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成，男，鸦片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七八年里，在广东人民反侵略的斗争中，爱国士绅凭借他们拥有的社会地位，利用他们占有的优越条件，起了组织和领导的积极作用，从道光二十一年四月(1841年5月)著名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到战后组织社学反侵略武装，何玉成、王韶光等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和骨干人物。

籍 贯: 广州市番禺

历史时期: 鸦片战争时期

历史事件: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何玉成，名琳，号琢石。番禺慕德里司萧岗乡（今广州市白云区）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秀才。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早年家贫，以教书为生，并在乡组织怀清社，维护地方治安，经年不懈，卓有成效。鸦片事起写有《辛丑首夏书事》等诗，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鸦片输入对中国人民的危害。

道光二十一年，英军犯广州，占四方炮台，家居离此不远的何玉成曾谋求“联合本司各社学，保守乡间”。但此时各乡士绅还多存“自保”思想，“未敢擅行”。是年五月，广州北郊三元里农民首举义旗抗英，何玉成积极响应，在乡组织义勇队伍，鼓励乡民勇杀英兵。柬传番禺、南海、增城诸村，派出丁壮联合抗英，并大败英国侵略军于牛栏岗。事后，清官方授予何玉成“六品军功”。粤督祁埙称“玉成督率乡民，奋不顾身”，给予奖匾。而他未忘各乡伤亡之士，联络众乡绅向粤督祁埙呈递条陈，建议筹设“驱夷忠勇祠”（即义勇祠）“以慰忠魂”。经批准设在民众效死之地牛栏岗，后迁至石井。

英军被三元里等乡民众击退后，何玉成建议官方“增强设备”，自海珠至石门，如仁威、沙南、荔园、泮塘、穗口及对岸之白沙、增 7，各处水陆要隘，设防置炮。同时，协助民间扩大社学组织。李芳、何有书等发起建立升平社学及升平公所时，何玉成给予大力支持，使社学组织成为一支“无事则负耒力田，闻警则操戈御侮”的民间抗英队伍。西湖社学重修，何玉成为其撰写碑文，指出：“逆夷之所惧者，民心固也，民所以固者，赖社学以维之也。”之后，他还奉命派怀清社义兵千人，驻扎在城外各炮台，防止英兵再犯。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广州人民因英兵开枪打死我群众三人而怒烧英商馆，祁埙等“恐夷人藉口生事”，急请他商议，何玉成即派社学团练千人来省，驻扎在小北较场，使英人知道“众怒难犯”，不敢报复。粤督祁埙等广东地方大吏曾几次保奏何玉成“打仗出力，而且办团辛勤。察其才具，堪膺民社之任。”但清政府始终谕令，将何玉成交“将军伊里布妥为管束，如始终如一，再会同督抚保奏”，表现为朝廷对他的不信任。道光二十四年代督程矞采再摺奏保时，何玉成已参加会试，大挑一等，任四川射洪县知县，历十载。中川《射洪县志》、《潼州府志》政绩篇均有传，诗文见“艺文类”。咸丰末年休官回乡，为乡人推举主持保良局，曾力保被朝廷追杀的红巾军多人。同治二年（1863）建议重修怀清社学，并易其名为“佛岭社学”。

何玉成故居揽翠山房至今犹存。他曾以所居之名自刻诗稿，久佚。建国后广东省文史馆收集得数十首，辑成《揽翠山房诗辑》，其中不少是抗英斗争的重要史料。

何玉成，原名琳，以字行，号琢石，广东番禺县慕德里司萧冈乡(今广州市境内)人，不知其生卒年月，家贫，嘉庆二十二年(1818年)中秀才，在乡以教读为生，道光十一年(1831年)中举人。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在本乡怀清社学办团练。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四、五日(1841年5月24、25日)，英国侵略军在泥城登陆，攻陷广州城北的四方炮台。萧冈位于四方炮台和三元里的北面，何玉成及其兄弟“自度旧庐必遭倾”，曾“集众公盟”，拟联合本司各乡社学组织反侵略武装以保卫乡里，但这时各乡士绅“阻于官帅之和议”(当时奕山与英军议和，议订了《广州停战协定》)而多退居畏缩，何玉成的倡议未能实现①。

