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危机（简称“人道危机”）包括人为冲突、自然灾害和大流行病，有时是多者的结合，会导致人权方面的关切问题，加剧人权原有的脆弱性。受到影响的人数、危机的时间长度、规模和复杂性以及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的预测，均呈指数级增长。

人道主义危机，包括人为冲突、自然灾害和大流行病，有时是多者的结合，会导致人权方面的关切问题，加剧人权原有的脆弱性。受到影响的人数、危机的时间长度、规模和复杂性以及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的预测，均呈指数级增长。如果得不到充分解决和纠正，对受影响人民的冲击将造成一连串的痛苦、不公和暴行，包括通过加剧现有的紧张局势，加剧脆弱性和人道主义需求，降低快速恢复的几率，使危机雪上加霜。在应对人道主义危机期间，保护人权是人道主义行动首要和关键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此之前通过预备和防范，以及在此之后加强复原力、促进长期解决方案和维持稳定与和平，也是至关重要的。

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01年，世界上153个地区发生了248次武装冲突，其中美国发起的就有201场，约占81%。美国发动的多数侵略战争都是单边主义行动，甚至还遭致其盟友的反对。这些战争不仅夺去了大量各方军人的生命，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导致惊人的人道主义灾难。

2003年2月，由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组成的“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两支武装以政府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展开反政府的武装活动，要求实行地区自治。武装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达尔富尔地区的严重局势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和担忧，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为援助达尔富尔难民和缓解该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做了大量工作。联合国安理会去年先后通过第1556号决议和第1564号两项决议，以改善该地区的安全局势。2004年7月和200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两次前往达尔富尔地区，以推动和平进程。

2003年至2021年，约20.9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约920万伊拉克人沦为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由于大量基础设施被摧毁，伊拉克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大不如前，民众生活质量严重下降。这场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大量使用贫铀弹和白磷弹等国际公约禁止的弹药，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和难以恢复的生态后果。

2013年12月15日，南苏丹首都朱巴爆发武装冲突，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其他地区。一周之内冲突波及数州，博尔、本提乌、朱巴和马拉卡勒是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该国的人道主义状况本就不容乐观，这次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在危机爆发前，已有约440万南苏丹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南苏丹境内还有近25万苏丹难民，其中很多人是因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发生暴力冲突而逃难到此的。

2022年9月，莱库通所在的马萨比特郡是肯尼亚干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肯尼亚国家干旱管理局数据，马萨比特半数人口（约22万人）存在食物短缺，而全国范围内超过400万人面临粮食安全问题。马萨比特郡所在的肯尼亚北部，居民大多以放牧为生，而干旱导致大量牲畜死亡，难以维持生计。干旱所带来的灾难无疑是雪上加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在索马里、肯尼亚北部、埃塞俄比亚南部和东部，超过20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其中包括1000万儿童。非洲之角正遭遇4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干旱导致农作物歉收甚至绝收以及大量牲畜死亡，成千上万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营养不良和疾病的风险也不断上升。儿基会呼吁对正在遭受旱灾的民众予以人道主义援助。

2023年的这次巴以冲突，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两个多月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区进行了数千次轰炸，造成加沙地区19000多人死亡，数万人受伤，上百万人流离失所。以军方面也有伤亡。以色列大军压境，200多万平民被困加沙断水绝粮死伤加剧人道主义危机达到致命低点。

2023年4月15日，苏丹武装部队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并持续至今。根据联合国“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当前苏丹超过一半人口、约2560万人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或更糟状况。2024年前10个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为苏丹510万儿童进行了营养不良筛查，并为其中的28.8万名儿童提供了相关治疗。此外，还为890万人提供了安全饮用水，为46.6万名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了现金援助。当地时间2024年12月17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声明表示，受武装冲突影响，苏丹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当前有约1300万儿童处于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1991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46/182号决议，旨在加强联合国对复杂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的应对。此外，它还改善联合国外地人道主义行动的总体实效。

在2014年人道主义行动需要的11亿美元资金中，有2.09亿美元用于在3月份前满足当前这次危机造成的紧急需求。这笔资金已筹集到1.04亿美元。2014年需要的全部资金将用于为310万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长期援助。

