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图尔·叔本华（德文：Arthur Schopenhauer，1788年2月22日—1860年9月21日），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代表作品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附录与补遗》。

1788年2月22日，出生于德国但泽（今属波兰，已更名为格但斯克）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名为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母亲名为约翰娜·叔本华。1793年，普鲁士军队占领格但斯克，一家人举家迁往汉堡。

1797年7月，随父亲游历法国，寄居于父母友人古列佛埃尔家中，接受了两年的私塾教育，打下了良好的法文基础。1799年8月，因法国形势动荡归乡，被其父安排进入伦格博士创办的一所培养未来商人的私立学校学习。

1800年7月，叔本华一家去汉诺威、卡尔斯巴德、布拉格和德累斯顿旅行；10月结束旅行，回到了汉堡。

1803年5月，其父迫使他放弃接受正规教育以及成为学者的愿望，叔本华同意继续接受商人的训练。一家人开始了历时两年的欧洲之旅，足迹遍历比、法、瑞士、英等国，旅行期间曾滞留英国教会学校三个月学习英语。1804年8月25日，欧洲之旅结束，回到但泽，接受基督教的坚信礼，开始与父亲的商人朋友学习经商。

1805年4月20日，父亲去世，死因不明，普遍认为是自杀。1806年9月，母亲带着妹妹离开汉堡前往魏玛，与歌德相识；叔本华作为商人学徒继续留在汉堡。

1807年5月，经母亲同意，放弃商业生涯；7月赴科塔高级中学读书，延聘费尔士指导一般功课，并聘请私人教师补习希腊文、拉丁文，兼习德语，研究文学；12月，因写诗嘲笑某教授，被迫离开科塔，回到魏玛。此后，专心埋首书本，研究希腊拉丁数学、历史等，历时两年。

1809年2月22日，成年，接管父亲遗产；9月进哥廷根大学医学院。第一年学习医学、历史、物理、植物学，第二年转入哲学院专研柏拉图、康德及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并旁听天文学、生理学、法学等。1811年9月转至柏林大学，除哲学外，还研究自然科学。

1813年10月，完成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1月，回魏玛与歌德订交，与歌德探讨色彩理论。

1814年，与母亲决裂，离开魏玛赴德累斯顿，结识浪漫诗人梯克；同年开始研究印度经典《奥义书》，投入《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写作工作。

1815年，撰述《论视觉和颜色》。1816年5月，《论视觉和颜色》出版。1818年3月，《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初稿完成；9月赴意大利旅行，搜集哲学资料；12月《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交付印刷，次年1月出版。

1820年，被聘为柏林大学编外讲师，3月赴柏林任教，与黑格尔在同一时间授课。由于其哲学体系初时不受重视，听课学生寥寥无几，其努力以失败告终。

1822年5月离开柏林，重游意大利。1823年5月，回到德国，身患各种疾病并开始伴有抑郁，右耳失聪。1824年5月，回德累斯顿；同年准备翻译休谟作品，未果，只写了一篇序言。

1826年5月，回到柏林，后重回柏林大学讲课，再度失败。闭门读书，翻译西班牙作家格瑞显的著作。1831年8月25日，因柏林爆发大型霍乱，从柏林逃往法兰克福。1832年，定居法兰克福，并在那儿度过了最后的27年。

1835年，开始撰述《论大自然的意志》，次年3月出版。1839年1月，参加挪威皇家科学协会举办的征文活动，论文《论意志的自由》获金奖。1840年1月，参加在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科学研究协会举办的有奖征文，论文《论道德的基础》落选。1841年，将两篇参赛文章汇编合集，出版《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

1843年，增补“主著”，完成《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致信书局老板出版，初被拒，再以“性爱的形而上学”的名义，卒获允。

1844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发行。未能引起评论家和学术界丝毫兴趣，购者寥寥无几。1845年，致力于论文集《附录与补遗》的编著工作。1846年与佛劳因斯特订交，彼此或面谈或通信，交往频仍。1847年，《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第二版出版。

