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亦称人口革命。人类历史上由生产力革命引起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亦即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人类历史上有三种人口再生产类型：原始的、传统的、现代的。它们分别与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极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特征的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与采集、狩猎的占有经济时代相适应;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较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特征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经济时代相适应;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为特征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与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经济相适应。

人口转变理论为美国人口学家汤姆逊（U.S. Thom-son）于1929年首先提出，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A.Landry）加以补充，后又为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W.Notestein）全面发展为一套人口理论。其产生背景是为了对西欧、北美的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历史过程加以描述和解释，同时亦可用于对发展中国家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

诺特斯坦的人口转变过程有3类：

潜在高增长型

死亡率高且波动是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生育率高且没有下降的迹象；

转变增长型

生育率、死亡率仍然较高，人口增长较快，但有充分迹象表明出生率趋于下降；

早期下降型

生育率已经或即将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

死亡率长期稳定地下降是人口转变的动因；农业、工业和卫生革命，导致食物供应充足、生活水平和医学健康水平提高，以及死亡率下降；人口高速增长阶段是由于生育率上升和死亡率下降所致；生育率的最终下降是由于原促成高生育率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人口转变理论自产生起受到不少褒贬，亦不断发展，目前仍是风行西方的一种人口理论。

人口转变的形式

据美国人口咨询局《人口手册》第四版： 人口转变指人口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转变。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使绝大多数人口在多数时间里不致于增长过快。实际上，许多人口不仅没有增长，而且当出生率不能抵消高死亡率对人口的作用时，人口还可能完全消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营养状况的改善，死亡率逐步下降。由于死亡率的下降多数先于出生率，转型期中人口会快速增长。在欧洲和一些工业化国家，死亡率下降缓慢。另外一些国家在20世纪才开始人口转变，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这些国家的死亡率下降迅速，而出生率不象死亡率下降那么迅猛，因此人口快速增长。

四个阶段

人口转变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芬兰，这个国家经历了人口转变的四个阶段。

高生育率模式假定到2050年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的数目）将会降至2.5到2.6个孩子。在这个前提下，2050年，世界人口将会增长到112亿，2100年为175亿，2150年为270亿。

中等生育率模式假定2055年将会达到生育替代水平（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稳定在94亿，2100年为104亿，2150年为108亿。在这个模式中，世界人口最终将于2200年固定在110亿人以下。

低生育率模式假定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的数目）最终固定在1.35到1.60之间。在这个前提下，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至77亿，随后开始下降，2100年降至56亿，2150年最后降至36亿。

注：这三种模式都没有假定生育率保持现有水平。这些模式是以联合国1998年2月公布的预测参数为基础的。

四十六年前，毛泽东主席亲自出面批判一位名叫马寅初的经济学家，原因是后者倡导限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仅仅三年之后，虽然这位经济学家的人口学思想并没有被承认是正确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得到官方的倡导，直至后来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逐渐形成了共识——毛泽东错了，而马寅初是正确的。最近几年，由于中国面对和即将面对的各种复杂的人口问题，这场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争论再次进入高潮。

中国人口政策的形成和效果

虽然早在1960年代政府就提倡计划生育，但是，具有标志性的是于1980年，中共中央以一封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公开信的方式，正式颁布“一胎”政策。如果从那时算起，中国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许多发达国家用多得多的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也就是说，继1950年代完成了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阶段到低死亡率、高出生率和高人口增长率阶段的前半截转变之后，中国从1980年到2000年大致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后半截，即转变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阶段。

在中国完整地实现了人口转变的标志是：反映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从1957年的6下降到1980年的2.3，进而到1990年后期以来的1.7-1.8之间[i]。这个生育率远远低于不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2004年不到6‰。一些城市更低，如北京只有0.7‰，上海则是零。

在很多年之中，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毛泽东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以下认识广为流传。即认为人口的数量与自然资源、环境、就业机会以及社会保障覆盖能力之间形成直接的矛盾。而实行一胎政策的初衷，便是通过抑制乃至减少人口数量，在计算人均资源拥有量、失业率、人均GDP等福利指标时，缩小人口分母。从这个意义上说，既然执行了20余年的人口政策遏止住了人口的出生数量，似乎也就达到了目的。然而，恰恰在人口数量矛盾不那么突出，而人口结构异常的现象显露出来之后，关于如何评价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这个政策是否应该维持下去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才真正展开。

计划生育政策的真正收益是什么

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且无结论的话题。不同的理论模型支配着学者和政策制定人对人口增长的看法，从而导致不同的政策取向。虽然旷日持久的理论和政策争论没有结果，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事实，却经常与其中一种理论观点产生矛盾[ii]。人口因素不啻一个经济增长条件，但是，第一，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第二，它的影响不是独立的，往往与其他增长条件一道发挥作用，产生一种或正面、或负面的增强效果（Kelley，1988）。但是，这些研究通常把人口变化视为稳态的过程，仅仅关注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而忽略了人口转变过程中年龄结构变化的作用。