2020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刚刚启动20亿美元的全球人道主义协同应对计划，以帮助世界上最脆弱的国家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保护数百万人的生命，阻止病毒在各国蔓延。该计划由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协调统筹，包含世卫组织、粮农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开发署、人口基金、人居署、难民署、儿基会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各家联合国机构。总金额20亿美元，将用于在南美、非洲、中东和亚洲开展抗疫工作。

当地时间2022年3月23日，联合国大会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应乌克兰、美国等22国要求恢复举行，对乌克兰和南非分别提交的两份关于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的决议草案进行讨论。

当地时间2024年2月7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宣布启动2024年人道主义和难民应对计划，以援助苏丹。呼吁各界提供总计41亿美元的资金，以满足饱受战争蹂躏的苏丹民众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

全球人道主义形势正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武装冲突数量创1945年以来新高。2022年初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2023年10月升级的巴以冲突已造成地区安全危机外溢；叙利亚、利比亚、也门、苏丹等国内战不止，朝鲜半岛局势升温；缅北地方武装冲突持续数月，面对冲突的长期化及多地冲突的扩散或升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78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指出，“全球人道主义系统濒临崩溃”。联合国难民署预计2024年将有1.3亿人被迫流离失所，超过240万的难民需要重新安置。2024年，发布的《2023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指出，美国长期以来大搞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发动海外战争制造持久性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项目网站2023年5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9·11”事件后，在美国进行海外“反恐”战争的战区，总死亡人数至少为450万至470万人，其中因战争破坏经济、环境、公共服务以及卫生基础设施所造成的间接死亡人数约达360万至380万人。

另一方面，全球气温飙升，气候灾害激增，粮食安全危机加剧，公共卫生风险继续处于高位。2023年是地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世界各地均爆发了大规模的气候灾害，比如非洲之角干旱，马拉维、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的气旋灾害，加拿大的野火，等等。截至2023年11月15日，全球已发生249起气候灾害，受影响人数超4400万，死亡18000多人。与此同时，粮食危机和传染病风险激增，对低收入国家造成的打击尤为严重。截至2023年末，全球58个国家的2.58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高温、空气和水污染提高了疟疾、登革热和寨卡病毒等疾病的传播能力，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健康挑战。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因全球多地医疗系统超负荷，疫苗短缺严重，全球超十亿人将面临霍乱疫情风险，约1.66亿人亟需卫生援助。

总体来看，发展、安全、气候等危机外溢，全球人道危机愈加复杂。受地区冲突和各国意识形态差异影响，仅依靠单一领域的方案已不足以应对当前复杂交织的人道危机。过去20年来，脆弱国家和受冲突影响国家逐步成为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重点关注对象。从安全角度看，如今绝大多数人道主义需求来自冲突地区，如不立即采取行动解决和预防冲突，这些地区的发展成果极易被逆转。从发展角度看，人道体系在应对长期危机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在联合国2024年发出的26个人道主义响应计划中，17个国家已连续十多年成为被呼吁的对象。援助需求的持续增长说明人道援助在这些国家是缺乏建设性的，没有起到帮助发展的作用。从气候角度看，自然灾害极大程度影响国家能源、粮食、水安全，增加社会不稳定性的同时，催化人道主义危机。

随着人道议题关注度的提升，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规模持续攀升。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国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在2022年高达237.3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31%。DAC成员国用于援助国自身的难民安置费用（in-donorrefugee costs）从2021年的128.8亿美元增至2022年的317.6亿美元，涨幅146.5%，占2022年官方发展援助（ODA）总额的17.3%，远超2016年欧洲难民潮时期用于境内难民安置费用的峰值（160亿美元）。2023年12月举行的全球难民论坛共达成1600多项援助承诺，与会方共作出超22亿美元的财政支持承诺。

