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绍祖（1939年4月8日- 2012年9月18日），衡阳耒阳人，生于陕西西安，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参加工作，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物理专业研究生肄业，少将军衔。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任国家体委主任、党组书记，首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第二任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主持者，2012年9月18日逝世。

伍绍祖（1939— 2012年），男，衡阳耒阳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中国体育复兴奠基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建设工作、国防科技工作、体育工作和青年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国家体委最后一任主任、党组书记和国家体育总局首任局长、党组书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伍绍祖，衡阳市耒阳市南门外松茂堂人。父亲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红军电台的奠基人、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人伍云甫，母亲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政部顾问熊天荆。 他是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名誉理事长（呼号：BA1WSZ）。

伍绍祖，1939年4月6日出生于西安，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后又攻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物理专业研究生。其间曾任清华大学学生会秘书长、副主席。1965年任中华全国学联合会主席、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干部。1972年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秘书。1975年后，任国防科委司令部二部参谋、科技部二部副科长、副局长。1982年7月后，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8年12月任国家体委主任、党组书记，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任国家体委主任。1998年3月至2000年4月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亦是21世纪中国第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1992年、1996年伍绍祖两度率队亲征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奥运会，我国均取得了金牌总数第四，体育界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巩固了中国在国际体坛的大国地位。

伍绍祖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担任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执行主席，我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就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说最终以两票之差惜败，但这次活动在我国体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2012年9月18日逝世。

1939年4月8日出生于西安，衡阳耒阳市南门外松茂堂人。父亲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红军电台的奠基人、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人伍云甫，母亲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政部顾问熊天荆。

1940年2月，随母亲熊天荆到延安。

1944年，在延安第一完小学习。

1946年，秋转入延安保育院小学，同年冬，加入儿童团。

1947年3月，随延安保育院小学转移，参加二千里行军到达太行，被评为行军模范，入读西柏坡村机关小学。

1949年，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1951年，毕业于北京育才小学。

1951年-1957年，在北京101中学

195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多次被评为市、校级“三好学生”，毕业时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银质奖章。

1957年8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攻读理论核物理专业。

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4月，担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体协主席。

1960年上半年，在刻苦学习的同时，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身青年工作，当选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生会副主席，9月成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生会主席、分团委委员，开始半脱产学习。由于校学生会所有半脱产干部因为身体不好，于是在1961年9月，被调到清华大学学生会任秘书长，主持学生会的全面工作，配合学校党委、团委，团结全体同学共同度过困难时期。

1962年4月，清华大学第15届学生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清华大学学生会副主席。1960年9月─1962年9月担任系学生会和校学生会半脱产干部。由于担任了两年政治辅导员，学习延长一年。

1964年7月本科毕业，考取清华大学理论核物理专业研究生。

1965年1月，当选第18届全国学联主席（1965年—1972年）、第4届全国青联常委，同年4月中止学习，调到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

1969年5月，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河南共青团中央机关“五七”干校劳动三年并经受“审查”，在共青团的工作岗位上，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的学生工作和青年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2年4月，调入国务院办公室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秘书，协助王震做好分管国务院的业务工作，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

1975年7月-1982年7月，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司令部二局参谋、科技部二局副科长、副局长，其间，1979年1月-12月，借调至团中央机关工作，同年5月任第5届全国青联副主席、第19届全国学联主席（1979年-1981年）。

1982年7月起，任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务院）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为当时最年轻的副大军区正级干部。

1985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中国新时代集团第二任董事长。

1988年10月，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先后参与和主持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导工作，积极创新，开拓进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重加强国防科研试验部队政治工作，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国防科技培养了大批人才。认真贯彻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积极推动国防科技工业的改革、开放和对外合作交流，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在领导和主管核工业的工作中，认真贯彻了中央关于“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积极推进我国核技术、核工业的转型与发展。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业的岗位上殚精竭虑，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8年12月底，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1989年12月─1992年7月，在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部在职学习硕士学位课程结业。

1990年，领导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获得成功。深知体育科技在未来国际体坛极端重要，采取“科技兴体”的战略，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中产生第一批“金牌效应”。中国体操、乒乓球、女子竞走、女子游泳等运动，依靠科技解决技术难点、弱点，收到良好效果，夺得金牌。

1995年-1999年，兼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

1996年被美国国立波尔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1999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伍绍祖与北京市市长刘淇飞赴瑞士洛桑，向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呈交了北京市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书。

1996年、1997年、1999年先后被聘为武汉体育学院、清华大学、南京体育学院客座教授。

1996年，率团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任中国奥运代表团团长。先后率团出征巴塞罗那奥运会和亚特兰大奥运会，取得骄人战绩，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9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体委改为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华体育总会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国奥委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和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执行主席。伍绍祖坚持体育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以民族振兴为目标，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改革创新，开创了中国体育事业的新局面。

在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工作期间，还兼任中国奥委会主席、国际气功科学联合会主席和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席、荣誉主席等职，为我国的体育事业和申办奥运做出了贡献。伍绍祖高度重视全民健身事业，组织制定并实施了“全民健身计划”。高度重视体育法制建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制定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积极推动体育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大力推进体育事业改革和体育产业开发，积极促成体育彩票的发行，使我国体育事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全面、持续、健康的发展。

