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是当代作家梁晓声创作的长篇小说，于2017年12月首次出版。

《人世间》分上中下三卷，以北方某省会城市一个平民区共乐区为背景，以一位周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的21世纪10年代，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周父是根红苗正的老一辈建筑工人，长子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变知青；长女为追求“诗人”的爱情，远赴贵州农村插队；小儿子留在城市，成为工人一份子……小说刻画了十几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展示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巨变。

作者将从共乐区走出的十几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生活和奋斗历程，嵌入到中国社会近50年来发生的上山下乡、三线建设、推荐上大学、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对外开放、搞活经济、国企改革、个体经营、棚户区改造、反腐倡廉等重大社会变动发展进程中，既写他们生活的磨难与困苦，更写他们怀揣梦想艰苦奋斗的尊严与荣光。他们中有的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成为了社会精英，有的子承父业努力打拼辛劳谋生，其性格命运虽各有不同，但始终恪守勤劳坚忍、自尊自强、正直善良、珍爱友情、乐于助人的伦理道德，做一个好人是他们的信念或者说信仰。

周秉昆，在兄弟姐妹中排最小，留在了城里。与哥哥周秉义和姐姐周蓉不同，周秉昆没有读书的潜质。从木材厂、酱油厂工人，到《大众说唱》的责任编辑，再到饭店副经理，他在父母身边过着相对普通的工人生活。他的人生经历折射出的是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普通大众的命运沉浮，他的感情经历所展现的也是老一辈北方男性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

周秉昆是一条不宽不窄的叙述通道。道路的左边，是他的哥哥周秉义、嫂子郝冬梅，他的姐姐周蓉、姐夫蔡晓光，他的父母，还有他自己后来建立的小家庭以及光明等。右边，则是他的街坊、他的工友们，在他们的生活圈里，有派出所的片警，有下到工厂来接受改造的“老革命”，有同为工友、后来上大学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小伙伴，还有周秉昆后来在杂志社工作的同事。道路两边的人物，有着各自不同的遭遇，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上，上演着活色生香的人间悲喜剧。他们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子。这些生活圈，有的有些交叉，有的则相对封闭根本就没有往来。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周秉昆就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生活圈子里，发挥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周秉昆的一生都扎根在社会的底层，他是寄托了梁晓声民间伦理本位意识和“好人文化观”的人物载体。在城市平民周秉昆这里，“好人文化观”具体体现为对理想主义爱情的坚守、民间友情道义的担当和伦理本位亲情的守望。

周秉义，周秉昆的哥哥。他到生产建设兵团后，和被“打倒”的副省长的女儿、自己的高中同学郝冬梅结成伴侣。改革开放后，他考上名牌大学（北京大学），在身为老干部的岳母的挑剔和辅佐下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他当过国营大厂的党委书记，当过省内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后来到中央机关工作，成为一位履职多年的正厅级干部。临到快退休时，他毅然回到家乡，想要改变A市贫困区普通百姓的生活处境，进行棚户区改造。他在完成贫困区改造后被人诬陷，组织上经过调查还他清白，他最后无怨无悔地离开了人世。

周秉义是梁晓声在《人世间》中着意塑造的知识分子、党的干部系列人物形象代表，他寄托了梁晓声“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理念。他是具有西西弗斯式英雄主义情怀的平民英雄，也是常常陷入情感与理智矛盾冲突的鲜活个体。

周蓉，周秉昆的姐姐，周秉义的妹妹，她敢做敢为，自己的命运自己扛。早年作为文艺女青年，激情澎湃、义无反顾地奔赴贵州山区，与从北京发配到这里的“右派”诗人冯化成结为伴侣。等到改革开放后自己考上北大，看到回城的冯诗人恶性弥补自己的青春损失时，她决然与之分手。后来她到国外照顾自己的女儿十几年，回国后不恋过去的副教授身份，到民办中学做数学老师，直到退休后和丈夫蔡晓光一起到贫困山村帮助失学儿童。

她是梁晓声在《人世间》中从自由伦理维度塑造的一位具有叛逆与独立精神的“知识女性”形象，具有在那个压抑的年代难能可贵的独立自主现代意识。周蓉经历过两段婚姻，第一段是建立在精神崇拜基础上且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爱情，但最终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走向破灭。她的第二段婚姻是褪去年少轻狂的理性之爱，重返故乡的周蓉与曾经的追求者蔡晓光在冥冥之中的相遇，再次迎来了爱情的曙光。周蓉作为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其现代意识也贯穿在其一生的求学与工作中，她力图冲破现实拘囿，积极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所做出的种种努力，都是对传统女性温顺软弱，依附于男权的一种挑战。

周志刚是周氏兄妹的父亲，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为了国家建设，他常年在外东奔西走，内心一直洋溢着国家主人公、社会建设者的豪迈和激情。同时，他又深明大义，通情达理。周氏兄妹之所以能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体现价值，与周志刚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工人阶级的高大形象。

