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符号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第二代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皮埃尔·布尔迪厄、让·波德里亚和翁贝托·艾柯等不仅对体育事件多有评析，也或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自己的体育符号思想，这成为了体育符号学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从70年代到90年代末，体育符号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中，而且发展得并不均匀。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开始逐渐出现体育符号研究，而国外体育符号研究则进入了高度发展的阶段，体育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呼之欲出。

体育在当代社会中地位独特，四年一届的“奇观赛事”——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中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事件之一，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全球影响力丝毫不在联合国之下。虽然“体育符号学”的提法恐怕还有待学理的进一步论证，但体育学与符号学的结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体育符号研究日益成为符号学研究中的热点。从事体育符号研究的学者遍布社会学、体育学、传播学、文化研究等领域。当下的体育符号研究主要集中在身体文化、竞技体育、体育神话在奇观赛事中的建构以及各类体育形象的符号意义等，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不外乎双轴关系、无限衍义、符号方阵、符指过程分析等传统的符号学研究方法。由于至今尚无具深远影响力的专著问世，因此很难说体育符号学已建构起成型的学科体系。但体育文化现象，尤其是体育“奇观”作为重要的媒介事件使体育正在从当代文化的边缘走向核心。第二代符号学研究者中的代表人物敏锐地洞察到这一嬗变历程，他们纷纷以体育文化和体育社会现状为研究对象展开论述。可以说，这些符号学先驱推动了体育符号研究的发展，使其有不得不向前拓展之势

当前体育符号研究的逻辑起点大都肇始于罗兰·巴尔特、让·波德里亚、皮埃尔·布尔迪厄和乌蒙贝托·艾柯等第二代和第三代符号学家的早期符号学研究。虽然他们在体育符号领域的研究不成体系，多呈现散文体和碎片化的特征，但有些精辟独到的观点依然能够成为后续研究者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众多的符号学家的研究中，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对体育符号的研究最呈体系化和规模化。在《神话学》这本早期著作中，《摔跤世界》成为了开篇之作，是所有神话论述中篇幅最大的，也被巴尔特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篇论述。由于这里列举的摔角有别于竞技比赛中的摔跤项目，因此罗兰·巴尔特在此构建的应当被更准确地定义为“体育游戏的符号学分析……在这里，巴尔特随心所欲地构建起一个复杂的身体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每个元素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他对于摔角手的刻画。”文章从摔角运动员的着装、神情、动作和比赛中各种行为等一系列符码对摔角作出了由表及里的符号学论述，从微观——摔角运动中的“苦难”呈现、到中观——有关摔角之于古罗马斗兽场表演的隐喻，再到宏观——摔角在西方娱乐工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巴尔特通过对摔角手的身型符号与痛苦消费、摔角比赛中能指与所指的脱节和摔角比赛共时系统与聚合轴的分析，“让体育游戏的符号学分析有了较为明确的研究范式和框架。”

《神话学》法语原著中的另一篇重要作品《作为史诗的环法大赛》没有被英文版辑录，但它却是罗兰·巴尔特符号研究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被称为“体育符号研究的奠基作品。”这篇文章以1955年史诗般的环法自行车赛为对象，通过对运动员的符义学研究视角的挖掘，对环法大赛自然符号的书写，对体育运动“领先、跟随、逃避和崩溃”四种行为符码的勾勒，提出了体育道德的符号悖论，指出“在用于牺牲的悲剧伦理与现代竞技的现实主义需求之间，在理想之一的悲剧伦理与现代竞技的现实主义需求之间，是体育道德的混杂与悖论。”因此，这篇文章建构了一套比较清晰的体育符号分析系统，足以成为后续研究的范本。

1960年，巴尔特受加拿大魁北克电视台之邀为体育纪录片《人类的体育》撰写解说词。纪录片里包含西班牙式斗牛、F-1赛车、环法自行车赛、加拿大冰球、英格兰足球等多个男性特征明显的运动项目，后来被集结成《什么是体育》一书出版。巴尔特通过死亡的悲喜剧、多重悖论、体育的力量、跨越以及体育的实质等章节的书写，令“体育运动中的各种社会意指变得丰富多远，开始打破结构主义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之间传统的二元对立，符号传递意义的能力被重新定义。”自此，巴尔特构建起了体育符号研究的基本路径和方法。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对体育现象的兴趣更浓。他在《男性统治》一书中就身体的社会构造、男性气概与暴力等问题进行了精辟的阐释，其中不少意指过程和表述运用了传统的符号学研究方法。