2000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2002年，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中直机关党建研究会会长。主持制定并组织实施了中直机关党的建设五年规划，及时向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工作，为加强中直机关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2003年3月，成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2004年4月27日，中直机关侨联成立，当选为中直机关侨联第一届委员会主席。

2005年3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多次带领调研组赴全国各地考察、调研，提出了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提案和调研报告，多次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还对人民政协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推动人民政协制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1月，任中直机关侨联主席、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深入研究党史资料，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宣传、弘扬延安精神，为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经常深入市县农村，组织“健康快车火车医院”为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使12万多患者重见光明，为全国21个省167所农村学校建成了太阳能浴室，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012年9月18日15时，因病逝世，享年73岁。

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八、十九届全国学联主席，第五届全国青联主席，中国核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

英雄出少年

1939年4月8日，伍绍祖出生在西安，父亲伍云甫和母亲熊天荆当时都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那时，西安经常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有一次母亲出门办事，就把伍绍祖放在大床上。一听到轰炸的声音，她马上跑回来，发现伍绍祖已经被摔到地上，还碰翻了一盆水，但伍绍祖依然在熟睡。

后来，中央领导同志考虑伍绍祖母子的安全，于1940年2月让伍绍祖撤回延安。母亲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合作局局长。1940年下半年，父亲也调回延安，担任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兼边区银行副行长。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后，父亲被调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1942年上半年，父亲再次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同年，受毛主席指派，父亲随林彪去与蒋介石谈判，后来同林伯渠、王若飞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1943年，母亲之前在国民党监狱里感染上的肺结核病复发，住进了延安的中央医院。没有人管伍绍祖，朱德总司令就收伍绍祖做“干儿子”。后来，伍绍祖跟父亲在中央党校住了一段时间。1944年，母亲奇迹般地康复了，伍绍祖就又回到边区政府住。9月，伍绍祖被母亲送到离驻地不远的延安第一完全小学上学。

1946年元旦时，驻在延安的中央和边区的各机关的同志互相拜年，那时毛主席住在王家坪，伍绍祖跟着母亲也到了王家坪，正好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也在，大家就合了一张影，伍绍祖就站在毛主席的身旁。

抗战胜利后不久，毛主席去重庆返回延安后，就说要加强备战，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为了备战，母亲把伍绍祖送到离延安80多里的延安第一保育院小学（简称“延安保小”）。1946年底，伍绍祖被秘密地吸收为儿童团员。也就在这个时候，驻在延安城附近的抗小（抗日干部子弟小学）与保小合并。那时伍绍祖年龄虽小，但对敌人仇恨是深刻的，想着有机会能上战场与敌人拼命。

1947年，国民党派胡宗南的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3月16日，伍绍祖随延安保小的第一批学生离开白家坪行军40里到雷咀河村，整整走了一天，到傍晚才看到山底下的目的地。休整了几天后，队伍往旧安定城走，路上遭到敌机轰炸，但没受损失。伍绍祖是第一个跑进城的。晚上我们住在被轰炸过的房子里，半夜又被叫起来，说敌人要占领旧安定城，要求立刻集合起来返回雷咀河。

行军一开始很艰苦。有一次伍绍祖与同伴走到一个没有人的村子，从一个空窑洞里找到一包辣椒粉，打了一桶凉水冲着喝了。后来村里的老百姓知道是八路的娃来了，就从地底下挖出白面，给伍绍祖与同伴做面条吃。

1947年6月，伍绍祖与同伴到了山西，在晋察冀解放区的离石县王家坡村休整了大约一个月。以后伍绍祖与同伴穿越汾河，过同蒲路封锁线，翻越太岳山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武安县阳邑镇。在那里呆了差不多一年。整整2000里的行军，对于不到8岁的伍绍祖来说还是很大的挑战，而且伍绍祖还被评为行军模范。1947年秋天，伍绍祖在学校见到了两年没有见面的父亲，还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报平安。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伍绍祖随中央机关坐着杨尚昆同志的中型吉普进了北京，随父亲住在香山的镇芳楼第二层，后又搬到中南海。

从延安开始，经过2000里的行军（“短征”）到河北，最后到北京，伍绍祖见证了党如何成功夺取全国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虽然伍绍祖那时还是一个不怎么懂事的孩子，但也经历了这个大变化，真是受益匪浅。

学生生涯

在北京市101中学（原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经过6年中学学习，1957年秋，伍绍祖以不错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4年本科毕业，又考上张礼教授名下的“高能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前后在清华大学呆了近8年。

大学本科毕业前，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突然找伍绍祖谈话，说如果组织上需要，把伍绍祖调到全国学联做社会工作，问他愿意不愿意。伍绍祖表示坚决服从。1965年1月，在全国学联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伍绍祖被推举为全国学联主席，并在同时举行的全国青联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第4届青联常委。当选后，伍绍祖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巴勒斯坦领导人舒凯里的宴会，舒凯里与他握手时，他惊讶地说：“你这么年轻！