1850年，完成《附录与补遗》，致信佛劳因斯特，要求设法找寻出版商。1851年11月，出版《附录与补遗》，大获成功并开始广为人知。1854年9月，《论大自然的意志》第二版出版。12月，《论视觉和颜色》第二版出版。

1856年，身体仍健壮，但左耳听力渐差。1859年11月，《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版发行并引起轰动，叔本华称“全欧洲都知道这本书”。1860年9月，《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二版发行；同月21日，因肺炎恶化在法兰克福去世。

家庭

叔本华的先祖原是荷兰人，在他的曾祖父时代移居格但斯克并世代经商，与汉萨同盟有着许多商业往来。当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和凯瑟琳皇后访问但泽时，即以他们家作为招待所。到他祖父那一代，又安置了许多家业，使得财势更加浩大。

他的父亲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是一名非常成功的跨国贸易商人，并企图把叔本华教育成“世界公民”，然后继承自己的衣钵，其为儿子取的名字阿图尔（德语拼写为Arthur，在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均为常用名。拼写在以上国家的语言里一模一样，只是发音略有差别）亦可能有其蕴意，叔本华因此自小与父母周游各国旅行。虽然他父亲曾刻意安排他从事自己厌恶的商业活动，叔本华对父亲却不曾有怨恨之心，相反只有尊敬和感谢。1805年，他父亲忽然去世了，尸体在谷仓旁的运河里浮出，是不慎失足还是跳河自杀无法查实，风评认为是跳河自杀。

母亲约翰娜·叔本华在1785年（时年19岁）嫁给了38岁的海因里希。后以作家身份写作了不少浪漫爱情小说，与当时的德国文化名人格林兄弟、施莱格尔兄弟、歌德等多有交际。甚至于在叔本华发表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后很长的时间，别人提起他时亦不时说：“那是约翰娜·叔本华的儿子。”由于从小与母亲不相投缘，随着成年后父亲之死与生活方式的冲突，叔本华一生和母亲交恶。1814年叔本华离开魏玛后，不曾再与母亲会面，直至约翰娜晚年后才恢复通信。1838年4月16日，约翰娜去世，叔本华未出席葬礼。

叔本华另有一妹妹阿德莱‧叔本华，在父亲死后，与母亲共同赴魏玛生活。

感情生活

叔本华曾有几段恋情，但终生未娶。

（以上资料参考）

悲观主义

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构建于两个基础概念之上：一是表象和意志虽然是同一的，并且共同构成世界，但意志是决定性的，任何表象都只是意志的客体化；二是意志永远表现为某种无法满足又无所不在的欲求。于是世界本质就是某种无法满足的欲求，所以从逻辑上说，它永不可能被满足。所以如果不能满足的欲求是某种痛苦，那么世界就无法摆脱其痛苦的本质。人们只是永远试图使自己的欲求满足，但这种满足却更加证明和显现了意志本身，这被叔本华认为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所以他认为无论一个人是乐天派还是悲观派，都不能摆脱根本上的痛苦，乐天派只是对现实的躲避，是自我欺骗所造成的假象。所以对悲观主义的怀疑者们只能从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上进行争论而不是争论悲观主义本身。

论命运

叔本华是一个彻底的宿命论者和决定论者。表象间受到因果律的影响，而表象和意志间没有联系。意志通过某种超因果律的却又基于因果律的法则和表象世界发生关系。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按照其严格的必然性而发生，人们所感觉到的自由意志仍是处于表象世界的活动，而人们所观察到的任何表象以及人的任何行为都受到“意志”这一神秘的力量的控制。这种观点被归纳为这样一句话：人们可以做人们想做的，但不能想人们所想的。

论死亡

叔本华不赞同自杀，因为自杀行为正是肯定了意志本身的显现。同时他也认为死亡并非什么不好的事情，他的论点基于他的形而上学，即一切事物必有其生成的原因。他认为人们对于死亡最大的恐惧在于他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事实：我死了，但这个世界却仍然运行着，而这个观点的错误在于人们认为死亡代表了自己的表象归于无。叔本华认为人类的出生和死亡都有其内在的原因，而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只在于表象之间。出生只是从前一状态转变而来的，所以不是一种无的状态。同样，死亡也不是归于无，而只是以另外一种状态存在于表象世界中。