然而，募资力度的提升速度跟不上人道主义需求扩张幅度，资金缺口愈发难以弥合。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OCHA）预计，2024年将有2.99亿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筹资目标为464亿美元，用于帮助72个国家的1.81亿人。截至2023年11月24日，联合国呼吁筹得人道主义援助资金199亿美元，仅占所需资金的42.8%。资金短缺意味着援助机构不得不缩减人道行动支出。在叙利亚，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口粮已减半，受援人数从2023年6月的550万减少到11月的330万，对叙粮援每减少1%，就会新增40万人挨饿。

资金利用效率同样堪忧。多数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仍由联合国机构接收，援助本土化进程受阻。OCHA人道资金财务支出核实处数据库记录显示，2023年排名前17的主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接收方仍是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和援助国机构。可以看出，国际社会虽普遍认识到援助本土化的重要性，但大部分资金以及决策权仍由联合国机构掌握，主要集中在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难民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受援国可支配的援助资金并未增加。

此外，人道主义援助陷入信任危机，援助准入限制有增无减。联合国机构作为政府间组织，其中立性、公正性易受质疑，并不能在冲突地区获得当地政府、反对派、宗教势力等各相关方的充分信任，从而制约了联合国机构在该地区的援助准入和实际行动。为提升援助效率，降低人道主义工作者的风险，地区大国和联合国机构正在尝试发挥人道外交优势，就人道主义援助准入问题进行磋商。2023年11月，联合国和沙特及非盟国家共同推动苏丹冲突各方签署了承诺声明，保证苏丹武装部队（SAF）和快速支援部队（RSF）坚决保护平民并不对援助物资设限。然而，如若外交手段不能形成合力，反会形成掣肘，造成人道援助准入问题升级。2023年10月，由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5个理事国对于美国、俄罗斯提出的案文措辞分歧严重，有关巴以冲突“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延耽十天，严重阻碍了人道主义行动进程。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报告称，2023年10月7日至11月15日，该机构共有103名工作人员遇害，创历史新高。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所倡导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原则，以及联大46/182号决议确立的人道、中立、公正等人道主义援助基本原则，尊重受援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遵守国际法和东道国法律，防止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坚持人道援助非军事化。

要解决好全球人道主义危机，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共同发展。国际社会应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契机，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改善其发展环境，促进其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特殊挑战，重点解决贫困、饥饿、卫生等民生问题，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从根源上减少人道主义需求，提升当事国自主发展能力，帮助其实现从紧急救助向长期发展的顺利过渡。

气候变化、粮食和营养安全无保障、水资源短缺、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增加了人们遭受自然灾害的风险和脆弱性。而与此同时，各类信息技术已极大提高了人类预防和应对灾害的能力，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资源和技术的严重制约。国际社会要在充分尊重受灾国国情和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投入、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和专有知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切实加强受灾国灾害风险管理能力和防灾、备灾、减灾、抗灾等全方位能力建设和复原力。

联合国人道主义系统进一步完善机制，提高效率和透明度，加强成员国参与度，推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的人道主义援助努力形成合力，并采取切实措施提高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保障。

人道主义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一种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

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是欧洲资产阶级早期的思想体系，产生于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其代表人物有：彼特拉克、但丁、薄伽丘、达·芬奇等。他们针对中世纪神学以神为中心，贬低人的地位和价值、蔑视世俗生活、提倡禁欲主义的思想观点，提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提倡“人权”否定“神权”，要求尊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意志”，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世俗教育和科学知识。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把人道主义原则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要求充分实现发展人的天性的权利，建立人类“理性”的王国，使之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历史上起了进步的社会作用。

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就其在伦理道德方面的某些要求，如尊重人、关心人等，包含合理的内容，应当批判地汲取。但它的理论基础即世界观、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它用抽象的人、人性解释历史，把人类“理性”看作是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因而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而它所要求建立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王国。

指基于人道主义而对受助者提供物资、现汇或派出救援人员的支援，主要目的是拯救生命，舒缓不幸状况，以及维护人类尊严。人道主义起源于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当今社会的一种理论体系，核心为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与权利。如果出现人道主义灾难或危机，国际社会就会予以谴责或制裁，并提供紧急援助，即人道主义援助。