1965年底，伍绍祖又被补选为广东省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伍绍祖在全国学联主席的岗位上经受的第一次考验。

1965年5月，伍绍祖在清华大学办了保留研究生学籍的手续，正式调到团中央机关工作，被分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组织科。

此后，伍绍祖两次到访欧洲，一次是1965年11月以全国学联主席的身份率中国学生代表团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国际学联执委会，另一次是1966年6月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到匈牙利参加世界青联的代表大会。6月24日回国，伍绍祖一下飞机就被人直接拉到团中央机关礼堂，当时正在对团中央书记处进行批判。会后，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照华同志找伍绍祖谈话，说伍绍祖的女朋友曾晓前（现在的夫人）的爸爸被定为杨尚昆的死党，要伍绍祖与之划清界限。1966年8月，伍绍祖送两位到访中国的美国青年走后回到团中央机关，看到团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胡耀邦、胡克实、王伟等被“示众”，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就向机关造反的负责人提出意见，他们也觉得不妥，到9月初就停止了这些活动。

人生三导师

胡耀邦、王震和张爱萍是团中央人生中的三位导师。

1969年4月份，团中央机关“一锅端”下到了河南省信阳地区潢川县的黄湖农场。5月，胡耀邦同志来到干校。伍绍祖等都被分到一连的行政处人员的班里。在与胡耀邦相处的两年多里，胡耀邦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不迷信权威，善于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刻苦思考、刻苦学习等很多优良品行对伍绍祖影响至深，是伍绍祖人生中的第一位社会老师。这是伍绍祖在团中央机关七年的时间里最大的收获。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同志抓住时机解放和使用一批老同志，王震同志是其中之一，当时被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王震要找一个年轻的新秘书，把目光投向了团中央机关。团中央机关的人提出了可以选择的十几个人，其中也有我。1972年4月中旬，伍绍祖担任王震副总理秘书。虽然在这个岗位的时间不长，只有三年零两个月半，但受到的锻炼却不少。王震同志成为伍绍祖的第二位社会老师，也是政治老师。 有一次，伍绍祖陪王震去看望聂帅。当聂帅了解到伍绍祖曾是清华大学理论核物理的研究生时，他对王震讲：“你怎么找了个研究生当秘书？秘书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你应当让他归队。”王震对此很重视。

1975年，张爱萍同志回到国防科委工作，王震副总理把伍绍祖推荐给张爱萍，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说让伍绍祖去了以后不要当大官，要从最低的职务干起。10月份，伍绍祖刚办完参军手续就去新疆马兰的核试验基地参加试验。伍绍祖有很多大学同学被分配在这个基地，所以那段时间一天到晚都沉浸在快乐之中。

张爱萍同志是伍绍祖的第三位社会老师。伍绍祖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工作的近14年深受他的影响。他非常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具有非常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抱负。他还有非常高尚的情操和文化修养。有一次，伍绍祖提出原子能事业要为国家多做贡献时，他在伍绍祖写的报告上批示：“要在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重点转向民用。”这就是后来核工业部和其他军工部门提出的“保军转民”口号的由来。所以，伍绍祖把张爱萍同志称为工作的老师。

“空降”体委

1988年12月中旬，伍绍祖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军委工作会议时突然接到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刘泽鹏的电话，说要把伍绍祖调到国家体委当主任。

严格说来，伍绍祖对体育是一个外行。作为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在高层次上既要管体育，又要管运动，有时确实不知道怎么办。不懂就要学习，一学就是11年半，直到伍绍祖离开国家体育领导机关时也不能算是搞明白了，但应该说是努力了。

作为体育领导机关的一把手，到了很多地方都要讲话，伍绍祖不愿意随便讲，这确实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伍绍祖曾开玩笑说，伍绍祖讲一小时话，平均要想5个小时，秘书根据录音整理出来最后形成定稿大概要10个小时。2008年，秘书们选出100篇讲话编成《伍绍祖文集——体育工作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较全面地记述了我在体育部门工作的11年零4个月经历的一些事，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中间的一段的体育工作情况，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改革开放的成就。

伍绍祖在国家体育工作部门做了以下一些事情，包括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简称“一法两纲”；轰轰烈烈地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完成国家赋予的重大竞技体育任务，如圆满完成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工作等；开展反对使用兴奋剂的工作；积极推进整个体育事业的改革；进行了运动项目管理改革；抓了申办第27届和第29届奥运会的工作。

春泥更护花

2000年4月15日，中组部突然通知伍绍祖调离国家体委，那时伍绍祖正在紧张备战悉尼奥运会和申办第29届奥运会。尽管一般都认为临阵换将不好，但伍绍祖表示坚决服从组织。5月下旬，伍绍祖被调到中直机关工委。2002年接替武连元担任常务副书记。2004年5月，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孙晓群接替我担任常务副书记。在交接工作时，伍绍祖认认真真地向他交待了50件正在做的事情。从那时起，伍绍祖就专心做全国政协的工作了。

