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道泉（1901-1992），字伯源。山东省临淄人。著名藏学家。1924年齐鲁大学毕业。是年，应邀担任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团的英语翻译。经印度历史学家迦梨陀娑那格教授推荐，到国立北平大学担任梵文教授钢和泰男爵的课堂翻译，并随其学习梵文、藏文。1926年受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之聘到图书馆筹备处做兼职采编，在工作中学会了蒙文和满文。1927年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员。1934年被派赴欧洲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先是学习土耳其语，后进修藏文文法、古藏文、蒙古文文法和民俗学，同时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做满文书籍的编目工作。中间赴德国柏林大学一年。1938年由法赴英，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高级讲师，教授汉语、藏语、蒙古语。在英国11年，主要钻研心灵学。期间，把一百多首藏族民歌译成德文。

1901年10月28日，于道泉生于山东省青州府临淄县葛家庄一户书香之家。1920年，于道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山东省甲种工业学校，当年考入著名学府齐鲁大学，主攻西洋史、社会学，并自觉旁听数学课。

1924年，于道泉经考试正式获得官费留美求学的资格，斯时适逢印度诗人泰戈尔在济南做学术报告，大家一致推荐于道泉担任即席翻译，泰戈尔发现于道泉精通英语、学识渊博，且对印度语言文化有浓厚兴趣，遂产生爱才之心，高兴地约请他一道前往北京，向有关部门提名推荐于道泉到印度国际大学深造。由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帝俄科学院院士钢和泰教授的诚恳挽留，于道泉只好留下来担任钢教授的课堂翻译，同时跟钢教授学习藏文和梵文，故未去美国和印度留学。是年，经许地山先生介绍，于道泉参加了有瞿秋白、叶圣陶、谢冰心、朱自清等社会名流荟萃的文学研究会。为了攻下藏语文关。

1925年，于道泉毅然离开北京大学的楼房，搬进古刹雍和宫的小平房，拜藏族朋友为师，苦学苦练二年，大大提高了藏语文听、说、读、写、译的实践能力，同时又跟雍和宫的蒙古族喇嘛学习了蒙古语文。1927年，经袁同礼先生推荐，他来到北海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担任满、蒙、藏文图书的采集和编目工作，抽暇自学了满文。北京图书馆特藏部的少数民族文字典籍，大约三之二是于道泉和彭色喇嘛、李德启三人采集而来，可以想见他付出了多么大的精力和心血。根据于道泉的学术成就，经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主动推荐，当时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考古研究所聘他任助理研究员。1934年，被派往法国巴黎大学现代东方学院，学习土耳其文。留法期间，应聘在中英文化研究所为法国学生讲授汉文。

1938年，于道泉应聘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高级讲师，讲授汉、蒙、藏等语言课程，长达年之久。这期间，于先生身在海外，胸怀祖国，密切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形势，曾把赵树理的名著《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译成法文，向外国朋友传送中国解放区的信息。

1946年8月3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致函伦敦大学，欢迎道泉先生回国，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担任蒙、藏文教授。胡适诚恳的态度，促使他下了归国服务的决心。但是，在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爆竹声中，内战全面爆发了，他只能继续滞留英国，但他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在这一场战争中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极大地鼓舞了他，道泉先生当即决定从欧洲动身回国。

1949年4月，解放了的北平，从事着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着一种朝气蓬勃的新面貌。在极短的休息之后，道泉先生迫不及待地与当时担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先生见面、磋商，确定在东方语言文学系开设藏语专业，季羡林先生推请道泉先生担任组长，并立即开始招生。此时，担任新闻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的胡乔木听说了于道泉先生的轶闻故事，也知道他通晓多种语言，而且是留学欧洲多年的专家，于是把筹办藏语广播这一重要工作交给了他，请他协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立藏语翻译和播音小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聘请道泉先生，以及由他推荐的李永年、李春先(又名曲吉洛卓，拉萨藏族旅京人士)和图丹尼玛喇嘛等人作为藏语广播组第一批成员。1950年4月10日开始工作， 5月22日晚上正式播音。

当时解放大军正在向大西南挺进，川康各地军事行动十分迅速。为了尽早尽快培养一批藏语人才以适应紧迫形势的需要，筹备成立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刘春，与季羡林和于道泉共同商量，从国内若干高校文科中抽调一些在校学生集中到北京，用速成的方法突击学习藏语，以应当前工作之急需。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成立，道泉先生担任该院藏文教授，并担任了藏语教研组组长。在教书之余，还负责《藏汉词典》的编纂工作，1983年该词典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填补了中国藏、汉语对照词典的空白，也实现了于先生多年的夙愿。他十分认真地说：“编好一部词典，其作用不亚于培养20名教授。”