郑娟，周秉昆的妻子。梁晓声在《人世间》中塑造的郑娟是一个温柔坚韧、带有圣母光辉的完美妻子形象。郑娟不同于《人世间》中其他女性形象，既没有周蓉的博学多才，也没有郝冬梅的官二代背景，她卑微的人生因周秉昆的出现而发生逆转。婚前她是亟待拯救的落难天使，婚后转变为贤妻良母式的“民间天使”。郑娟的前期书写延续了受难的母题，交代其年轻守寡不幸被强奸生子、家庭清贫的苦难命运。郑娟与西方文学史上的“天使型女性”类似，这点在文中也有具体的阐述：“有一类女人似乎是上帝差遣到民间的天使，只要她们与哪一户人家发生了亲密关系，那户人家便蓬荜生辉。”

周蓉的第二任丈夫。周蓉中学时，省商业厅长的儿子蔡晓光就追求她，周蓉却为爱情追到贵州插队，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诗人冯化成结婚，蔡晓光却心甘情愿为周蓉投奔恋人打掩护。“文革”结束后，成了北大学生的周蓉发现出了名的丈夫是个行为不端、沽名钓誉的人，果断跟他离了婚。周蓉婚姻的变故却给周家带回了曾经的拯救者蔡晓光，蔡晓光成了周蓉的丈夫。蔡晓光“文革”后虽没什么政治前途了，但他改行搞文艺，专拍主旋律电视剧，成了A市颇具能量的名导“蔡绝主”。周蓉和蔡晓光间虽然多了些人生的波折，但彼此间的情感却历久弥深。

周秉义的妻子。周秉义到生产建设兵团后，和被“打倒”的副省长的女儿、自己的高中同学郝冬梅结成伴侣，两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因为生活的变故走到了一起。在周秉义生病去世后不久，郝冬梅便嫁给了一个“红二代”。小说的尾声这样叙述道：“九月下旬，郝冬梅给周蓉发了条短信，说自己将在‘十一’当日结婚，希望周蓉做伴娘。”而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位标准的“红二代”。对于自己的迅速改嫁，冬梅给周蓉的解释是：“我是为你哥作出这种决定的，他临终前，要求我答应他这么做，当然，我自己需要重新找到归宿。”

周家的第三代人以周蓉的女儿玥玥和周秉昆的儿子周楠、周聪为代表，他们的生活比父辈要幸福得多，拥有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又赶上出国热。时代的变革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的命运走向，时代的进步也给百姓们提供了施展自身才能的机会。

周秉昆等人与曲秀贞老太太、白笑川、邵敬文等长辈之间的交际中体现了《人世间》的友情书写。从“文革”到改革开放长达几十年的过程中，周秉昆等人对曲秀贞老太太的态度，从一开始的误解与不满，到后来对老太太充满尊重与敬佩之情，这种深厚的友谊实际上是一种官民之间的帮扶所促就的。周秉昆和他的朋友遭遇困境和祸患，曲老太太给予了帮助。《大众说唱》的编辑白笑川和邵敬文也对周秉昆等人在生活和工作上给予了充分的帮助。这种基于不同阶层之间的照顾与帮扶，既体现了作品于人间烟火之处彰显的道义与担当，也凸显了底层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

郑娟和光明的母亲，她在《人世间》没有留下姓名，她首次出现在小说中时，佝偻着身子，推着一辆破破烂烂的冰棍车，车上插着十几支糖葫芦。她又老又丑，走在严寒的冬天里。就是这样一个老妇人，在自己的贫寒中带着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先是郑娟，后是盲童光明。他们都是她捡来的，都不是她亲生的孩子。她靠卖点冰棍、糖葫芦，带着郑娟、光明糊着火柴盒在艰难度日。她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人世，平静从容。她一生卑微，内心却高洁善良，体现了深刻的人性美好，让人为之动容。

光字片”派出所的民警龚维则出现在小说中时，他自己年龄并不大，却正在劝导哥哥姐姐们下乡后留在城里的一群小青年：要管好自己，不要给社会惹事生非。多年以后，这位“小龚叔叔”当了分局常务副局长。从中纪委下来办案的吕川和当年同在酱油厂的工友们聚会，临别时不经意地和“小龚叔叔”的侄儿“拥抱了一下”。这个时候，让人意识到：龚维则要出事。果不其然，“小龚叔叔”成了腐败分子。对这个人物，小说里只有几处笔墨不多的下笔，却让人印象很深。

在《人世间》中，值得品味的人物还有很多。盲童光明成年后，周秉昆还在为他的将来操心时，他主动去了寺院，为人们按摩推拿，做起善事。还有那些更普通、更底层的孙赶超、于虹、常进步、肖国庆、吴倩等。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日子平顺时，他们还能将就；一旦生活发生些变故，他们的日子就难以为继，千疮百孔。肖国庆后来得了尿毒症，每周要透析，为了不再给已经负担不起的家庭增加负担，最后他选择了卧轨。