布尔迪厄1983年7月在“体育、社会阶层与亚文化”国际社会科学会议上宣讲的论文《体育社会学计划》被公认为法国体育社会学的开篇之作。前期受涂尔干结构主义影响浓重的布尔迪厄在论文中运用自己之前提出的场域论，提出了体育社会学的构架，指出“在一个场域中，各种因素和各种机制是以多种不同力量的形式，在一个建构性的规则下和一定的游戏空间中，处于相互角力的过程。在场域中支配方已有办法消除抵抗和对支配权的质疑。”布尔迪厄的这一研究几乎成为了法国体育社会学的代名词。

此外，布尔迪厄还在多部著作中论及体育与权力、经济的关系，例如他于1992年10月2日在柏林参加“体育的哲学社会学年会”上的发言文章《奥林匹克——日程分析》，通过能指与所指、外延与内涵的关系，将电视呈现的奥利匹克奥运会进行了符号学分析。他指出：“隐含的所指，是电视录制并播出的情景，是展现在赛场上看上去没有什么民族差异的片段经过各国处理后的结果。这是个双重掩藏的客体，一个是谁也无法得窥全貌，二是谁也无法瞥见它是否被瞥见，因为每个观众都误以为自己看到了真正的奥运盛会。”布尔迪厄的“场域论”和“习性”理论对于体育社会学的影响相当深远，运用这一理论进行的实证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有百个以上。

法国后现代主义的标志性人物让·波德里亚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论及当代体育文化的重要影响和符号意义。在著名的旅游传记《美国》中，他先后对流行于美国的慢跑、霹雳舞、纽约马拉松赛等体育运动展开了巴尔特《神话学》中的符号学解析。“马拉松是一种表演式的自杀形式，一种广告体的自杀形式。跑步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超越自己的极限，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达到终点。”《美国》当中论述的恰好是欧洲体育中不常见的运动项目。

波德里亚在对体育社会现象的描述中大都运用到反讽的修辞手法。例如在《冷记忆4》中他有力地讽刺了1996年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百年奥运盛典。尤其在提到随后进行的残奥会时，他指出“剩下的只有把性也作为奥运会的一个比赛项目：性奥运会。如同在亚特兰大那样，为性障碍者举行同样的一个运动会。”③在这里，波德里亚清晰地提出了体育在当代社会中起到的去符号化功能。“体育运动中的暴力不属于真实的冲突，它通过对想象暴力的分流来消除真实的冲突……因为足球和世界杯，体育偷走了属于政治的民族凝聚力，整个政治进入了体育运动场——如同拜占庭帝国的命运进入了赛马场的赛马中那样。”

让·波德里亚在其重要著作《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将体育与“失利”联接起来。波德里亚在此论述了价值与符号的矛盾关系。“在比赛中获得胜利，运动员就激活了完整的价值体系，由此他也换来了个人的名誉地位。”但在现实的符号世界中，欲望是无法通过幽灵般的构造来满足的，反而可能会引来由欲望带来的可耻的的失败。

此外，波德里亚在《拟仿物与仿像》、《邪恶的透明性》、《致命的策略》、《消失的屏幕》等十余部代表作品中多次论及当代体育文化，尤其是作为现代文化中“超现实”代表的体育媒介文化正在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波德里亚的最后一部著作《嘉年华与食人族》中，他探讨了2006年世界杯上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事件。他摒弃了自己在《海湾战争不曾发生》中提出的“当战争进入新闻，已经不再是一场是在的战争，而变成一场虚拟的战争”②的观点，不仅明确了这一事件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恐怖事件”。他对齐达内这一令人瞠目举动的描述反讽到了极致，认为是齐达内“让整个决赛从表演的高潮达到功能障碍的高潮，他以华丽的举动来反对美好的事物，瞬间在全球化的中心突出地证明了虚无。”