2008年3月2日，伍绍祖的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任期结束了。伍绍祖说：“ 如果我能活到80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积极地看待生死。一方面要与随之而来的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像革命先烈一样视死如归。我想，如果我走了，就把骨灰埋在一棵树下，让这颗树长大成荫，为地球增添一点绿色。”

伍绍祖体育人生

伍绍祖，1939年出生，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88年12 月从国防科工委政委、党委书记的岗位上调任国家体委主任、党组书记，是20 世纪中国最后一任国家体委主任。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他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亦是21 世纪中国第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2000 年5 月，伍绍祖调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

伍绍祖是中国第五位国家体委主任，也是第三位军人出身、具有军衔的体委主任，在任国家体委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11 年多的时间里，他主持了多项重大体育改革，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在20 世纪末和21 世纪初的发展制定了许多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奥运的不解之缘

在1988年底到国家体委任职之前，并不算是一名体育的内行，甚至“不太喜欢体育”。此前，他是国防科工委政委，一名少将。而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他被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从此在体育系统一干就是11年，也由此开始了与体育、与奥运的不解之缘。

1991年，北京的第一次申奥计划启动。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申奥计划”的最初缘起，竟是来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一次视察亚运会场馆时所讲的几句话。伍绍祖说，要不是他曾经当过参谋，牢牢记住了小平同志当时随口讲的这几句话，或许也就没有了后来的第一次申奥。

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伍绍祖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那是1990年7月3日上午，小平同志去视察亚运会场馆，我和体委、北京市的一些同志陪同。当时小平同志问了句：‘中国办奥运会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我在军队当过参谋，什么都记在本上，回去后就给中央领导、体委领导、北京市的领导讲了，小平同志有这么个意思。党中央马上讨论，最后决定：申办！1990年就开始启动申奥了。”

而对于第一次申奥的失败，伍绍祖认为，这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如果第一次申办成功了，以当时我国的经济实力，办奥运会费的力气要更大一些，而且还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没申办成功，对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大学生也是一次极大的教育，知道世界上还有反对势力。”

在伍绍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十几年任期内，他曾两次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夏季奥运会，一次是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一次是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在这两届奥运会上，中国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分别获得了54枚奖牌和50枚奖牌，在金牌榜上均名列第4位。

在伍绍祖任职体委期间，他明确提出要严格禁止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因为反兴奋剂工作做得好，他还被国际奥委会请去做经验介绍。萨马兰奇称赞中国是“反兴奋剂的模范”。在今年的“奥林匹克宣言国际论坛”上，当谈到对中国队在本届奥运会上夺金数的期望时，伍绍祖仍然坚持他一贯的立场：“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而且要拿真的，不能拿假的！”

曾经有媒体问：如果请您对今年的北京奥运会讲几句话，您会说什么？

他爽快地回答：“还是我过去提的，对运动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对体育工作是：‘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

此前的奥运会上，伍绍祖曾多次与运动健儿同行。而今，退了休的他，笑称自己“过的就是普通市民的生活”。“今年我不和健儿们同行啦，我和广大老百姓们同行”，伍绍祖说。

伍绍祖为中国体育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给中国体育带来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提出的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计划以及中国体育法的制定，将中国体育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正式确立了体育产业的概念，亲自跑证监会，使中体产业成为一个上市公司，大大促进了体育经济的飞速发展。任国家体委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11年多的时间里，主持了多项重大体育改革，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发展制定了许多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0年，领导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获得成功。他深知体育科技在未来国际体坛极端重要，采取“科技兴体”的战略，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中产生第一批“金牌效应”。中国体操、乒乓球、女子竞走、女子游泳等运动，依靠科技解决技术难点、弱点，收到良好效果，夺得金牌。

提出奥运战略：奥运战略不是金牌战略。金牌只是奥运战略一个组成部分，不要以偏概全。当然我们要多拿金牌，但怎么拿，又有一套办法，是真想拿还是假想拿。要假想拿，就把钱都花在金牌上；要真想拿，就把钱花在群众体育上。

在任11年半期间，伍绍祖主持了多项重大体育改革，包括足球改革、体制改革，提出并实施奥运争光计划、全民健身计划、体育产业发展计划等，组织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发行了中国体育彩票，使中体产业成为一个上市公司。

伍绍祖始终反对使用兴奋剂。坚持“四不用”，“拿不到金牌也不用，查不出来也不用，别人用了也不用，有人让用也不用”。 针对兴奋剂的“三严”（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方针，就是伍绍祖提出来的。由于伍绍祖在反兴奋剂上的坚定立场与严格措施，还被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称为“反兴奋剂模范”。

大力推进体育职业化进程，1992年红山口会议，提出要将足球作为突破口。曾经在一个田径会议上说，中国足球上不去，根子在田径，跑不动怎么可能传接球，包括之后的12分钟跑之类的测试，都是根据他的构想制定的。他让足球坚持走职业化道路，同时将体育细分化，规范了中国体育界的各个方面。