写作视野

《人世间》与梁晓声以往的创作和思考，既有精神上的关联，又有格局上的扩展。它突出体现在，《人世间》提供了一个新的写作视野。在《人世间》这部作品中，梁晓声对现实生活的表现，不再指向某个单一的社会阶层和某一特定的人群，而是面向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重在展现人世间的社会生活情形。在这里，梁晓声回到了自己生活的原点。他从自己熟悉的城市贫民区的底层生活写起，然后一步一步发散到社会的其他阶层和人群，写不同社会阶层的生存状态，写人与人之间的纠缠，写人生的悲欢离合，写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从而勾画出一幅错落有致的世间百姓群像图。作品在人世间的大视野下展开，紧紧扣住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一基本线索，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了社会现实的丰富和生动。

年代写作

《人世间》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年代写作”。所谓年代写作，往往被理解为出生于某个年代的作家的写作。《人世间》的写作，恰恰是从年代开始的。《人世间》里的周氏三兄妹，是共和国的第一代人。作品从他们走进社会的20世纪70年代初写起，一直写到改革开放的21世纪10年代，时间跨度长达近50年。梁晓声和共和国同龄，他有条件写出这一段感同身受的历史。而这近50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百姓生活由贫困走向富裕，社会文化从贫乏走向多元。当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与每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时，人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人间奇景。而这正是《人世间》要向人们集中展示的。

把百姓生活放进近50年的时间长河里去浸润、磨洗，这确实需要胆识和勇气。而百姓生活作为现实生活的基础和根本，也最能印证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于是，在《人世间》里，可以看到，这近50年里出现过的上山下乡、三线建设、推荐上大学、知青返城、恢复高考、出国潮、下海、走穴、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个体经营、棚户区改造、反腐倡廉等重大社会动向和重要社会现象，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对《人世间》中的各类人物，都发生过深刻的人生影响。于是，在作者构建的人世间的生活场景里，人们读到了个人的成长、草根青年的奋斗，读到了婚姻、家庭的维系与经营，读到了家族的衰败与延续，读到了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读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亲疏远近，读到了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在《人世间》里，还读到了底层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读到了平民百姓向往更好生活的人生努力，读到了读书影响人生、知识改变命运的提示，以及作者对人间世事的忧思和感怀。

《人世间》形象而直观地展示了近50年中国的百姓生活和时代发展。这对于人们回望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和普通百姓的心路历程，有着弥足珍贵的认知和审美功效。这是年代写作的必然意义，更是《人世间》的价值所在。

推崇向善

在《人世间》里，作者善于挖掘人物身上所闪现的善良、正直、担当和诚信。即便生活再艰辛，也要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就是身陷困境，也要互助互帮，自立自强。无论社会如何变化，时代怎样变迁，都要努力做一个好人。社会越发展，时代越进步，作为人本身，更应该向善、向上、向美。

人间情怀

同时，在《人世间》里，作者倾注了自己对普通百姓生活的真切关怀。在时代大潮中，对每个人来说，追求更好的生活，都有其必然的合理性。但追求的方式和手段、具备的素养和能力，又往往决定了他们人生努力的价值优劣。平民百姓如何改变人生和命运，生活向往如何得到有效实现，这是作者尤为关切的。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与每个人都休戚相关，《人世间》体现出了深厚宽广的忧患和悲悯。这是梁晓声的人间情怀，也是他写出《人世间》的内在动因。

《人世间》历经数年创作完成，题材容量超过过往，时空跨度大，刻画人物多，既抒写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荣与梦想”，也反映了改革开放进程的艰难和复杂。小说分上中下三卷，主要围绕春节欢宴、家庭聚会、重大事变结构全篇，表现出作者驾驭复杂题材的匠心独具和功力。

《人世间》体现了作者驾驭生活的能力。小说没有扣人心弦的悬念设计，没有一波三折的情节安排，没有人物命运的大起大伏。作者通过自己的生活积累和人生阅历，平实而真切地描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从百姓生活中去体现社会时代的巨大变化。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李掖平：梁晓声的《人世间》是一部关注时代关注普通民众生活与生存，向平民的理想，尊严和荣光致敬的长篇小说。该小说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朴实日常的平民视角，接地气有温度的语言，以可亲可敬的平民史诗性，标示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新高度。

评论家孟繁华：《人世间》写的是百姓生活，它将励志色彩潜隐在作品当中，写人物、写人心对当下青年读者具有教科书意义。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党委书记、社长皮钧：《人世间》是一代人的时代阅历，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人民总结。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总编辑、文学评论家李师东：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人世间》堪称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市，当代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返城年代》《年轮》《知青》等作品数十部，多部作品被译介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