通常，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Williamson, 1997）。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率相应提高。再经过一个时间差，当婴儿潮一代逐渐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依次上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形成三个年龄结构阶段。

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优越条件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即人口红利，并借助于此创造经济增长奇迹（Bloom et al.，2002）。

人口政策的副产品

随着人口转变的提早完成，有三个人口现象，无论其是不是这个转变的直接后果，已经或者将会对中国经济与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按照一位美国脑库学者的观点，人口问题造成的后果，是2020年中国仍然会很穷的重要原因[iii]。

首先是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 %，2000年上升到7.0%。2004年的人口抽样调查表明这个比例已经达到8.58%。中国老龄化的一个特点其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条件下，达到较高的老年人口比例。中国目前老龄化水平大体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国民总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另一个特点是，老龄化与养老保障制度转变同时发生，历史欠账形成沉重的转轨成本。

其次是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将会提前发生。按照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10亿之后，绝对数量就从提高的趋势转而逐年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则已经开始。今后20-3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既然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增长奇迹很大部分得益于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逐渐的短缺则意味着增长源泉的式微。

第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出生性别比，是指每百名出生女婴对应的出生男婴数。从生物学上，这个比例在103-107之间比较正常。我们观察0-4岁人口组的性别比可见，1990年为110，2000年为120，2004年进一步提高到123。关于这种不平衡的性别比有两个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是这个现象是否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二是这种失调的婴儿性别比是否会造成未来婚姻市场的挤压[iv]。不管上述观点孰是孰非，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造成的老人对男孩的依赖性，是生育行为中男孩偏好从而性别比失调的根本原因。

政策讨论和政策趋势预测

理论上，一些学者反思了毛泽东与马寅初的争论，认为马寅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人口发展的规律并不熟悉。仅仅依赖对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数字的表面观察，就匆忙提出控制人口的政策建议，是失当的。由于经济恢复、人民生活以及营养、卫生状况迅速改善，死亡率相应大幅度下降，在出生率尚未做出反应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率在195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超过20%。但是，如果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进步速度得以保持，出生率的调整可以在没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条件下，把人口增长率降低下来。

实际上，在经历了1960年代初农业危机和饥谨，以及1960年代中后期激烈的文化大革命冲击之后，在死亡率继续降低的同时，出生率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在1970年代计划生育尚未严格实行的十年中，人口增长率从26%下降到12%。与此同时，总和生育率也分别从1950-1955年的6.24、1960-1965年的5.93和1965-1970年的5.99，下降到1975-1980年的2.9。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发现的，家庭对他们生活条件的变化反应比较敏感，早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前，就明显地减少了想要的和实际生育孩子的数量。

从政策上，虽然还有一些学者，以及更多的官员，认为现行政策仍然需要坚持，以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但是，相当多的学者甚至一些官员认为，“一胎制”作为一种过渡性政策，已经把它预期的作用发挥出来，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做出调整的时候。实际上，政策微调已经以渐进的方式开始进行。例如，由于计划生育法将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权利赋予了地方政府，绝大多数城市已经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第二胎，这样，一方面兑现了政府把一胎制作为一代人政策的承诺，另一方面也部分地解决了未来人口萎缩的问题；那些人口增长过于缓慢的地方政府，则在此之外进一步放宽了允许生育第二胎的条件，也可以部分地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而从总体政策走向看，是否允许生育二胎只是个时间和方式问题。

中国老龄化

无论如何衡量，中国正在降临的老龄化浪潮的规模都是惊人的。

2005年，在中国，相对于每100名适龄工作成年人，仅有16名老人。这一赡养比到2025年将会提高一倍达到32，到2050年再翻一番达到64。到本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每年将增加1000万老人，同时每年将会失去700万适龄工作人口。到2050年，将有4.38亿中国人年龄为60岁及以上，其中1.03亿人将为80岁及以上的耄耆。

环顾世界，多数国家的人口在老化。但是，中国的老龄化浪潮显得比较棘手。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内它是一个人口年轻的社会。近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为20岁。这意味着半数的人口是幼儿或青少年。老年人仅占人口的7%，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个意义深远的人口转变蓄势待发。这迅速导致了中国人口的急剧转变。这种转变是由两个基本原因造成的：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出生率——也就是每位妇女生育婴儿的平均数——仍然达6.0。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早期时，迅速下降到1.8，并持续到今天。与此同时，改善的营养、卫生和医疗保健条件让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已经提高了32年，目前全国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3岁。北京达到了80岁，上海达到了81岁，比许多发达国家都高。 最近几十年，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出生率下降而预期寿命延长的发展中国家。正如之前的发达国家，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经历着人口学者所说的“人口转变”——伴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而必不可免地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转变。