儿童时期

1939年4月8日，伍绍祖生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其实他是衡阳耒阳人，他的父亲、中央军委秘书长、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母亲熊天荆都是中国革命的先驱。伍绍祖五岁那年母亲就送他上学了，作为红色的后代，他从小就接受了革命的熏陶，并参加了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在大生产运动中，少年伍绍祖帮助老乡纺线、捻线；开荒时，帮助人们敲土疙瘩；在针对蒋介石打内战阴谋的备战活动中伍绍祖还模拟伤员，让医务人员在他身上练习包扎。1946年9月，王震率领南下支队北返延安，伍绍祖去慰问八路军，并写了一封慰问信，还刊登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这是他的名字第一次上报纸。

1946年年底，内战迫在眉睫，伍绍祖的父亲在北平、上海等地跟随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国民党周旋。他的妈妈把他从每天可以走读的延安第一完小，送到了离延安100多里地的安塞白家坪的延安第一保育小学住校。因为伍绍祖从小就听《黄河大合唱》中的歌词“黄河在咆哮”，对黄河非常向往的他，误以为“黄河在‘保小’”，所以，他就高高兴兴地去了。去了以后才知不是那么回事。不过，“保小”对伍绍祖来说确实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不久，他在这里加入了儿童团。

从1947年3月开始，历时两年，伍绍祖跟随“保小”行军两千里，最后到达北京。在他开始行军前，他妈妈也撤离了延安到达安塞真武洞，那里离白家坪只有几里地。伍绍祖的妈妈工作忙，派勤务员朱德奎把他接去，与妈妈住了一个晚上，这也是两年的时间里惟一的一次母子相聚。第二天回学校时，妈妈给伍绍祖打了一双毛袜，又送他上路了。

敌人占领延安后，“保小”的行军队伍继续向北走，有时还遭敌机轰炸、扫射。这些小小年纪的儿童团员真是又饿又累，衣履不整。突然有一天，伍绍祖的妈妈派朱德奎给他送来了一双鞋，一干粮口袋炒黑豆和3个子弹头。朱德奎告诉伍绍祖：黑豆要和同学们一起吃。并说那3个弹头是有一天国民党飞机扫射了他妈妈住的房子，他妈妈从土里挖出来的，一个叫穿甲弹，一个叫爆炸弹，一个叫燃烧弹。伍绍祖和同学们看着这些从天上掉下来的不祥之物新奇了好长时间。

1948年春，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有利于我方，伍绍祖的父亲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听说“保小”学生在河北武安县阳邑镇，就来看伍绍祖，父子有一年多不相见，伍绍祖记不得父亲的样子了。父亲走后，学校组织一次书信活动，要每名学生给家长写一封信，伍绍祖想，父亲见过了，就给妈妈写吧，信的第一句话是：“妈妈同志：儿一切都好，请放心……”

国防科工委时期

聂荣臻元帅对王震说：“秘书找什么人都可以干，年轻人还是让他搞专业吧！”此后，历经坎坷的伍绍祖走进了国防科工委……

1957年，伍绍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攻读理论核物理专业。1965年，伍绍祖因被全国学联推选为主席，从此，他研究生肄业，步入政坛。26岁的伍绍祖开始在他领导的年轻事业上，做着不懈的努力，被上上下下普遍看好。可是，花好不常开。“文革”风暴席卷全国的当口，伍绍祖的家也在劫难逃。他妈妈因为有人揭发她曾骂过江青，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他爱人曾晓前是杨尚昆“死党”曾山的女儿；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找回来的伍绍祖二姐伍绍云，被诬成“苏修”派来与他妈妈接头的女特务；作为全国学联主席的伍绍祖尽管是根正苗红，也没有逃脱厄`运。1969年春夏之交，除了伍绍祖的父亲瘫痪在家外，全家人都要去各自单位的干校。分别时，一家人没有哭，就像各自走上战场一样，去接受新的战斗考验，创造人生新的历程。伍绍祖被下放到河南共青团中央机关“五七”干校劳动。不久，他的父亲因受尽迫害，突发脑溢血，走完了六十五岁的辉煌人生。这一天是1969年7月25日。伍绍祖请假回来，简单地办完了父亲的丧事，拭干眼角的泪水，又重新回到了干校。在这名曰锻炼，实则落难的三年，伍绍祖与锄头为伴，在土地上耕作，皮肤晒黑了，意志却变得坚强起来。回忆这段岁月，今天的伍绍祖觉得那不寻常的经历对他的一生有着非凡的影响，从那时，他知道生命中有一种滋味叫做苦。

大凡从苦的经历中走过的人，格外地珍惜甜。1972年，伍绍祖调入国务院办公室担任王震的秘书，主要协助王震做好分管国务院的业务工作。1975年的一天，伍绍祖随王震前去拜望聂荣臻元帅。言谈中，聂帅不时地和王震身边站着的精精干干的年轻秘书拉起了家常。当这位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奠基人，得知伍绍祖是一位学习理论核物理的研究生时，突然眼睛一亮，对王震笑着说：“你的秘书还要这么高的学历？找什么人不都可以干吗，年轻人还是让他搞专业吧！”话毕，聂帅拉过伍绍祖的手：“跟我干吧？小伙子！”没想到聂帅的一句笑言，真的改变了伍绍祖的人生命运。此后不久，他来到国防科工委司令部二局担任参谋。穿上了绿军装的伍绍祖，面对的是一幅全新的蓝图，他开始握起人生的画笔，勾画着未来的前景。

