。

接着老人又告诉我，1949年11月，政府派专人把他从高阳接到北京；1956年，他二次到上海，下榻于南京路的国际饭店，为祝贺他的老乡盖叫天70大寿，他以64岁高龄演出《嫁妹》；1957年北方昆曲剧院成立，他与梅兰芳于四十年后再度同台演出，周总理观看演出并与他亲切交谈；1960年起，每逢“五一”、“十一”他均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礼台观礼，并选为北京政协委员。更使他感到荣幸的是党和人民隆重集会祝贺他90大寿和百岁华诞。他说在清朝“投河觅井”都没人管的艺徒，一个任军阀欺压、日寇宰割的艺人，能够长命百岁、颐养天年，真是“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啊！

民国十年，仅冀中的专业昆弋班至少有三四十个，民间的昆弋腔子弟会、票会可以说星罗棋布。农村的男女老幼都能唱两段昆腔。像我们河西村只有300户，文化水平、生活水平都不高，但一年也要唱14台昆腔大戏，逢节办事几乎没有不请昆弋班唱戏的。石家庄有个村子里办喜事请了五台戏，昆腔、老调、丝弦、乱弹、梆子都请来了。我在河北农村的大棚就唱了几十年。甚至当昆腔在城市日渐衰弱时，仍在农村流传了几十年。要说北昆的演员也都是京东玉田、河北安新县马村、京南大城县抬头村和我们高阳河西村的农民。日本投降那年，1949年开国大典时，农村也都请我去演昆腔戏。足见说昆曲只属于士大夫阶层实在过于片面。”侯老的现身说法和独到见解，对研究昆曲史论者来说可谓空谷足音。接着他说：“当年我们是昆弋班，昆腔由管弦伴奏，弋腔由锣鼓帮腔，这与南方昆班不同。但昆曲始于江苏，弋腔来自江西，都不是高阳本地曲调，怎么能说今天北昆就是‘高阳腔'呢？过去演《安天会》，猴王唱昆腔，李天王唱弋腔；演《别姬》时，霸王、虞姬唱昆腔，韩信点兵唱弋腔。只是眼下弋腔除我之外，已无人会唱而昆腔从剧目到表演，正如俞振飞先生所说‘四方歌者皆宗吴门'，至于一个剧种多种风格本属正常，高阳人唱昆腔必然有自己的特点，加上高阳昆曲人才突出，从而使人感到高阳人唱的昆腔就是北昆，而不知高阳的人所唱昆腔只是北昆的一部分。有人认为北昆之于南昆不过是‘桔化为枳'的理论，更是连南昆艺人都无法接受的论调，怎么能利于北昆的发展呢？”侯老认为：“文革使中国戏曲倒退了几十年。水平下降难以赢得新观众，也使老昆曲听者感到乏味。所以要加强培养优秀人才，提高演出质量，北昆在北方的城乡还是会赢得观众的。”

侯老对北昆的发展充满了期望。

1991年9月22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十五日：侯玉山艺术生活八十五周年、马祥麟艺术生活七十周年祝贺演出举办

9月22日至24日，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北京市文化局、北方昆曲剧院、北京市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昆曲老艺术家侯玉山艺术生活八十五周年、马祥麟艺术生活七十周年祝贺演出。

22日上午在民族宫礼堂召开庆祝会，中央有关领导参加并讲了话。

24日全天在北京市政协礼堂召开侯玉山、马祥麟艺术研讨会。不少名家发了言。

23、24日夜在吉祥戏院纪念演出昆曲《青石山》《游园》《嫁妹》《山亭》《刺梁》《火判》。侯玉山（九十九高龄）、马祥麟（七十九高龄）二老粉末登场，演出其杰作《装疯》《出塞》《思凡》选段，实谓绝响，受到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