然而，中国人口转变却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加速，这让生育率下降比正常转变发生得更快更早。

接下来几年，中国最后的高出生率一代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将开始达到老龄。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的老年人口总数将激增。2005年，11%的中国人口年龄在60岁或者以上，但这一比例仍勉强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数的一半左右。2015年，这一份额将会达到15%，2030年跳升到24%，2050年达到33%。到那时，中国的中位数年龄将为47岁，是人口转变开始时的两倍以上。

虽然这并不会让中国变成世界上最老的国家，但将使中国成为比美国更老的国家。一代人的工夫，中国人口将变得比美国还老。在1970年，中国和美国老年人（60岁以上）分别占人口的比例为7%和14%；到2005年，分别为11%和17%；2020年将为17%和22%；2030年中国将追上美国，一起达到24%的水平；到2040中国将达到29%，而美国是25%；2050年时中国是33%，而美国还只有26%。

中国人口规模在收缩

中国的人口不仅在老龄化，而且人口规模也在收缩。中国的儿童人口到上世纪70年代已经达到高峰。其适龄工作人口正在不断增加，预计到2015年达到高峰，距今不到10年的时间。2015年到2050年间，假设目前的人口趋势继续下去，中国总适龄工作人口将会收缩23%，20岁到30岁年龄段的人口收缩更快。其总人口增长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仅仅是因为中国的老年人口增长要快于年轻人口下降的速度。到2030年，中国的总人口将会达到高峰，进入一个总体下降期。在此之前10年，202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经过几十年的低生育率，小型家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新常态。据最近对中国妇女的一项调查，35%的妇女认为一个孩子是理想的——尽管57%的妇女想要两个孩子，可是只有6%的想要超过2个孩子。无论如何，更高的出生率将对适龄工作人口规模，或者对劳动者与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在未来的15年内没有任何影响，在未来的25年内只会有轻微的影响。人口转型就像一艘巨轮，一旦它全速前进，要很长时间才会逆转。

人口转变工作关系千家万户

2009年 6月22日至23日，由国家人口计生委宣教司副司长石海龙，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原新教授，国家人口计生委宣教司副巡视员文铠、南开大学博士胡耀岭组成的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评估专家组，对北碚区实施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示范区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为期一天半的评估检查。重庆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王卫、北碚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傅在鹰，区政府副区长王大勇等全程陪同。

2007年，北碚区在争创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示范区活动中，被国家人口计生委确认为全国第三期（2006年--2010年）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示范区，成为重庆市唯一一个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示范区。22日上午，评估组召开了北碚区建设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示范区评估汇报会。宣传、文化、教育、民政等12个区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了汇报会。会上，重庆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王卫汇报了全市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情况，北碚区政府副区长王大勇详细向评估组汇报了北碚区实施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示范区项目建设情况。评估组在认真观看PPT演示和仔细听取12个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发言后，对北碚区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示范区创建工作进行了高度的肯定和评价。

评估组组长原新教授用“实在、扎实、拓展、显效”8个字高度概括北碚区建设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示范区项目工作。原新教授说：一是“实在”。北碚区示范项目建设工作思路清晰、观点鲜明、论据充分，有理有据，让人一目了然。二是“扎实”。北碚区充分整合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资源，搭建了大宣传的舞台，齐抓共管的氛围形成，活动开展扎扎实实。三是“拓展”。北碚区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在拓展中创新，拓展中现特色。搭建起“天地双五”传播模式，“真情会所”和地方人口文化活动特色尤为明显。“身边人讲身边事”奖扶公益画、“我是女孩我自豪”女孩风采榜创新了人口计生宣传方式，充分发挥了群众的主体宣传作用，群众参与人口文化活动积极性高。四是“显效”。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取得显著效果，低生育水平长期保持稳定，人口文化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人口环境进一步营造，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起到了引领和示范效应，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2日下午，评估组一行在市、区领导的陪同下，分别实地考察了施家梁镇狮子村人口文化大院、北碚区朝阳人口文化园、朝阳街道新房子社区人口文化俱乐部和区计划生育协会真情互动联谊会，观看了区真情会所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文艺宣传队的文艺演出。

23日上午，原新教授为北碚区领导、区级相关部门以及人口计生系统共计170余人做了一场题为“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人口形势报告。报告首先对人口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系统阐述、运用大量的翔实的数据从人口数量、结构等10个方面对中国的人口形势进行了全面客观地分析，最后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就如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从理念、思路、任务等角度进行了阐释。原教授的报告内容精彩、诙谐语言和幽默智慧不时搏得全场掌声。促使北碚区人口计生干部在新形势下对科学发展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认识和更明晰的工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