大军区正职领导乘火车坐硬座，在视察部队的途中啃冷馒头夹咸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和伍绍祖在一起，如同走进一所特殊的大学……

伍绍祖在国防科工委的履历比较简单，他从一名普通的参谋升任为科技部二局副科长、副局长。1982年7月，43岁的伍绍祖被提拔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在当时属最年轻的大军区级干部。三年后，他又被提拔为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

作为一名年富力强的知识型高级管理人才，伍绍祖深知党和人民对他厚爱和重托的含义，他没有拿身份做挡箭牌，总是把自己看作是普通的一兵，下部队轻车减从，经常是一两个人就出发了。无论是在机关还是在基层，伍绍祖从不摆首长的架子，国防科工委的单位遍及全国，他跑遍了所有的单位。他的工作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当政委后，伍绍祖每个星期，不管有多忙，他都要去下属的两个研究室和研究员们进行交流座谈，以取回真经。他的讲话稿，从来都是自己动手写，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上的讲话，他事前预备好提纲，叫过身边的秘书和有关人员：“你们听听，我这样讲行不行？”原秘书说：“和伍政委在一起，如同走进一所特殊的大学。”

为了解决偏远的基层单位干部子女就学难的问题，1997年伍绍祖让科工委有关部门与北京101中学取得联系，该校招收了“老基层”、“老边关”的子女。一年后，伍绍祖主持召开座谈会，请101中学的领导和老师进行座谈，会后，大家提议和伍政委合个影，伍绍祖愉快地答应了，并请校领导和老师坐在前排的凳子上，自己站在后面，以示对老师的尊敬。此事，在科工委和101中学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1987年的一次，伍绍祖要去河北某基地视察，因当时走得急，没有订到火车卧铺票，要想赶时间只能是坐硬座。工作人员面露难色，伍绍祖知道内情后，说：“硬座就硬座，没关系，这不是联系群众一次好机会吗？”上火车后，他穿着便服，坐在嘈杂的火车车厢内，与邻位的旅客们一路有说有笑，聊得十分开心。十多个小时的火车颠簸之后，再转乘了三四个小时的汽车，才到达目的地。当天，他就开始了工作。

还有一次，是去东海某前沿指导发射导弹实验，伍绍祖坐着普通的轮船，在水上行程了十多个小时，中午时分在杭州靠了岸。当时，海军为他准备了午饭，为了节省时间，他叫工作人员买了几个面包，在西湖旁的树林里坐在地下就啃了起来，那时矿泉水还是稀有品，工作人员在商店里找人要了一杯白开水，中餐就这样打发了。下午，伍绍祖又坐着火车硬座去秦山电站视察工作去了。

1988年上半年，伍绍祖去内蒙古参加一个国防科研实验成功庆典大会。回来时，要乘坐汽车从包头向呼和浩特赶，再参加一个其它活动。临近中午，内蒙古的军地领导要盛宴伍绍祖，他举起了双手抱拳向领导们致歉：“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吃饭，耽误其他同志的时间，对不起了！”伍绍祖叫工作人员将早晨剩的冷馒头和咸菜装进了食品袋里，午饭是边行路，边解决的。

体委主任时期

伍绍祖上任体委主任后，把军队的“两弹一星”规模科研一套移植到亚运会上，钱学森两次专书称赞：好！

1988年，中国的体育在奥运会上留给新闻界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四个字：兵败汉城。同年12月29日，刚刚挂上少将金星的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伍绍祖，要另有任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领导找他谈话时，伍绍祖说：“第一，我可能不太懂体育，不要给国家、给人民带来损失；第二，我坚决服从党的分配，我到那儿一定好好干。说实话，对于担当国家体委主任的要职，伍绍祖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在他所走过的岁月里，仅在大学读书时担任过班级里的体育委员，这也是他仅有的一次与体育结缘。他自己坦言：“我本来不太喜欢体育活动。”

共产党员是组织里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行伍出身的伍绍祖没有忘记自己的军人本色，去国家体委报到后，他首先是调查研究，到处跑，到处学习，一是到现场看赛事，看历史资料，及时地掌握情况。另外，他发挥自己当过三年政治委员做人思想工作的优势，和运动员、教练员交朋友，以心换心，推心置腹，很快就深入到体育队伍里去了。

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伍绍祖担任组委会执行主席，他团结体育战线的同仁，密切与北京市合作，使本届运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不仅在体育成绩上获得了创纪录的183枚金牌，更重要的是为国家的对外开放，打破西方的制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取得了较好的综合效益。在这次运动会上，伍绍祖使出了杀手锏——将发射原子弹、导弹和卫星的组织、管理方法，运用到亚运会的组织管理上。众所周知，倒计时牌就是这次率先军转民用的。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当代国防事业的泰斗钱学森两次写信给伍绍祖，称赞：是您，把周恩来总理和聂老总开创的组织“两弹一星”大规模科研的一套，移植到亚运会上，这是件大书特书的事，好！