意大利符号学家翁贝托·艾柯持典型的消极体育观，他对意大利人最关注的足球比赛予以了较多的关注。在《游走于超现实之中》一书中，他对世界杯这项“奇观”赛事带来的特殊社会现象展开研究，以《体育闲谈》和《世界杯与壮观景象》两篇文章，通过无限衍义等符号学原理，清晰地阐释了他的消极体育观“体育运动是被‘废物’的观点所统治的，所有的体育运动都是做无用功……足球运动员就是一群怪物，是上帝也耻笑的人，他们用类似艺妓一般裹过的压缩和退化了脚来实现全盘机械化。”虽然他极尽作家之能事地批判了一切与足球相关的事物，但文章实质上却反映出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社会上的各种体育文化现象。

这些符号学先哲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充盈着体育符号研究的一个个空白点，使之成为后续研究的基础理论。在这些体育符号思想的影响下，体育符号研究的发展逐渐勃兴。

国内体育符号的研究起步较晚，在2000年以前几乎没有多少相关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不少体育和文化学者纷纷使用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对体育文化现象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容小觑的进展。周二三运用罗兰·巴尔特的能指、所指关系对体育活动进行宏观的符号学解读，提出了体育是竞技、健康、交往和休闲娱乐的符号。杨文运、马国强通过无限衍义和意指过程分析对体育明星的符号属性、符号结构、符号类型、符号学界定和象征意义展开解读。何平香的《体育非语言符号探讨》对体育竞技赛事中包括手势和体态语在内的各类符号展开解读，运用的主要是语言学的研究维度。张德福从皮尔斯的符号学原理出发，对体育与消费社会、体育与符号以及体育与广告等内容进行了解读。张欢华提出，体育不仅是身体的实践，更是符号的实践。当代体育是一种社会神话，是由大众媒介产生出来的。韦梅和陈锡尧提出，形象景观是体育赛事的价值符号，它包括形象系统与景观系统。杨韵对体育消费的符号化现象问题进行了考察，并对体育消费的符号价值进行了分析。⑥任冀军等从符号与体育的关系出发，对体育符号进行了分类，对体育符号的生产展开研究，指出了体育符号在人文社会研究领域的适用范围。陈伟和郝勤从信息符号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体育传播学的学科特征和研究现状，指出非语言符号是体育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常先厚从符号和文化哲学出发，对现代中国的体育传播进行了考察，得出“尚力精神”是中国当代体育重要符号的结论。魏伟的《解读神话：南非世界杯电视转播的符号学研究》运用了符号的双轴关系和罗兰·巴尔特的神话学解读方法，对南非世界杯官方转播机构HBS的影像、同期声、解说、特技和三层神话进行了解读。他之前对网络体育传播也进行了符号学的研究，运用到了无限衍义和格雷马斯述真方阵等符号学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成果尽管较为零散杂乱，未能形成比较系统的研究体系，但还是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

国外的体育符号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人员众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杂志是早期介入体育符号研究的重要期刊之一。俄罗斯学者萨拉夫发表于1977年第2期的《体育活动中的符号学符码》从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体育、体育发展中的符号功能、大众文化系统中的体育和体育的再现功能对体育符号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揭开了体育符号研究的序幕。随后，法国学者米歇尔·布埃用经典符号学理论对奥林匹克现象进行了宏观和中观的解读，这是奥林匹克符号研究的开始。匈牙利学者佐尔坦·科维塞斯对体育符义学进行了开拓式的探索。70年代体育符号研究的另一项成果是英国学者爱德华·巴斯康姆比编辑的《电视中的足球》，书中对1974年西德世界杯的文化和电视符号进行了研究。尽管今天看来，当时的研究比较粗浅，理论并不成熟，但不失为体育符号早期研究代表作品之一。

波兰学者兹比纽·克拉兹克是运用符号学进行体育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运用符号学方法解读体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后，他将这一成果系统化地呈现在他的专著中。到90年代，他对体育符号的研究进入微观层面，对体育行为的符号学考察成为他的研究重点。