论教育

叔本华认为人们的知识来自于直观感觉对于客体一种直接把握，然后经由抽象思维将它概括为某种概念。因此人们在学习时应该遵循直观知识先于概念知识的顺序。他认为现实中的教育则完全相反，小孩们往往先被灌输许多不曾接触过的概念，只有在他们成年后才能接触到直观知识，这导致了人们的判断力直到很晚才成熟起来。这种观点被他挪用到人际交往中，他认为孩子们只听到那些美好的故事，对真实生活的痛苦却一无所知。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们随着年纪的增长，知识没有随之有更多的增长，而只是通过直观知识来排除已有的错误概念。

叔本华认为伦理学是很简单的一门学科，他从人类行为的动机出发探讨人类道德的基础。叔本华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可以分成三种：希望自己快乐，希望众生痛苦，希望众生快乐。他将这三种动机分别概括为利己、恶毒、同情，其中利己和恶毒是非道德的推动力，只有基于同情是真正的道德行为。

利己

叔本华认为很多表面上的道德行为都是出于利己的目的而做出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个人名誉和法律规范。出于个人名誉的道德行为其目的隐含着满足自己的意欲，希望自己获得他人的敬意从而产生心理上的满足。而迫于法律规范的道德行为则是为了规避法律惩罚，免于自己受到损失而做出的。这些行为在叔本华看来是没有真正道德意义的。出于这种目的的极端形式是：一切都是我的，别人什么都没有。基于这个原因的庸俗情况就是人类常看到的，那些为了生理需求上的诸如食欲、性欲以及舒适等等要求而发展出来的极端不道德行为。

恶毒

第二种非道德的动机是恶毒，它的目的是希望众生痛苦。叔本华认为恶毒是无处不在的，但一般它的程度都是轻微的，普遍表现为彼此之间的漠视和反感。人类用礼貌和聪明来掩饰这一动机，所以背后的恶意中伤和谣言诽谤便相当常见。恶毒的两大根源是嫉妒和幸灾乐祸，嫉妒是与生具来无法摆脱的卑劣人性，因为嫉妒的东西本应是受到敬佩和感动的。而幸灾乐祸可以说是恶毒的普遍现身，叔本华认为没有比幸灾乐祸在道德上更一无是处的了。出于恶毒的极端形式是：尽其所能地伤害众生，一切残忍的行为都只是将幸灾乐祸付诸实施的行径。

叔本华认为一切的非道德行为都能由以上两种动机中推导出来。

同情

叔本华认为真正的道德是非常稀有的，真正有道德的人也是万中无一，他说人类会对那些道德行为产生敬意正说明了那些道德行为与众不同，是不可思议的。他引用了卢梭的话说：“人们不会对比自己幸福的人产生同感，而只会对比我们不幸的人感同身受。”即人类的直接同感只局限于对众生的痛苦，而不是安逸。因此，同情实质上是对众生痛苦的感同身受，也就是将众生与自己视为一体。从同情出发，直到高尚无私，慷慨大量，一切对于美德的赞美词汇都出于此而没有其他。

叔本华将从同情出发的伦理学基本原则定为：不伤害众生，尽能力去帮助众生，其对应的两大基本美德是公正和仁爱。公正表现了同情的否定性质，即不能忍受众生受苦，迫使自己至少不去伤害众生。而仁爱则表现为同情心的肯定作用，它比公正更高一个级别，即看见众生痛苦，就象自己受苦，从而使自己去帮助一切众生。叔本华认为这两者都是极端罕见的，但又确实存在，即使再没有道德的人也无法否认公正和仁爱这两者。