联合国综合参与人道主义参与指人道主义行动者在人道、中立、公正、独立的人道主义原则指导下完成其首要任务的能力，即是否能够安全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人道协调厅通过机构间常设委员会人道主义空间核心小组对上述问题进行关注与推进。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所谓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也即特别为解决因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引发的人道问题的国际条约或惯例；基于人道理由，这些规则限制冲突各方所采用的战争方法和手段，保护受冲突影响的人民及财产。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成立于1919年，主要活动是宣传红十字运动原则，救灾，备灾，与各国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合作开展各项人道主义工作。宗旨为激励、鼓舞、协助和促进各国红十字会开展旨在防止和减轻人类痛苦的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活动，从而为维护和增进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无国界医生从事国际医疗人道救援工作，是非牟利的非政府组织，最初于1971年由一群医生和新闻从业员创立，现已发展成全球运动，在十九个国家设有地区办事处，国际协调办公室位于瑞士日内瓦。无国界医生现于全球约七十个国家进行救援。

无国界医生的核心工作，是向受武装冲突影响的人群提供紧急医疗救援。也为遭排拒于医疗体系以外、被边缘化的人群提供医疗照顾。当有疫病爆发或天灾发生，某些医疗系统不胜负荷时，无国界医生也会为受影响的社群提供医疗援助。

2008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决定：根据大会第A/RES/63/139号决议：指定8月19日为世界人道主义日，以促进提高公众对世界各地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和在这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的认识，向所有为推动人道主义事业开展工作的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及有关人员，并向那些因公殉职的人，表示敬意，邀请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实体根据现有资源，并邀请其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每年以适当方式举办世界人道主义日活动。

新时代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力量，并将人道主义援助与发展援助紧密结合，构成发展与人道“双轮驱动”、安全与人道“齐头并进”的“中国优势”。中国始终尊重受援国的当地需求，以及时高效的人道主义援助，帮助有需要的国家解决燃眉之急。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对话协商，积极发挥热点问题斡旋者作用，致力于减少因非自然因素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

中国人道主义援助形式丰富且领域全面，囊括了物资援助、现汇援助、能力建设和灾后恢复与重建等，涵盖了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机、粮食供给、移民和难民安置等多领域紧急响应。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2年间，中国共提供了822项对外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其中2021年数量最多，达317个；2022年金额最多，达38亿元人民币。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人道主义援助范围逐步扩大，以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和人道主义风险较高的国家为主，覆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和欧洲。

中国在扩大人道主义援助规模的同时，不断拓宽融资渠道，稳步推进国际合作。2022年“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整合升级并增资至40亿美元，支持国际组织、官方和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人道主义援助行动。2023年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首次调动国内外金融机构12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专门用于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减贫、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等与人道主义需求息息相关的发展领域。此外，中国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向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CERF）提供自愿和非定向捐助。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等也在持续支持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工作。

中国救援团队规模不断扩大、专业性不断提升，以实际行动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中国现有两支联合国认证的国际重型救援队、五支世卫组织认证的国际应急医疗队，十余年来在土耳其、莫桑比克、巴基斯坦、伊朗、尼泊尔、海地等众多国家成功开展紧急救援行动。以军队为主体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和“和平列车”医疗队在菲律宾、老挝、斐济、瓦努阿图、巴布亚新几内亚、加蓬等国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服务。2023年2月土耳其、叙利亚地震后，中国救援队第一时间到达灾区，在受灾最严重的哈塔伊省执行搜救任务。此次国际救援中，中国民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7支社会救援队伍共441人赶赴灾区开展救援，搜救出幸存者58人。

中国结合国际需求优化更新援助方式，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供应链合作，保障国际人道主义物资储备体系建设。2022年联合国机构采购的中国制造产品总规模近100亿美元，占全球采购总金额1/3。2021年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在广州启用，成为联合国最靠近采购端的仓库。此后，中国南亚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中国—太平洋岛国应急物资储备库相继在成都、广州正式启用。中国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将进一步整合援助资源，统筹多方参与主体，为应对全球人道挑战注入稳定剂，为解决人道危机、推动国际人道主义合作展现大国担当、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