时隔一年，伍绍祖再次担任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执行主席，我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就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说最终以两票之差惜败，但这次活动在我国体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1992年、1996年伍绍祖两度率队亲征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奥运会，我国均取得了金牌总数第四，体育界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巩固了中国在国际体坛的大国地位。随后的时间里，在伍绍祖的主持和领导下，我国开始组织指定“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我国的体育事业跨入了法制化的管理轨道。

1998年3月，随着九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闭幕，国务院新的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出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改成了国家体育总局，作为最后一任体委主任和首任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与他领导的体育战线的同志，在拥护国家改革的同时，更清醒地认识到，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基本方针、基本思路和基本依据是永远不变的。在伍绍祖的主持下，国家体育总局进行了一个两分钟的挂牌仪式。1954年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成立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门牌庄严地摘下，送交体育博览馆。

在伍绍祖家中，有3张特殊的照片被伍绍祖珍藏起来。照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拍摄，其中的主要人物是毛主席，与他合影的分别是伍绍祖的祖父、伍绍祖的父亲，还有伍绍祖。每当伍绍祖凝望着这三张照片时，思绪便飞到了久远的过去，那是一段段难以忘怀的美好往事。

祖父伍如春与毛主席

2007年7月，伍绍祖大儿子一家从衡阳市耒阳市老家回来时带来一张照片，是伍绍祖的小叔叔给的，照片是1919年初夏原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一些校友的合影。照片上一共有21人，第一排坐在地上，第二排坐在凳子上，第三排站着。第一排右数第二人是伍绍祖祖父伍如春，第二排左数第三人便是毛泽东，那时他刚从北京经过上海回到湖南长沙。据伍绍祖小叔叔讲，这张照片过去在耒阳老家的家中也有一张。1959年伍绍祖祖父去世后，伍绍祖的三个小叔叔都分别出去上学、当工人或参军，他们三个人的母亲（即伍绍祖的后奶奶）也离家走了，家里的房子便出租给别人。“文革”初期这家人怕与“当权派”有瓜葛，便把我家中所有的照片都烧掉了。这次拿回来的照片是最近在一本新出的杂志上发现的，他翻印后由伍绍祖儿子带了回来。

伍绍祖祖父是1878年出生的，比毛主席大15岁，原在家乡当私塾老师，为了适应社会变化，1913年又去长沙上了第一师范，与毛主席同年级。那时毛主席才20岁，风华正茂，广交朋友，胸怀大志，以图报国。而我祖父已经35岁，虽然他与毛主席的关系还不错，毛主席称他为“伍大力士”，但他家中上有老母，下有妻小，所以没有跟随毛主席参加革命，这也成了他一生的憾事。

他在解放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诗一首，其中两句是“大惜未随长征去，作一鹪鹩不可能”。还诉说了家中生活困难：“云儿救我只杯水，杯水焉能救车薪”。当时毛主席给我祖父回了一封信，是用毛笔在宣纸信笺上写的，从书法角度看，是很好的草书书法作品。毛主席在信中表示对伍绍祖祖父家中“困难甚念”，并寄去当时的旧币300万元“聊助杯水，如有急需尚望续告”。伍绍祖听父亲伍云甫讲，1955年春节团拜时，毛主席见到他还问：“你为什么不给家里寄钱？”其实那时实行供给制，伍绍祖父母的津贴并不多，但还是每个月给湖南老家寄25元。

前些日子伍绍祖在中央电视台看到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讲毛主席在长沙第一师范情况的。虽然其中并无我祖父这样一个人物，但把当时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活动表现出来了。现在我得到了这一张当年毛主席和伍绍祖祖父聚会时的照片，心里非常高兴。

父亲伍云甫与毛主席

伍绍祖父亲伍云甫是1904年出生的，在伍绍祖祖父的鼓励下于1920年考上衡阳湖南第三师范，上学是免费的。在这个学校，伍绍祖父亲开始接触到一些宣扬欧洲革命思想的书。1922年毛泽东同志到衡阳湖南三师作过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伍绍祖父亲听了以后，很受教育，遂于次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毕业后他回耒阳县当教师，参加县里的革命活动，并于1926年4月入党。

当教师一个月有20块大洋收入，但党组织那时需要有人专门搞党的工作，当时耒阳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对伍绍祖父亲讲：“你是要当党员还是要当教员？要当党员就辞去教员。”结果伍绍祖父亲就辞去教员专门搞党的工作了，后来参加了1927年秋收起义和1928年的年关湘南起义，1930年被党组织派到上海党中央特科四队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31年初被派到赣南参加创建中央红军电台的工作。那时伍绍祖父亲在中央红军总部工作，经常能见到毛主席。当毛主席得知伍绍祖父亲的父亲是伍如春时说：“伍如春的儿子也来参加革命了！”

