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其中中央级5人，分别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1980年5月8日，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改正”，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整风。章伯钧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

这次发言是后来章伯钧被打成右派的主要依据。

罗隆基当年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他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他的这个发言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之一。

其他三大“右派”也都是“言多必失”。身为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的彭文应主要言论包括“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等；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因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仁炳因《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被毛泽东点名。

被打成右派后，5人均受到严厉批判，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

章伯钧的社会职务基本上被撤销了，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这一项。他的名字渐渐被人们淡忘。“文化大革命”中，全家遭受迫害。1969年，章伯钧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

持续的批斗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从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罗隆基是于1965年因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据说，他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

彭文应遭批判之初，其病妻邓世琳就受惊吓身亡。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一切职务，并取消原有的工资津贴。生活陷入困境。然而，彭文应拒不认错。1961年12月，彭文应的次子彭志平在极度苦闷和压抑下，服安眠药自杀。1962年12月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病逝，终年58岁，至死没说一句认罪的话。临终前曾写致毛主席党中央的万言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文革”时期，彭及妻、子之墓被红卫兵掘开一扫而光。

妻子与其离婚，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1957年7月，他不得不发表了《向人民投降》的发言。据他在检讨时的自述，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储安平先后被免去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并被打成了“大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储安平又被揪出来。8月31日，遭受多次批斗后的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被造反派看管起来。9月后，人们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是自杀、被打死、出家……至今仍无定论。

1980年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获得平反，而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96人“不予改正”。

陈仁炳是这5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当中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这给晚年的陈仁炳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灵上的打击。他多次同和他有着世交兼邻居关系的王元化聊及自己这一难解的痛楚，无法接受后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劝解。

“陈仁炳是抑郁而终的”，王元化回首往事时，两次强调了“抑郁”二字。不少熟悉陈仁炳的亲朋好友也都这么认为。

陈仁炳对“文革”期间他的家庭和他的家族遭受的苦难痛心万分，他曾对友人称自己是“还活着的真右派”。陈仁炳多次表示，他对有关方面既承认他解放前后曾“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又“不予改正”的现状耿耿于怀。1990年12月9日，陈仁炳在上海去世，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