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达顺之助（1892-1948，张宗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大将
寺内寿一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起用日本大陆浪人伊达顺之助收罗汉奸组成部队，在山东一带进行“怀柔”工作。此后，伊达顺之助纠集了一批汉奸，取名“山东自治联军”，并自封为“陆军大将”、“总司令”，引起日军高层的不满。驻扎在济南的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命令伊达立刻撤走，结果伊达只好返回伪满洲国。不久，关东军
板垣征四郎、
喜多诚一等又派伊达再度率“自治联军”驻防山东。但驻华北的日军并不认可“关东军培养”的伊达。1940年，日本华北方面军下达了解散“自治联军”的命令。伊达顺之助（即张宗援）曾隐居青岛、以日本海军高级顾问的身份从事着特务活动。
伊达顺之助从20世纪20年代北洋军混战时就纠集了一股亡命徒，在东北地区出没无常。他曾参与蒙古贵族巴布布的叛乱活动，并与奉系军队交过战，把
张作霖的得力部下
张宗昌击伤。后来巴布札布被杀，蒙古“独立”失败之后，伊达又转而结交“东北王”张作霖，并与张宗昌戏剧性地结拜金兰，称兄道弟，还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张宗援，在奉系军队中鬼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 东三省全境，散落在各地的“胡子”对日本殖民统治构成了威胁，于是日军就采取武力进剿与招降收编等手段，陆续将各地的匪团俘获，并把他们编为“归顺军”,交给伊达顺之助之流去指挥，使其效忠于日军。如1932年，从安东、龙王庙、凤凰城集结起来的3000多人的杂牌部队，在伊达的指挥下，由大孤山东岸登陆，与抗日的大刀会作战，结果
大刀会战败，伊达便将300多名俘虏押到大洋河边全部枪毙。
伊达此后至1937年的六年间，从东北到华北，特别是在翼东一带，大肆进行骚扰活动，制造政治动荡，为日本侵略者寻找借口，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扶植傀儡政权。伊达有时自为陆军中将，有时又称陆军大将，穿着与之相应的军服，只是肩章略与真正的日军中将肩章有点区别。
1937年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寺内寿一大将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起用伊达顺之助，命他收罗一些中国人成部队，在山东一带进行“怀柔”工作。此后，他纠集了一支队伍，取名“山东自治联军”,并自封陆军大将，当上了总司令。
伊达率领着从伪满洲国带来的为数极少的部队，自天津沿津浦路南下，前往沧州。然后，一面招募新兵，一面向东转移，经过盐山、庆云，进入山东省的武定县。这时，由于曾当过伪满建国军第二军司令的程国和当过支队长的刘佩臣等，也都前来投奔伊达，部队人数猛增至近万名。其中还包括根本豪(伊达的参谋)在通化训练过的800名部队，以及徐铁三率领的1000名由红枪会改编的部队。
程国瑞原在伪满建国军第二军（伪冀东自治政府时为滦县、玉田、唐山的保安警察队）,该部队解散以后，他把残兵员拉到家乡山东省武定县。伊达在武定暂时落脚后，见到陈国瑞在家乡有一定势力，感到这将是养虎遗患，对已不利，遂借他在胶济沿线的周村镇、博山一带招募新兵的机会，将程国瑞暗杀了。1938年1月，伊达顺之助率领其幕僚及少数卫队，分乘三辆架有机枪的卡车，开进山东省济南市内。当时，他派人在全市马路上贴满了“欢迎张宗援 (即伊达顺之助) 总司令”的标语。一支并非日军正规军的协从部队，竟摆出如此派头，为正规军所不许。驻扎在济南的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命令伊达立刻撤走。结果伊达不得不返回伪满洲国。
不久，关东军
板垣征四郎、喜多诚一等出面调解，伊达再度率自治联军驻防山东。但是，华北日军对伊达的态度始终冷淡。1940年，华北方面军终于下达了解散自治联军的命令。其解散是在日照县进行的。
在解散仪式上，很早以前就追随伊达的李寿山、
刘桂堂等伪军头目，未敢露面。李寿山的部队，早在解散之前就零零散散地返回了东北，刘桂堂的部队也遣散回到热河务农。伊达顺之助苦心经营的伪军全部瓦解。
伊达顺之助被解职后,怀着空虚的伤感,投奔到正在青岛担任海军司令官的堂弟桑折英三郎子爵那里，并从海军司令部获得了一个顾问的职衔，无所事事地在青岛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