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兵三团起义_伞兵三团起义 - 威林百科weilinceramic.com

伞兵三团起义

1949年4月，国民党空军伞兵第三团在团长、中共地下党员刘农畯率领下，共2500多名官兵于15日乘中字102号坦克登陆舰起义，在连云港登陆，新海连特委社会部部长苏羽赶至港口欢迎慰问。18日，新海连特委召开欢迎伞兵三团起义庆祝大会。

背景

伞兵三团简介

国民党的伞兵部队，最初由国民政府责成杜聿明于1944年在昆明创建，划分为一、二、三团。隶属陆军总部。伞兵军官都是国民党中级和高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一律美式装备，是以伞降或机降方式投入地面作战的合成兵种，具有空中快速机动和地面猛烈突击的作战能力，因而成为国军的特种嫡系机械化部队。蒋介石曾将这支部队用于两广、湖南等地的对日作战。日本投降后，伞兵司令部由昆明开往上海，而后调驻南京，内战期间加入徐州战区与解放军作战。

但在1949年初，随着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即将土崩瓦解的时刻，蒋介石却命令这支精良部队由南京调防上海，以构筑最后的堡垒。其中第三团驻防安亭、三林塘一带，担负沪宁线和沪杭线铁路警备任务。就在渡江战役前夕，为了谋求最后的逃路，蒋介石匆忙赶至上海，召见伞兵司令张绪滋少将和三个伞兵团的正副团长们，决定将伞兵部队调往福建，然后去台湾。3月中旬，伞兵司令张绪滋根据蒋的命令，开始制定南撤方案。

密谋起义

中共地下组织策反国民党伞兵的计划是从1949年初开始实施的。当时，陈家懋的主要策反对象是伞兵司令张绪滋（陈与张是同乡，并且还当过他的副官），而地下党的主要力量大都集中在了伞兵第二团，所以当伞兵部队由上海转运福建的时候，起初的计划是让一、三团先走，把二团和军械所留在最后。可问题是伞二团团长赵位靖的思想十分顽固，并且对部队的控制又非常严，地下党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运作机会，而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伞三团团长刘农畯却通过在“中法高级职校”（上海机械专科学院）工作的弟弟刘振武与共产党方面取得了联系。

刘农畯是湖南邵东人，他的叔父刘惊涛是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被反动地主杀害了。刘团长的这段背景在当时并不是秘密，伞三团中的邵阳籍军官全都知道，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官员与共产党有历史关系的人非常多，甚至有许多人原本就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所以大家并没有太把它当回事。中共地下组织事先显然也没有想到刘农畯能够有反蒋起义的觉悟，等得到消息之后才匆忙往伞三团调集力量，不仅人数很少，时间也比较晚了。

好在伞三团的情况比较特殊。1948年，伞兵主力一直在前线作战，而第三团却是由刘农畯在后方新建起来的。这个团虽然没有打过仗，但人员都经过精心挑选，三个营长有两个是湖南邵阳人，团部军需、副官、文书以及直属连的军官不是团长的亲戚就是团长的同学或者同乡。这个“小圈子”力量非常稳固，事实也证明，它在中字102号的起义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加紧南撤

蒋介石在哀叹国军主力丧失之余，抓紧制定应变计划——在坚守长江南岸防线的同时，将嫡系精锐部队撤往台湾，保存实力，以便东山再起。为此，责成国防部命令伞兵司令部：“着伞兵部队分作三个梯队，分别于3月中下旬、4月下旬，按一、二、三团顺序，从海路南撤福州待命。不得有误。” 刘农畯立即将此情况通过周其昌转告了我地下党。

接到情报后，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研究决定：放弃原定的伞兵团晚些时候配合其他国民党部队在上海起义的方案，让伞兵3团在调防途中起义。同时，为集中策反力量，中共上海局决定把对策反伞兵3团的三股力量汇合在一起，归上海策反委员会统一领导，这样，这几路地下工作者才接上了关系。

此时，南撤计划又有了新变化。3月20日，国防部给伞兵司令部下达命令：“因战局吃紧，日后恐无法解决运输船只，三团需提前起程，与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一道，和伞兵二团合并为一个梯队，于3月28日撤离上海。”