1992年4月12日，蜚声海内外的藏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于道泉先生，因病于在北京西山医院逝世，终年90岁。

北平解放后，于道泉迫不及待地与当时担任东方语文系主任的季羡林先生见面、磋商，确定在东方语文系开设藏语专业，季羡林先生推请于道泉先生担任组长。组内还有王森、金鹏、韩镜清几位同事，并立即开始招生。第一期虽然只有两名学生，却使藏学这一专业在高等学府内正式立足，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也就在同一时间，解放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以非常实际的形式欢迎于道泉先生——非常受尊重的资深的图书馆研究馆员，让他担任特藏部主任。出国前于道泉曾在馆内负责收集兄弟民族语文图书，卓有成效，又在馆刊上多次发表研究成果，并充分利用王云五氏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编辑满文书目。为了便利读者检索，于先生还准备把《西域同文志》等书编成四角号码索引。图书馆界、目录学界对于先生的辛勤劳动是有口皆碑的。此后(自1950年起)于道泉先生继续担任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不支薪）的工作，直到离休时，亲自物色、推荐了藏文和国学堪称黄明信先生接任。

担任新闻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的胡乔木同志听说了于道泉先生的轶闻故事，也知道他通晓多种语言，而且是欧洲留学多年的专家。于是把筹办藏语广播这一重要工作交给了他，请他协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立藏语翻译和播音小组。对于于先生来说，这一项工作“正合吾心也！”。经过努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聘请了于道泉先生，以及由他推荐的李永年先生、李春先先生（曲吉洛卓，拉萨藏族旅京人士）和图丹尼玛喇嘛等人作为藏语广播组第一批成员，1950年4月10日开始工作，做好各项准备，5月22日晚上正式播音。这件事是于道泉回国以后第一件最为开心的事。张小平同志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语文部的负责人深情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于道泉先生在工作中能充分调动藏族知识分子的能动性，与几位老朋友合作，共同为西藏的事业而努力。就在那时还出版了(内部发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稿》的藏文版。许多新词术语每天在广播中会碰见，并要求用藏语播出去，于先生为此煞费脑筋。这个藏语广播稿，几乎成了每日出版的“藏文信息报”，在北京藏人圈子里成了最受欢迎的读物，在推广新词术语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如“政协”、“民主”、“革命”、“解放”等等反映新社会、新事物的词语就逐渐在藏区推广开来。

编写藏文字典是于道泉长期以来萦绕心头的夙愿，远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期间，就向所领导提出过编写藏汉佛学大辞典的建议。在所内无法将其意见列为项目的情况下，就自己在业余时间干，而且动员了志趣相投的朋友李永年参加。先动手把《翻译名义大集》的词条逐条抄出，又把藏文部分还原出来，每天下班后，在斗室之中孜孜不息，居然抄了近万条卡片。正在准备补充若干词条，纠正原有词条中的编纂工作全速进行之时，出国赴法的行期已定，掂量前后，只好把这一工作暂停下来，留待回来以后再说。

回国以后，于道泉在北大东语系刚一开始工作，就把那一批卡片取回来，李永年先生很高兴地又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成立，而少数民族语文系的藏语专业又率先建立后，于道泉先生担任了教研组组长。他在组内立即建立了字典编写小组，由于教学和翻译等实际工作的需要，说干就干，着手搜集口语资料，改变原来编纂佛学字典的计划，先编方言字典，当然也就是口语字典。先动手编纂的是《拉萨口语辞典》。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这部辞典编好后，先后油印过3次（1954年、1957年、1960年），不断征求意见，补充、订正、修改。这期间，教研组好多人都参加过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有傅家璋、赵堡、阿拉坦仓、工布扎布、王尧等同志为专职成员，另有洛桑群觉等藏族教师参加审订，傅家璋为此贡献很多，她与土丹旺布认真贯彻于道泉先生的编纂原则：“口语、实用、全面、准确”。这部字典终于在1983年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共收词2.9万余条，以藏文正字为条目，附有拉丁注音，汉文释义，口语与文字有差异者，一一标明。这是于道泉先生多年梦想变成现实的一个成果。

于道泉先生对口语字典的出版感到欣慰，就在同时，他在给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黄颢、吴碧云合编的一本《仓洋嘉措及其情歌资料集》作序时说：“我认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在自己面前摆着许多非常想看的书，而自己无法看懂；使我最幸福的就是使自己得到一种便利条件，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可以把这种痛苦解除，同时，也解决别人这一类的许多痛苦。”接着，由他的学生们一部接一部地完成了《安多方言口语词典》、《嘉戎语词典》、《藏汉词汇》、《藏语成语词典》、《藏汉佛教词典》、《西藏历史文化辞典》，以及由他的同道、老朋友张怡荪教授主持，并有他的众多学生参加编纂的《藏汉大辞典》，真正出现了藏学研究“百花齐放”的学术春天。