伍绍祖父亲从1931年初到1950年一直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但家中从来没有他与毛主席合影的照片，这也成了我家的一个遗憾。2003年在准备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我所在的中直机关工委准备搞一个图片展览。有一天，解放初期专门为毛主席照相的侯波同志在清理毛主席的照片时，突然对帮助整理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里有一张伍书记的父亲与毛主席的照片，你们赶快洗出来给伍书记送去。”这样我就得到了一张毛主席与我父亲握手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毛主席是在接见一个什么会议的代表，他正握着我父亲的手与他说话。我特别珍视它，一直挂在我家客厅显眼的位置。

伍绍祖与毛主席

再一张就是伍绍祖与毛主席的合影照片了。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是1946年1月1日，地点是在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王家坪，伍绍祖那时才6岁多。照片上一共有33个人，现在大致确定身份的有22个人，伍绍祖父母和伍绍祖岳父也在上面，而伍绍祖正好站在毛主席的左前方。这张照片是2004年7月在军事博物馆展出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展览上用的，但当时把照片的时间地点都注错了，伍绍祖向展览的主办方提出来，他们就把这张照片摘下来送给伍绍祖了。于是伍绍祖就把伍绍祖挂在伍绍祖家客厅的墙上。

这样伍绍祖家就有了三张非常珍贵的照片：一张是有伍绍祖祖父与毛主席在一起的，一张是有伍绍祖父亲与毛主席在一起的，一张是有伍绍祖和毛主席在一起的，伍绍祖感到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革命奋斗史。

伍绍祖是特别崇敬毛主席的。伍绍祖认为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家、革命家，还是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体育家。伍绍祖说他是体育家，是有根据的。毛主席曾于1917年4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充满了物质第一的思想，充满了辩证法思想，充满了中华文化的意味，一直到70多年后伍绍祖当国家体委主任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还是我的基本指导思想，而毛主席写这篇文章时才刚刚24岁。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建设工作、国防科技工作、体育工作和青年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

伍绍祖同志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对党无限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始终对党忠诚不渝，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他一心为公，光明磊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清正廉洁，一身正气，坚持原则，刚正不阿，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从不利用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取私利，一直保持着共产党人的优良品格与作风。他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汲取大家的智慧。他为人坦诚，勤俭朴实，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真诚关心和爱护同志，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在群众和干部中具有很高威望。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人民的儿子，只要是对人民有好处的事情，我就要坚持做下去”。伍绍祖同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把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和事业上，但只要能挤出一点时间，他也努力去做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生病期间，他以乐观的态度和顽强的精神同病魔作斗争，仍坚持学习、笔耕不辍。他郑重向组织提出后事从简，叮嘱家属不给组织添麻烦，捐献器官供医学研究，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情操。

《伍绍祖文集 人体科学工作卷》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国家体育总局前局长伍绍祖因病于2012年9月18日15时28分逝世，享年73岁。2012年9月19日天中午，中体产业副总王奇在微博中透露，伍绍祖去世。之后中国高尔夫协会秘书长崔志强也在微博中透露，“2012年9月18日15时28分，最后一任国家体委主任、第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第二任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席伍绍祖因病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73岁，捧上一炷心香，愿老主任一路走好！”经国家体育总局工作人员证实，伍绍祖已于18日逝世。

1988年12月，伍绍祖从国防科工委政委调任国家体委主任，在任期内，他两次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征战奥运会，1998年机构改革后，伍绍祖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2012年9月24日，伍绍祖追悼会在八宝山人民公墓1号悼念厅举行，千余名亲友来落泪送别伍老最后一程，很多老同志在签到处拿着介绍伍绍祖生平的小册子，一边阅读，一边抹泪。

9月24日，伍绍祖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号悼念厅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刘延东、刘淇、王刚与老同志曾庆红、吴官正及社会各界人士数千人前往送别。

9月18日，一条让中国体育人哀伤的消息传遍网络，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于近日逝世，享年73岁。

对于资深体育迷来说，伍绍祖这个名字不会陌生。在中国体育的历史上，他绝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从1988年上任到2000年卸任，伍绍祖是新中国最后一个国家体委主任，也是第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正是在他的带领下，中国体育从平淡走向强盛，为如今的体育强国身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8年12月，49岁的伍绍祖走马上任，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当时，中国体育刚从汉城奥运会5块金牌的现实中醒来，准备沉下心来在国际赛场大干一场。作为掌门人，伍绍祖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亚运会上，伍绍祖和北京亚组委的良好合作，使得北京亚运会组织工作得到了一致的称赞，中国也以183枚金牌的优势远远拉开和竞争对手日本的差距。而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伍绍祖上任之初强调的“重点培养后备力量”的主导思想，让中国奥运代表团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在西班牙共获得16枚金牌，排在金牌榜第四，第二集团之首。而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又以金牌总数第四的成绩(16枚金牌)，巩固了自己在国际体坛的地位。在这两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奖牌数分别为54枚奖牌和50枚奖牌。在任期间，伍绍祖注重搞科学训练，引进外国先进训练方法和训练人才的方针，也是中国体育逐渐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