接到这道“提前起程”的命令，刘农畯心中一惊。因为目前官兵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做，另外与2团合编梯队行动多有不便。他赶紧嘱咐周其昌立即向“策反委”负责人张执一、李正文报告。这时候的上海滩已处于腥风血雨之中。根据蒋介石的手令，军警宪正一齐出动，对地下党进行大规模搜捕。此时的张执一、李正文已暴露身份，不得不匆忙转移去了苏北根据地。策反委员会的工作改由张登主持，伞兵3团起义一事则移交给田云樵负责。他们仔细研究以后，认为应该设法推迟南撤时间，还要确保3团单独调防，这样才能保证起义万无一失。于是通过内线来干扰和推迟南撤的行动计划。

三天后，伞兵司令部接到段仲宇报告：“伞兵3团一营在上海北站执行特别警戒，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要集中兵力布防上海外围战线，旬日之内抽不出人力接替一营，故3团暂时不能南撤。至于该团待后撤离时的船只，我当一定负责准备。”此时的段仲宇，已调任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专管海陆运输船只调度。他按照“策反委”的指示，给伞兵司令部施加了“滞后南撤”的影响。

伞兵司令张绪滋不敢在没有接替的情况下，把负有“特别警戒”任务的3团1营拉走。便电告国防部：“拟同意3团与军械处延至4月13日一起撤往福州。1、2团则在3月28日按时起程。”国防部作了答复。刘农畯接到3团推迟南撤的命令后，内心稍安；但又怕再出意外的麻烦，便急切要求会见新的联络员舒忻，商讨起义具体事宜。最后决定在江北进行起义。

4月9日上午，田云樵、舒忻、陈家懋、刘农畯等人乔装打扮，陆续来到上海“大沪饭店”，由扮作堂倌的周其昌引到二楼雅座，对起义具体事项一一研究。为使起义取得成功，成立了由刘农畯、周其昌、陈家懋、李贵田、孟虎等5人组成的“伞兵3团起义指挥部”，刘农畯任总指挥。同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党支部，由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武装纠察队，密切监督和处理突发情况。中共上海局“策反委”田云樵，在碰头会上郑重宣布：“起义途中，情况变幻莫测，要及时正确应变。对于胆敢武力抗拒者，坚决镇压，决不留情。” 4月10日，刘农畯在三林塘团部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宣布奉调南去福州，13日离开浦东，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与3团同行。他责成陈家懋和李贵田负责联系船只，安排、组织人员物资上船。

“中字102号”郡级滚装船

段仲宇是何应钦的亲信。前两年，何应钦被蒋介石打发到联合国去当“安理会代表”，段仲宇也在美国呆了好长时间，何应钦回国以后做了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段仲宇也跟着抖了起来，荣升少将，掌管京沪铁路运输大权，还被安排进上海市的“政务委员会”，成了谷正纲与何应钦之间的邮递员。但事实上，段少将已经在此时加入了共产党，号称“蒋经国近卫军”的预备干部训练总队（贾亦斌部）和号称“蒋介石嫡系”的伞兵第三团起义，都是他参与策划的结果。

“上海港口司令部”的正式名称其实是“联勤上海运输指挥部”，是隶属于“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总司令郭忏）的干线运输管理机构，与负责支线调配的“补给区司令部”是平行单位。上海港口司令部的司令是汤恩伯的亲信杨政民，另外还有好多个分管铁路、公路、仓储等各方面的副司令，段仲宇也是其中之一。然而，真正最有油水的海运组却始终掌握在杨政民自己手里，具体负责的是他的副官吴铎。、

当时港口司令部原本计划给伞兵三团配备“海辽号”，但是由于“海辽号”不吉利，而换了。 “海辽号”是美国Manitowoc船厂1920年的产品，原名San Antonio，卖给中国后起名为“海闽号”，这“海闽号”船的头一次航行就撞沉了吴凇军港的小火轮，弄死了十六个军校实习生，然后又开到厦门去撞翻了“伏波号”，于是就改叫“海福”。结果“海福”改了名字却没改脾气，又继续去撞陆军的运兵驳船，再干掉一百多人，只好又更名为“海辽”……两年来，这倒霉家伙的航行经历就是撞船、维修、改名、再撞船、再维修、再改名，反正专跟兵舰过不去，撞掉了海军撞陆军，只剩下空军还没有碰过，所以伞兵三团当然不愿意给它这个“破记录”的机会。因此最后起用招商局的“郡级滚装船”。

