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入四行论》是由菩提达摩的弟子昙林所记述的菩提达摩的语录。菩提达摩被尊为中国禅宗初祖，他的禅法及禅学理论在中国禅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禅宗及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具有极大的影响。达摩禅法主要体现在现今所保存的《二入四行论》中，了解这一论典的思想，对了解达摩禅法，对于理解中国禅宗及中国佛教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卷，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的语录。为研究中国初期禅宗的重要资料。此论在近代才被发现，故仍无定本。目前所能知道的版本，有

（1）朝鲜本《菩提达摩四行论》二种，即明·天顺八年（1464）及李氏朝鲜隆熙二年（1908）所刊行的二种版本，后者收在《禅门撮要》中。

（2）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宿九九号。

（3）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敦煌写本，S.2715号及3375号。

（4）法国国民图书馆藏敦煌写本，P.3018号及4634慌。

其中，北京图书馆藏的敦煌写本与伦敦博物馆藏的敦煌写本S.2715号，已由铃木大拙对照朝鲜本加以校订，收录在《禅思想史研究》中。S.3375号及P.3018、4634号等三本，都只是中间部份的断片，为近年所发现。

上述敦煌写本，均缺少卷首部份，所以无法确知本来的题名。收录在《楞伽师资记》及《景德传灯录》中的本书，其卷首部分虽题有“菩提达摩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昙林序”，但却从未被认定为达摩所说。直到近年，由于敦煌写本的出现，才受到新的评价。再加上水野弘元《菩提达摩的二入四行说与金刚三昧经》的论文发表后，其资料价值才得到肯定，被认为是道宣《续高僧传》中达摩及慧可传的直接资料。于是，前面所说的敦煌写本等，包括杂录部等，统称为《二入四行论》，成为今日所知之菩提达摩的唯一语录。

在菩提达摩身上，有关他的生平事迹，是历史和传说并存，扑朔迷离，所说各异，似乎都有所据。实际上说法越多，在一定程度上就越能证明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一般认为，记载达摩事迹最早的史料是北魏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在此中卷一曾两次提到过菩提达摩，如中云：

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耀云表；宝铎含风，吹自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关于此中所记之菩提达摩是否就是后代禅宗所奉为初祖的菩提达摩，学术界争论很大，似不能下最后定论。在唐道宣所撰之《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中，对菩提达摩的生平事迹也有记载。南朝宋代（420——479）到达中国宋境南越，关于这个“南越”有的学者依《景德传灯录》卷三〈菩提达摩传〉所载认为是指广州，有的则认为是泛指江南一带。不管怎么说，达摩初达宋境是到中国南方是不会错的。后至北魏嵩洛一带弘法，诲人以禅教。达摩对于当时佛教界盛行讲经说法而不重视打坐修行的风尚表示不满。他特别重视禅观修行，在栖止少林寺时，经常“面壁而坐，终日默然”，被人称为“壁观婆罗门”。关于达摩晚年的事迹，各传记载的也都不一样，出入很大。若依道宣《续高僧传·慧可传》中说，慧可40岁时始拜达摩为师，从学六年，达摩圆寂后，“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由这来看达摩应圆寂于（534——537）以前。不过《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则说他“游化为务，不测所终”。也有说他是遇毒身亡，葬于熊耳山（今河南宜阳县）。又传魏使宋云自西域回国时在葱岭遇见达摩，时达摩手携只履翩翩独逝，这就是“只履西归”的传说。

达摩在中国北方传授禅法的时候，曾经向弟子传授“二入四行”的禅法，又据载，他特别提倡南朝宋代求那跋陀罗译的《楞伽经》四卷，曾以此经授惠可，对他说：“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四卷《楞伽经》全名《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是早期唯识经典之一，讲世界万有皆由心（如来藏及其受“无始虚伪恶习所熏”形成的识藏）显现，虚妄不实；文字不能“显示”真谛，要人们远离“一切妄想相、言说相”；众生皆有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达摩以四卷《楞伽经》传授给弟子，就是为了教导他们参照此经的思想认真坐禅修行，重视内心觉悟，而不要受当时佛教界风气的影响一味地追求读经解经。

达摩身边的主要弟子有惠可、道育、僧副、昙林等。

惠可，为达摩弟子中最有名的，也作僧可，唐代以后多写为慧可。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有他的传，俗姓姬，虎牢（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人。他非常博学“外览坟索（按，泛指古书），内通藏典”。在40岁时于嵩洛受达摩禅法，并四卷《楞伽》。达摩圆寂后，天平初年（534——537）到北邺（今属河南省安阳县境）传授达摩禅法，受到拘守经文的僧徒的攻击、迫害，不得不流离于邺、卫之间，与化公、廖公、和禅师、向居士、林法师等人意气相投，有着密切的交往。惠可遵守师教，重视《楞伽经》，曾附以“玄理”进行发挥。《续高僧传·慧可传》说他“发言入理，未加铅墨，时或缵之，乃成部类”；《楞伽师资记·慧可传》说他“精究一乘，附于玄理，明心要法，真登佛果”，说明他是有著作的。慧可有弟子粲禅师即僧璨、那禅师、端禅师、长藏师、真法师、玉法师、向居士、化公等。

道育，据《续高僧传·达摩传》说，他和慧可一同亲事达摩四、五年,是达摩最初入门弟子之一。他从达摩学了禅法，专重个人内心修持而少对人讲说。但他的事迹已不可考，只有《景德传灯录》卷三等记达摩临终时自许慧可得髓、道育得骨、尼总持得肉、道副（即僧副）得皮的传说，可以想见其禅学程度之一斑。