人的性格和同情的起源

由于一切行为的动机都出于利己、恶毒、同情这三点，所以一个人的道德程度就可以看成这三者在他的性格中的比例。同情在这三者中所占比例越大，则一个人的道德程度越高。

叔本华认为对于道德基础，也就是同情心的起源论证是最困难的问题。由于同情心的本质是对众生痛苦的感同身受，也就是认为众生与我本无差异。在利己和痛苦主义者看来，众生和自我之间存在一种绝对的差别，这是他们和富有同情心的人根本上的不同。所以道德的起源也就是看透众生和自我之间的无差异性，这即是同情的基石，也是道德的基石。展开而去，就是认识到万物间的无差异性，这里叔本华对道德起源的论证存有一种神秘主义倾向（万物一体），和中国的庄子的齐物思想以及印度的佛教的众生皆平等在本质上有共同之处。

叔本华的伦理学大致可以用这样的逻辑来描绘：万物间无差异——人、我间无差异——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同情心的油然而生——公正和仁爱思想的建立——道德的建立。

充足理由律

充足理由律可以被概括地表达为：“任何事物都有它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或者说任何事物皆可被解释”。在叔本华看来，充足理由律的两种基本性质被混淆了，一是将它用于判断，即判断为真的理由，其次是将它用于对象的变化，即事物变化的原因，这两者实质上是不同的。

四重根

叔本华认为充足理由律有四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即一切表象都可以从四个层次上进行解释，从而将这四种意义比喻为“四重根”。这四种不同表现形式分别是：因果律，逻辑推论，数学证明，行为动机。这四种形式并不作为证明充足理由律的原因，而是充足理由律在这四者中表现其自身。

充足理由律在叔本华那里具有一种先验的地位，即它是不能证明的。叔本华认为康德等人试图证明它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为了证明一个特定命题，就必须假定一个给它正确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却正是充足理由律。为了证明它，就必须假定它成立，所以证明这个命题将陷入不可避免的循环论证。此外，叔本华将充足理由律和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并列，把它看成第四个思维规律。

叔本华在其著作中试图解决康德哲学遗留下的难题，其主旨即是作为表象但最终作为意志的世界，而不是将二者并列的。他认为，世界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表象，一方面是意志。主体是认识一切而不被任何事物所认识的，是世界的支柱，个人正是这样一个主体。而客体则是人类通过先验的时空范畴去认识的事物，比如人们的身体。主体和客体共同构成作为表象的世界，故而是不可分的。他认为一切表象的存在源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其一是感性和知性，其二是意志。

人的一切行为是由意志活动和行为活动两方面构成的，在叔本华看来两者是具有同一性的。在叔本华看来，意志活动不是感性和知性，即思考过程的那种活动，因为这种活动属于表象，和物自体即意志无关。意志只在行为活动中使自己现身，事实上它应该被理解为某种无法抑制的冲动，确切的说是盲目的冲动，某种非理性的欲求。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这种盲目的冲动，一切表象中的活动只是使人们感觉自由的假象。意志是一种不能被克服的东西，人类每一行为都是意志的现身。

对于那些非生命体，纯粹物理的对象，意志似乎并不存在，但叔本华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在无机的自然中，意志在普遍的自然力中使自己获得客体化。就象人类行为一样，意志就在那往下掉落的石头中使自己现身。这样，作为意志最终呈现的问题被解决了，这一形而上学的概念就在无处不在又漫无目的永不满足的力中使得自己现身。意志实质上在叔本华那里就是控制人类所处的表象世界的外在因素。

叔本华对康德充满赞美之情，他认为康德的最大功绩不是他的认识论，而在于康德划分了表象和物自体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康德错误地假定知觉包括想象，将直观和思维混淆起来。康德构造了将感性直观和知性十二范畴共同构成经验对象的理论。叔本华发现若按照这种理论，表象世界就成了既是直观又是思维，既非直观又非思维的东西。而且这样一来动物要么就具有思维，要么就连外在世界的表象也没有了，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在康德那里，因果律是先验的，所有的经验知觉都是处于主观之上，不可能区别或认识物自体。而叔本华认为仅用直观人类就能获得经验对象。关于物自体的知识，是通过理智这种内在感觉而获得的，它只在时间的形式中被认识。