但是实际原因是刘农畯所说的“海辽轮不吉利”当然只是借口。当时他不愿意使用这条船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其客舱容量太大，在装载伞三团的同时一定还会加运其他部队，这将影响原定的起义计划。同时，在之前的“普陀山军演”上，伞兵部队乘坐的就是“郡级滚装船”，对它了解较多，因此选择它更加利于起义。

4月10日上午，“中字102”出航前的准备会在招商局大楼召开。主持会议的是上海港口副司令刘耀汉，是个留美的海归，抗战时期曾经担任过美军顾问团的首席翻译，经常陪着外国大鼻子到伞兵基地来视察，并且还给“留美预备班”的学员上过课。出席会议的有伞三团团长刘农畯、伞兵军械处主任陈家懋、港口司令部海运组长吴铎、招商局副总经理黄慕宗（解放后任上海徐汇区政协委员）等十多个人。

刘耀汉在会上宣布：“中字102”滚装轮将运载伞兵第三团、伞兵司令部军械处、第22兵团通信队以及转送福建的 “国大代表”和家眷，共计四个单位三千余人和两千多吨物资，定于4月13日启程前往福州，预计航程48小时左右。行船期间由刘农畯担任军事指挥长、伞兵第三团负责纪律纠察，规定每隔八小时向招商局（港口司令部海运组）报告一次位置坐标，并划定了具体的航行线路。

起义经过

”前往青岛“

4月13日下午4时半,中字第102号坦克登陆艇离开了黄浦码头,驶出吴淞口,刘农畯在他的房间里召开了营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刘农畯拿出假电报,告诉大家,国防部来电报要部队改开青岛。由于事出突然,几个营长思想都没有准备。这时,副团长姜键问了一声:“任务是什么?”刘回答“任务不明”。本来在会场外面已做了准备,如有变故,即行断然处置。因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就没有采取措施。

下午6时许,船驶出长江口,向南航行。这时天已黄昏,纠察队的同志按计划进入各自的岗位。李贵田登上驾驶台找到船长,拿出假造的国防部电报命令船长改变航向,开赴青岛。船长服从命令,将船掉转航向,向北开去。这天正好是农历三月十六,一轮明月悬挂天空,耀眼的海波涌着登陆艇疾速前进。

舰上哗变

船向北开后不久,团政工室的一个女队员因晕船跑到甲板上吹风。她一见月亮的位置不对,立即叫了起来:“哎呀,不对啦,刚才月亮在船的左边,现在怎么跑到右边?”她这一叫,引起了通信连一部分人的惊讶和骚动。轮船转向的起因多半与团长刘农畯有关，但究竟还有多少人介入其中却难以判断。客舱里的姜键副团长态度暧昧、而一营长钟汉勋和二营长杨鹤立又都是刘农畯的湖南老乡，想来想去就只有住在外面甲板上的团附（参谋长）李贵田和三营长李敬宾还能够指望了。可这时候，船尾客舱与外界已经无法进行联系，舷梯上架起了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直指舱门，一个身高超过一米九的壮汉双手叉腰守在那里，怒目圆睁、威风凛凛，就像是门神一样。

舱室里的乘客此时也已经猜到外面正发生着什么不寻常的事情，22兵团通信队的吴学挺队长跑来探问“兵变了怎么办？”。直到这时，仍有一部分人依然对局势的“好转”心存侥幸。他们觉得军舰的哗变原本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伞兵部队的文化素质高、政治要求严、待遇条件好，长期以来都以“党国精锐”自居，附和叛乱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甲板上负责弹压的那几个军官明显都是刚入伍不久的新人，既缺乏威望也缺少经验，只要出现合适的机会，船上的局面就极有可能发生逆转。临近中午的时候，舱面上突然传出一阵嘈杂的声音，听得出是有人在厮打，还听见有人在喊叫：“团长！我们要见团长……营长，营长在哪里？”，此时姜键、钟汉勋和杨鹤立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丝毫也没有准备回应的迹象。没过多久，甲板上又传来一连串枪响，外面的一切就平静了下。下午三点，几个督察队员进入客舱搜缴武器，姜键这时也站起来要求大家交出各自的佩枪。

