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阿加德·华莱士，艾奥瓦州立学院毕业。1924年起为
农业报纸编辑和主笔。后成为农业专家，曾做过高产玉米品种实验，结果在植物遗传学上取得重大突破，后来他从事杂交玉米的生意，获得高额的利润。1928年参加
民主党，1933～1940年任美国罗斯福政府农业部长，参与实施“新政”法律特别是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以提高和稳定农产品价格，保护土壤，贮备储备量和控制生产。一位同事曾这样描述亨利·华莱士：“他总是去响应那些同僚听不到的召唤。”华莱士确实感觉到有一种使命在呼唤他：这位
艾奥瓦州出生的前农业部长的儿子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让玉米种植者拥有一个安全的世界。”
虽非政客出身，而且
民主党内部强烈反对他的当选，但罗斯福还是在1941年力挺华莱士出任副总统，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他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美国参战后兼任供应优先分配委员会主席、经济作战局局长等职。作为总统的友好大使，他出访拉美和远东，1944年6月18日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人
蒋介石会晤，曾商谈派遣美军观察小组赴
延安等事直。后又建议派
阿尔伯特·魏德迈接替
约瑟夫·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虽然华莱士笃信人性本善，但却无法博得同事的好感，他涉足包括天主教和祆教在内的多种宗教，这使他的许多同僚感觉他神神秘秘、有点让人不舒服。
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实现其关于远东和
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设想，维持战时盟国之间的合作，确立战后以大国合作为基础、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于1944年6月18日派副总统
华莱士访问中国。
华莱士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调解国共矛盾与中苏关系。这次访问，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巩固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对二战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这是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外交活动，也是二战时期美国对华最高级别的访问。
1944年5月20日，时任美国农业问题专家、副总统的华莱士离美启程，于6月20日飞抵重庆。美国务院中国司司长范宣德、战时情报局太平洋分局局长
拉铁摩尔、对外经济联络处对外供应科首席联络官哈查德等随行。华莱士一行4人在五天的逗留期间，于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到访了云南、兰州等地。6月24日上午10时，华莱士启程返美，结束了短短五天的访问。
华莱士访华是在美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和中国国民党拒绝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背景下进行的。在国共关系方面，华莱士和蒋介石首先阐述了各自不同的立场。华莱士转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待国共关系的基本立场——国共和解。中国国民党则对中共展开了一通冗长的埋怨，诬陷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而遭到极大灾害。由于双方在中共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会谈陷入了僵局。
此次访华，给华莱士留下了糟糕的印象，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我们对蒋介石的支持恐怕是一项短期投资，他实在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袖大概将会通过政治变革或革命的方式产生出来”。
华莱士访华最终
促成了
蒋介石同意美军观察组进驻华北，它可以让美军在华北获得情报，从而有利于美军的对日作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了中国的抗战力量，缓解了美军的压力；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长期封锁，改善了中共的外交处境，使蒋介石不敢对陕北根据地轻举妄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维护了国共民族统一战线。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到达延安，其中有观察组组长包
瑞德上校、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医疗队员卡斯柏格少校等。
1944年11月，美国总统
罗斯福称：“（中国）
国民政府尚在17世纪，要出面担当20世纪的任务，必定力不能继”。
1944年，民主党绕过他提名
哈里·S·杜鲁门为副总统候选人。华莱士改任商务部长。战后，他与已当上总统的杜鲁门搞得势同水火，因为农业专家华莱士认为美国对苏联摆出对抗的姿态是危险的鹰派做法。二人的冲突给了那些诋毁华莱士的人以口实，称他为“斯大林主义的走狗”。后来他被杜鲁门解职。受排斥的处境没有挫伤他的锐气，1946年任《新共和》周刊主编，接着离开周刊，组建左派进步党，1948年以进步党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提出与苏联更紧密的合作，由联合国统管对外援助和裁剪军备，一位作家后来称他的候选人资格是“有史以来苏联最接近选出一位美国总统的机会”。那并不是说华莱士构成了多大的威胁：他只获得100多万张普通选票，但没有得到一张选举人票。失意之下，他退出政坛，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待在位于纽约的农场研究生产鸡蛋和研究种植玉米。
著有《农业价格》、《美国必须抉择》、《幻想的代价：亨利·华莱士日记，1942—1946》（J·
布卢姆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