四月初十日(5月30日)，三元里人民不堪英军的骚扰、欺凌，勇揭抗英大旗，何玉成当“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各备丁壮出护”，于是附近城西北三元里等九十余乡及对岸三山等村人民“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②这次战斗延续到第二天下午，群众越斗越勇，取得了很大的战果，正要进一步歼灭被包围的侵略军时，由于广州知府余保纯等地方官奉奕山等大吏的命令加以阻拦，被胁迫解散。故老相传，当时余保纯找到何玉成，限令收兵，解散队伍，威胁他：“如不收兵，则六百万元(赔款)要你何玉成负责”③，迫使他接受，事后奕山和两广总督祁贡等大事报功，奏请清政府奖给何玉成六品军功，称赞他和一些士绅“督同各乡丁勇，奋不顾身，杀毙匪(指英军)多名，……实属志切同仇，深知大义”，并赠予奖匾④、

三元里等乡人民严惩了英国侵略者，但在义勇民众中也有伤亡，其中在战斗中牺牲的即达二十余人。这年四月中旬，何玉成等爱国士绅联名向两广总督祁贡呈递条陈，要求对伤亡群众进行抚恤，建立“忠勇祠”，得到批准。他们并以“三元里西村南岸九十余乡众衿耆”的名义出《说帖》，驳斥义律对广东人民进行威胁的“告示”。《说帖》的词句简明有力，末尾提出要再“纠壮数十万”与英军决战，表示“务使鬼子无只身存留，鬼船无片帆回国”，使得义律非常害怕⑤。祁贡等“见此字骂英逆妙极”，便特派余保纯和番禺、南海两知县出面，于四月十九日(16月8日)晚在大佛寺宴请何玉成等十余名士绅，加以笼络。

何玉成在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中的行动表明了他具有炽热的爱国思想感情，他在自己所写的一些诗篇中也抒发较强烈的卫国保家乡的情怀。在《团练乡勇驻扎四方炮台等处纪事》一诗中，他描绘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的实况，写道：“今岁口初夏，寇掠城西乡，少壮争御侮，老弱同赍粮，天心助我民，一雨纷淋浪，彼兵黯无焰，我兵众且强。奋我刀与牌，歼彼犬与羊，夷众下船去，众怒犹未降”⑥，表现了他对侵略者高度的仇恨。第二年(1842年)，广州各地纷纷整顿或新建社学武装，其中最早的有南海举人李芳在石井建立的“升平社学”，番禺在籍内阁中书、进士何有书在江村筹建“升平公所”，何玉成又协助何有书进行具体筹备工作。这些社学武装建立后，招之即来，收到御侮保家乡的显著效果，正如何玉成诗中所说的那样：“万民皆同心，集众惟一呼，以此慑远夷，不战胆亦虚。”这一年农历十一月初六日(12月7日)夜间，发生广州人民火烧英国商馆，祁贡等“恐夷人藉口生事”，第二天就调令升平社学和公所的壮勇二千人，“来省以备不虞”，这两处的丁壮，于初八日(9日)即“踊跃齐集”，何玉成当时就带领了团勇一千名驻扎小北较场。他在诗中这样记述道：“……岂知民怨深，夷楼毁一燧。中宵警报闻，复惧夷氛炽。仓卒呼吾侪，踊跃荷戈至。……部署北较场，先声夺人志”⑦。以此，祁贡等广东地方大吏前后几次保奏何玉成“打仗出力，而且办团辛勤”，但清政府却谕令将何玉成“交将军伊里布妥为管束，如始终如一，再行会同督抚保奏”，表现对他们这些反侵略武装的不信任。以后在反对英人进入广州城的多次斗争中升平社学和公所在组织人民群众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何玉成赴京参加会试，大挑一等，任四川射洪知县，咸丰末年休官回原籍，为乡人推举主持保良局，这时以李文茂为首的红巾军在撤离广州后，城外各乡特别是三元里一带农民被两广总督叶名琛为首的地方官吏株连罗织，捕杀不已，何玉成尽力保全，使多人幸免于难。同治二年(1863年)，何玉成改怀清社学为佛岭社学。此后事迹不详。遗著有诗若干首，广东省文史研究馆搜集得数十首，编为《揽翠山房诗辑》。

①《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第204-206页；《鸦片战争》新知识出版社，第4册第1页。

②梁廷枬《夷氛闻记》，中华书局，第75页。

③《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第168页。

④《鸦片战争》，第4册。第24页。

⑤《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6页、第24一25页。

⑥同上，修订本，第297页。

⑦以上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第5册第2517页；《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第297页，何玉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