事已至此，轮船上原本十分紧张的气氛反而平静了下来。交出武器之后，客舱里的军官陆续被喊出去开会。所谓会议室其实就是舰桥上的军官餐厅，餐厅门口的一边站着团部连连长刘锦世，另一边站着排长孟虎（就是那个身高一米九几的大个，他是华野敌工部的人员）。从船尾一路走来，大概判断出兵变的内情——副团长姜键以及一些营长连长两手空空、表情木然，在督察队的监视之下显得无可奈何，而在舰桥上站着的伞兵军械处主任陈家懋和伞三团团附李贵田则是全副武装、喜形于色，分明是这次事件的组织者。前甲板上，通往中舱的跳板已经被收了上来，几挺重机枪对准了舱门口，底下的两千多号人马别说是只有空枪没有弹药、就是装备齐全也很难冲得上来。

会议结果

14日下午4时,刘农畯在他的房间召开连长以上军官会议。会上,刘农畯就到青岛的问题,讲清了形势、前途和全船人的处境。他说,如果继续再跟国民党走,只能是“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的死路。考虑到全船2500多人的身家性命,有的还带有家小,到底怎么办?紧接着他说:“共产党已派人来联系,欢迎我们举行起义去解放区,希望大家表态。”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有个连长说:“请团长作主!”接着又有几个连长、营长重复了这句话。一位副团长和个别人问:“共产党的代表在哪里?我们想见见这位代表。”刘农畯把1948年打入伞兵司令部参谋处的地下党员陈家懋指了一下,说:“这是陈处长。”陈家懋根据党支部的决议,站起来对他们讲了形势,同时说明政策,欢迎大家起义去解放区。结果,大家就在这个会上,作出了举行起义的决定,并立即着手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刘农畯由周其昌及纠察队员陪同,与连队干部及士兵频频交谈,干部情绪渐趋稳定。14日晚8时,船只改变了新航向,朝连云港开去。时近拂晓,伞兵起义宣言已经印好,李贵田带着孟虎和几个纠察队员到各连去散发。

抵达新海连特区

1949年4月15日清晨6时,登陆艇已经到达连云港外。此时,刘农畯把全体排长和部分连以上干部集中到甲板上的大厅内,刘农畯和陈家懋分别向他们讲清形势,宣布了起义的决定和政策,同时请他们将这些意见转告给全体士兵。上午8时,中字102号登陆艇被领入港内。从即日起伞兵第三团海上起义终于胜利了。

起义伞兵到达连云港,新海连特委和当地军民热情接待。当天下午,特委负责同志苏羽亲自赶到港口,向起义人员进行慰问。下午派专列火车把部队送到新浦。5月18日,新浦连军民召开了对起义伞兵全体官兵的欢迎大会。谷牧致欢迎词,热烈欢迎起义伞兵的全体官兵光荣归来。伞兵全体官兵向党中央、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了致敬电,并向全国父老发出了起义声明,在我解放大军渡江前夕,解放区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个声明。毛主席、朱总司令当天就给部队发来了慰勉复电。中央领导同志对伞兵的关怀,给了起义伞兵以巨大的鼓舞。

起义成功原因

技术层面

从技术上讲，伞三团起义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三点。一是巧妙利用LST型坦克登陆舰的构造，把绝大多数官兵封锁在了船舱里；二是事先调走思想比较顽固的监察人员，从而顺利地掌握了甲板和舰桥的控制权；三是布设疑阵、虚张声势，摧毁了其他人的意志。当伞兵团长刘农畯、军械所长陈家懋和中校团附李贵田等高级军官突然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宣称船上还隐蔽着大量的共产党员的时候，各级部下立刻在震惊之中陷入了相互猜疑，从而无法再采取有效的抵抗措施。

上层协助

之前刘农畯与陆大的同学，蒋介石侍从室少将侍从段伯宇联系上。

段伯宇，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大学，和刘农畯同为陆大二十一期同学。抗战期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其胞弟、国民党军务局参谋、地下党员段仲宇推荐入军务局，主管军事情报。按地下党指示，段伯宇以隶属关系和同窗之谊接近刘农畯。老同学见面自然非常亲切和随意，经过几次交往，刘农畯表明了心意，愿意投奔共产党。段伯宇向刘传达了中共上海局的指示：利用南撤之机，在上海举行起义；然后调转船头北上，直驰苏北连云港解放区。刘农欣然接受这个方案，并同意让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派周其昌打入伞兵团，与李正文单线联系。为名正言顺，刘农畯委任周其昌为3团通信连“中尉通信员”，住在团部，以便及时掌握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