“文革”时期，于道泉一直在琢磨“一对多”的翻译机械化问题。于先生对这一工作醉心已久，早在1956年就发表过议论，但没有人理会，还有人认为是“幻想”，说他不务正业。这下子可好了，一切繁琐事务都摆脱得干干净净，他倒可以在“牛棚”中冥想苦思。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发明了一套“数码代音字”，卓有远见地认为，这一套数码代音字可以供翻译机械化使用，就是说他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思考出一套可以在电脑（当时人称电子计算机）上使用的汉文和藏文的软件系统了。可惜于道泉这种超前思维在学院、在社会无人理解，也没有人接受。

直到198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学会上，老先生提交的一篇论文“Numerical Script for plain Texts Numerilised Script Versus Romanised Script”（数码字简表：数码字与罗马字对照表），文中列举了他所设计的数码代音字用来拼读汉字和拼读藏文的规则。他还附有用这套数码代音字拼写的两本书:陈昌奉的《跟随毛主席长征》和陈毅的《在井冈山打游击》。可以说既有理论系统又有实践得成果。据中科院电子所的一位专家说，于先生设计的这一套代音字方案是现今收到的许多方案中最经济、最方便的一种方案，学习、使用都很容易、方便。惟一的缺点是数字码是日常应用最广的工具和手段，是人们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离的东西，如果用它来当做拼写文字的工具，可能会发生混乱和困扰。热心学习应用这种数码代音字的张默生教授，于1977年3月1日用这一体例的数码代音字给于先生写来一封信。信除了用数码代音体系写出，还用汉字逐字对照一并写就，请于先生验看。默生先生当时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与于先生既是世交，又有戚谊，同为山东临淄的著名奇人，这一文件堪称双绝。

于道泉先生的教学思路和做法大致分为下列几点:

学习一种语言，要把语音、词汇和语法初学阶段的难点分散开，难点不能太集中，否则会顾此失彼，进展不快。所以，他为藏语（拉萨方言）设计了一套拉丁拼音的系统。拉丁系统的英文字母大家都会，不用花工夫就会拼会读。他用这套拉丁拼音编写了人们带有生活情趣的藏语教材，由浅入深，包括会话、民间故事和生活小品。在短期内就可以掌握着若干常用口语。然后，再开始学习藏文。因为在口耳之间已经熟悉了的许多藏语，再去认藏文，非常容易记，容易读。于道泉先生管这一步叫做“转轨”。效果好，速度快。

藏语的几大方言之间差异颇大，学习口语就应选定某一方言学深学透，然后再学习其他方言。他认为，拉萨话也就是卫藏方言，代表了藏语发展的方向。学好这一方言就可以跟其他方言区的人通话，因为西藏三大寺内有各方言区来的僧人、各地来的香客、商人都是自然的推广拉萨话的人。所以，把拉萨话当做一种标准音来学、来分析，最后对推广藏语普通话能有所帮助。后来，基于这一认识，在他的建议下，又招了专学安多方言的班次。这样，对藏语方言之间的差别和共同点都有了深层的理解。这也是他后来极力提倡编写方言字典的原因。

学习一个民族的语言最好的办法是到那个民族地区去学习。按他的话说：“置身庄岳，事半功倍。”在他的建议下，把第一批投身藏语学习的莘莘学子送进藏区，由于道泉自己带队，前往著名的贡噶雪山，礼聘著名藏族学者贡噶活佛(1893-1957)为藏文教授。把学生引进了地地道道的藏文化境界中，收到了好的效果。此后，这一条经验成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的常规，一直在教学中施行。

在学好语言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扩展到历史、哲学、宗教和文化的各方面去深入钻研，开拓新领域，取得新成果。于是，从1960年开始招收了两期研究生班，学制3年，专门邀请东噶·洛桑赤列（1926-1997）、扎希仁青格西和土登格杰3位藏族学者担任主讲教师，另配备一些汉族青年教师作为辅导员。于道泉先生安排开办传统文化学术讲座，邀请喜饶嘉措大师、法尊法师、周叔迦、任继愈、张克强、牙含章、柳升祺、王森、吴丰培、高观如诸前辈分别就佛学、史学、藏学、哲学及目录学讲授他们各自擅长的学问，使同学们大开眼界，兴奋不已。这两期研究班为国家培育了一批专门人才和得力的领导干部，实现了于先生当初以知识报国的理想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