僧副（464——524），俗姓王，太原祁县人，是达摩剃度的弟子。南齐建武（494—497）年间住钟山（今南京）定林下寺。梁时受到武帝的信敬，请他住进开善寺。后随西昌侯萧渊藻出镇蜀部（益州，治今四川成都），“遂使庸蜀禅法，自此大行”。后来又回金陵（今南京），普通五年（524）寂于金陵开善寺，年六十一岁。

昙林，史书无传，自称是达摩的弟子，曾记录过达摩的“二入四行论”。在《开元释教录》卷六<北魏录>载，昙林曾先后参加过佛陀扇多、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的译场，担任翻译《无畏德菩萨经》、《圣善住意天子所问经》、《毗耶娑问经》、《奋迅王问经》、《不必定入定入印经》、《一切法高王经》、《第一义法胜经》、《正法念处经》、《菩萨四法经》、《宝髻菩萨四法经论》、《转法轮经论》、《业成就论》、《回诤论》等经的笔受者。不过关于昙林也有的学者认为，他就是《续高僧传·慧可传》所提到的“林法师”。据《续高僧传·慧可传》中讲，这个林法师，原“在邺盛讲《胜鬘》并制定文义”，“及周灭法（577），与可同学，共护经像”；后来也为贼断臂，号“无臂林”，由慧可乞食供养。〈慧可传〉中所记载的这个“林法师”是否就是昙林，现在学术界的看法不完全相同。不过现存《菩提达摩略辨大乘入道四行》的前面，有“弟子昙林序”这是不争的事实。他在传承达摩禅法上所记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为中国禅学史留下了宝贵资料，可谓是功不可没。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众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为理入。

行入者，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报冤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之行。

云何报冤行？谓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我从往昔无数劫中，弃本从末，流浪诸有，多起冤憎，违害无限。今虽无犯，是我宿殃，恶业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见与，甘心忍受，都无冤诉。经云“逢苦不忧。”何以故？识达故，此心生时，与理相应，体冤进道，故说言报冤行。

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并缘业所转，苦乐齐受，皆从缘生，若得胜报荣誉等事，是我过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是故说言随缘行也。

三无所求行者，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万有斯空，无所愿乐，功德黑暗，常相随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有身皆苦，谁得而安。了达此处，故舍诸有，息想无求。经云“有求皆苦，无求乃乐。”判知无求，真为道行，故言无所求行也。

四称法行，性净之理，目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着、无此、无彼。经云“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于身命财，行檀舍施，心无吝惜。达解三空，不倚不着，但为去垢。称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行，复能利他，亦能庄严菩提之道。檀施既尔，余五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

理论和实践并重

从《二入四行论》总体的看来，“理入”和“行入”的关系并不是机械的，而是有着密切关联的。“理入”可以看作是对真解脱道总原则的认识和概括，也就是真解脱道的纲领；行入是在“理入”的基础上，在实际生活中实践，切实体会解脱道的利益和殊胜。所以，菩提达摩由“理入”和“行入”组成的禅法思想，就是理论与修行实践两者有机的结合。因此，他的“二入四行”禅法，是他的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相融合的产物。由此可见，菩提达摩是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注重般若中观思想

这是达摩《二入四行论》禅法一个明显的特点。在《四行论》中虽也有大乘佛性学说的思想，所使用的“法性”、“真性”、“自性”、“心性”、“心”等具有“佛性”的意思，但达摩却没有直接用过“佛性”这个词。从所引用的著作来看，主要引用的是般若中观思想的经论，其中明确标明经名有《佛藏经》、《诸法无行经》，虽未标明经名而引用最多的是《维摩诘经》，此外有《中论》、《金刚经》等般若类经典，还有后秦僧肇的《肇论》。因此可以说，达摩是非常重视般若中观思想的，他的禅法主要理论基础就是般若中观思想。

菩提不离自心，世与出世不二

这也是《二入四行论》中一个较为明显的禅法特点。从整体上来看，达摩及其弟子虽受般若中观思想较大的影响，但在关于心性问题上显然是吸收了《楞伽经》和《大涅槃经》的思想。如《二入四行》中的“理入”，是要深信含生同一真性，这个真性就是《楞伽经》中所称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也就是佛性，佛性即是众生成佛的可能性。一切众生皆具有佛性，皆可以成佛，只是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若能“凝住壁观”，去除无明烦难，就可以使与佛一样的真如佛性显现出来。所以达摩主张菩提不离自心，所谓修行，不应处处外求，而应直探心源，达到内心的觉悟。同时，菩提达摩与其弟子反对修行完全脱离社会，脱离现实生活。基于般若空义和不二的中道学说，他们提倡即烦恼是菩提的思想，要人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达到觉悟。《二入四行论》中特别是四行就是让人在日常生活中达到觉悟解脱。

《二入四行论》篇幅不大，却精辟而又深刻地阐释了佛教修学佛法的原则和宗旨，它以简短的文字深刻而又清晰地揭示出了修行的重要途径，给修行者指明了一条成佛的道路，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其以般若中观思想为主要理论基础的禅法思想，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也有着重要意义，使人们能在现实生活中，处处以禅意指导人生，在生活中能打破种种名相的束缚，从而更好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和痛苦，达到解脱。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的人间佛教也可以从达摩的《二入四行》思想中得到启示，从而使大乘佛教得到更好的发展。由这一点上看，达摩的禅法《二入四行论》对人们认识和理解佛教，对人们更好地把佛教与现实生活无间地联系起来，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样达摩不仅是中国禅宗的初祖，对中国禅宗有着重要影响，他的禅法对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