1997年，德语版《符号学杂志》第4期推出了《体育符号学》专辑，旨在推动体育符号研究的发展。芒德·海茨格的《作为符号学对象的体育》从体育研究的诸多视阈展开了符号学探究，是这一系列研究的开篇之作。乔治·弗雷德里希等的《从符号学视阈看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碎片》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体育的文化符号功能。托马斯·阿尔克梅耶尔对体育社会表现的符号结构进行了分析，他的研究较为宏观，充满了辩证的色彩。莫妮卡·蒂埃勒分析了德国不莱梅体操训练中心的符号价值的意义，进而推广到体育建筑的符号。雷纳特·杜尔等对体育运动图示符号的实用性和灵活性进行了研究，主要运用的是康德和皮尔斯的理论。此外，海茨格还对体育活动中的身体表现进行了符号学研究。以上这些研究虽然在方法和视阈上并无多少创新之处，但也为呼之欲出的体育符号学学科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的体育符号研究延续了之前研究的特点，在类型和视野上不断开拓。比利时学者威伦·赫斯灵对电视体育的图像进行了系统的符号学研究，他以足球、网球和自行车三项受到西欧人喜爱的体育项目为例，运用了法国符号学家梅茨的电影符号学理论，探讨了电视体育符号的类型和意义。芬兰学者索雷·维若拉从性别视角对混合团队运动展开了符号学的分析。法国体育社会学者帕斯卡尔·杜雷和马里昂·沃尔夫对《队报》中登载过的21个冠军进行了体育英雄主义的符号学分析，运用巴尔特和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丹麦学者汉斯·邦德从90年代起连续运用符号学的方法来研究丹麦体操的历史发展⑨和体操历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尼尔·布克。美国学者爱德华·阿姆斯特朗运用巴尔特、波德里亚和艾柯的理论，对作为能指的23号球衣和作为所指的迈克尔·乔丹进行了符号学研究，在7个层面上进行了对比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后，体育符号研究进入了高度发展的轨道，运用符号学进行体育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显著增多。英国学者艾利恩·肯尼迪对电视体育中的男性统治进行了符号学和叙述学的探究，而后他在与编著的《体育，媒介与社会》一书中大量运用了符号学方法，尤其是巴尔特的神话符号学分析方法，对当代社会的体育传播现象展开分析。朗·白肖普从波德里亚、德波和詹姆逊的理论出发，运用符号学的方法，对职业体育运动的吉祥物展开研究。这是有关体育吉祥物符号研究的一篇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英国学者安东尼·金运用巴尔特的经典符号学阐释，对1992年改革后的欧洲足球进行了符号学分析。希腊学者克里斯托斯·卡西梅里斯在分析欧洲足球的符号身份时，运用了“足球符指过程”这一提法，他的著作中有多种符号学研究方法。美国学者乔舒亚·纽曼通过后现代理论结构和符号学的方法，对密西西比大学队吉祥物的符号价值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一吉祥物与族群间的差异有着密切的联系。意大利学者毛利西奥·贝蒂尼对古希腊的体育运动展开了符号学和人类学的分析，这是为数极少的对古代体育运动进行的符号学研究。法国学者大卫·勒·布雷顿对极限运动进行了符号学的分析，尤其是对这项运动“死亡”的符号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释。吉姆·丹尼森和皮克·马库拉运用巴尔特的符号学方法对埃塞俄比亚田径运动员格布雷希拉西耶的新闻发布会进行了符号分析，其微观之处与巴尔特的《摔角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一系列研究虽然无法完全构建起体育符号学的学科体系，但体育符号研究已经在广度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亟待比较严密的学理论证 。

冷战后，由于竞技体育成为和平时期国家、地区、民族之间战争的隐喻，因此它受到的关注度大大提升。类似奥运会、足球世界杯这样的“奇观”赛事更成为联系全人类的纽带。因此，当下体育符号学的研究主要还是围绕着竞技体育展开。对体育明星、体育广告、体育吉祥物和各种体育传播现象展开符号学研究是体育符号学初期发展阶段的重要内容。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对体育本质的探究、身体文化的形式、群众体育等内容也将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在最近几次体育社会学国际学术会议和奥林匹克科学大会上，运用符号学理论进行体育研究的学术论著显著增多，学术质量也有提升。尤其值得可喜的是，部分相关研究开始逐渐摆脱传统符号学的影响，正在形成独立的、有“体育”特色的体育符号理论和观点，这对于体育符号研究无疑是一个福音。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体育产业的逐渐发达，体育文化的日渐勃兴，体育符号研究必将成为当代体育文化研究的重要工具。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体育符号学已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