叔本华是个涉猎广泛的美学家，他对音乐、绘画、诗歌和歌剧等等都有研究。他把艺术看作是解除人类存在的痛苦一个可能途径。

叔本华认为艺术品具有一种超时间的本质，而音乐同时具备超时间和超空间的本质，所以音乐不只是对理念的复制，它还更接近意志其本身，所以它也就具有一种更高的价值。对叔本华来说，音乐和表象世界几乎是并列的存在。但这种美都只能使人们从意志那里得到暂时的解脱，因为这种对于美的诉求只能使人陷入意志其本身的陷阱中去，所以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奠基非理性哲学

叔本华构建了唯意志论哲学。作为欧洲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非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彻底扭转了把“知识论”当作“第一哲学”的近代理性主义传统，使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生命的痛苦与生存的解救这些更为根本的问题成为哲学思考的主题，这亦使得叔本华被视为现代人文主义哲学的开山鼻祖。

对尼采哲学的影响

叔本华哲学对现代哲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尼采的哲学而间接发生的，因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被尼采改变成审美的乐观主义后，人们更乐于接受尼采的哲学。

叔本华非理性的唯意志论，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以及其中的审美理论等思想，为青年时期处于信仰危机状态的尼采提供了新的看法。那时的尼采不仅接受了叔本华的世界观，认为现象界只不过是幻影，并没有什么目的和意义，只是背后有一个盲目的生存意志；而且他也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结论，主张唯一的解脱之道在于通过自我否定，放弃人生的享受和幸福，彻底禁欲，否定生存意志。随着其出版了代表作《悲剧的诞生》后，其思想和精神已经通过狄奥尼修斯艺术的阐明，把叔本华退让、屈从、禁欲的悲观主义改造成为进取、健康、坚强的乐观主义，把叔本华否定意志的人生哲学改造成为让生命意志不断壮大、丰满、有力的超人哲学。尼采通过希腊人的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修斯精神的对立，从审美主义的立场出发，阐明了人生应如何对待现实中令人恐怖的痛苦、不幸和灾难，如何超出和克服悲观主义。

通过尼采，唯意志主义逐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洪流，冲垮了西方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传统，使西方文化的价值根基彻底动摇。直到如今，西方文化仍未走出叔本华和尼采重估一切价值之后所陷入的虚无主义景观。

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

自1840年起的西学东渐历程，中国学者如王国维、陈铨对叔本华哲学的研究、介绍和传播，其意志论、美学观和伦理学、人生观、悲剧论都在中国文化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广泛运用于对中国文化的评判、整理和分析之中，对改造中国文化的质量以及改变国人的思维定式，起到某种启蒙的作用。

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我的先驱是叔本华。

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叔本华说过，“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但是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自我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启迪着我。在我本人与其他人遭遇困难的时候，它总能慰藉着我，不断激发我的宽容与隐忍，唤醒我那渐渐麻痹的责任感，避免我们自视清高亦或是妄自菲薄，使我们用更为幽默的眼光来看待生活。

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叔本华是人类中最伟大的天才人物。

与黑格尔的宿怨

1822年，被聘为柏林大学哲学副教授的叔本华试图与彼时成名许久的黑格尔在讲台上一决高低，故意将自己的讲座和黑格尔的安排在同一时间段。结果黑格尔的讲座常常爆满，而听他讲课的学生却从来没有超出过三人。于是，叔本华带着一种愤懑的心情离开了大学讲坛。

老妇死，重负释

叔本华脾气火爆，且极为厌恶噪音。叔本华的房东是一个47岁的女裁缝，她非常喜欢在他们共用的前厅接待朋友。这种八卦环境激怒了叔本华，多次投诉劝阻，为此特意写过一篇《论噪音》。1821年，由于肢体冲突将女裁缝推下了楼梯致其残疾，因此卷入诉讼案中。1825年重回柏林的叔本华为诉讼案奔走，直至1826年5月，法院判决叔本华需在她余生的每季度支付15塔拉的赡养费。女裁缝死后，叔本华用拉丁文在她的死亡证明书上写道：“老妇死，重负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