乩童是一种职业，是原始宗教巫术仪式中，天神跟人或鬼魂跟人之间的媒介，类似西方宗教所称的“灵媒”。主要是作为人与神灵之间的沟通桥梁，扮演神的代言人。乩童广泛分布在中国的福建、广东、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一带。

乩童是一种职业，是原始宗教巫术仪式中的灵媒，主要是做为人与神灵之间的沟通桥梁，扮演神的代言人。乩童广泛分布在中国的福建、广东、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一带。潮汕地区的很多普通百姓，在生命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重要事情，都会去寻找“灵验”的乩童指点迷津。

乩童一词的来历与扶乩有关系，最初的“乩童”一词的原意是指童子进入昏迷状态后进行占卜的一种巫术现象。后来出现了非童子参与到童乩活动中，但是人们仍沿用“乩童”一词来描述这类灵媒占卜活动。潮汕地区一般把童乩进入昏迷状态称为“起乩”、“出乩”或“起童”，把童乩恢复到正常人状态称为“退乩”或“退童”。“童”字有时候也被人写成“僮”、“獞”，甚至是“同”或“铜”。也有部分潮汕人称乩童为“同身”，甚至把“童”字写成“铜”或“同”字，因为他们都是谐音字。对于童乩一词的研究也出现了多种解释。“乩”字是指占卜问神的意思，这表明了童乩的职业特征。

乩童属于中国古代文献中“巫觋”的一类。在中国古代，有一种专门与神灵沟通的人，一般在文献中都称为“巫觋”，女巫为“巫”，男巫为“觋”，合称“巫觋”。“巫”字的原始意思是以舞降神的人，后亦泛指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巫师。但是巫觋的以跳舞迎神灵的方式至今仍存在很多地方，潮汕乩童的起乩过程中，常常也有各种舞蹈动作。乩童的活动形式也和巫觋是一样的，于是乩童应该是从中国古代巫觋发展而来的。“巫觋”一词最早出自于《苟子·正论》：“出户而巫觋有事，出门而宗祝有事。”巫师出现是比较古老的事情，而在人类社会中，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是多数人都懂巫术。但是随着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宗教事务的增多，专门出现了专职的巫师。中国最早出现专职巫觋的时间很难说清楚。在专职巫师出现以前，一般都是由部落首领亲自主持社会性的巫术活动。后来发展到巫术活动和权力分开，才正式出现了专职的巫师。中国古代的巫师扮演着多种重要的社会角色。在殷商时期所留下来的甲骨文卜辞中，可以知道殷人已经常利用巫术来治疗疾病和祈雨，在战争中也使用巫术。从周朝的《周礼》和其他文献中，可以知道当时人们仍然使用巫术来治疗疾病和祈雨，并且在战争时候用巫术来诅咒敌人，在丧葬时，人们用巫术来招引鬼魂、驱除不祥。人们当时几乎认为任何一种灾祸都可以用巫术来攘除。

五代南唐人徐铉的《稽神录》可能是现存最早的扶乩记录，而到了宋代之后扶乩之风在社会上就非常盛行。参与扶乩的人被认为是神灵显灵附体，于是在沙盘上留下的字就是代表着神灵的意志。由于未成年人思想单纯，没有受到过多的干扰，更能够真实地表示神灵的旨意，于是儿童常被用到扶乩活动中，于是称其为“乩童”。

在宋朝时，法师或是道师利用乩童进入昏迷状态来得到神灵的旨意，昏迷状态后的乩童扮演着神灵的角色，在旁的法师则能够读懂神灵的旨意。法师扮演的是乩童的助手，协助其进入昏迷状态，负责在乩童“起乩”前的准备工作，比如安排祭坛，点香烧纸钱，诵经等工作。在“乩童”进入昏迷状态后，法师能解读童乩所要表达的神灵旨意，乩童或能说出外人无法明白的语言，或是能够用笔在案头写字以表示某种涵义。

虽然乩童这种灵媒出现于宋代，但是“乩童”一词频繁出现于文献中大概要到19世纪下半叶。如光绪十一年（1885）福建巡抚刘铭传立于台湾澎湖妈祖的碑文中写道：“左道异端，实间阎之大害；妖言惑众，为法律所不容。乃由不法之徒，辄敢装扮神像，妄作乩童，聚众造谣，藉断滋事，往往乡愚无知，被其煽惑，此风断不可长。”

乩童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文乩，另一种是武乩，还有一种介于文乩与武乩之间。文乩起乩大致以吟唱、口述的方式，帮信众医病、解惑；武乩主要是帮信徒镇鬼安宅，有时在街上看到手执五宝（七星剑、鲨鱼剑、月斧、铜棍、刺球）巡街绕境的乩童，就是武乩。武乩就是民间信仰中的道士，但不同于道观里的道士。因为他们没有道教里承认的正统道士的合法身份，而他们则认为自己是道士。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自己的地位或者神性是高于一般的乩童的。

一般武乩的神性传承是老乩童授徒，通过口传身授的方式获得。而且武乩童需要掌握的知识非常多，如各种与神沟通的口诀、各种驱鬼仪式的处理等，因而需要的文化水平也较高。武乩童在民间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谁家家宅不宁会请他们驱鬼；哪个庙里面菩萨保奏会请他们作为神的代言人与更高的神灵进行沟通，从而接受更高级神灵的旨意对一般村庙里的坊神进行加封；而且他们还是另一类界与文武乩童之间的神媒产生的重要中界。

文乩童的神性来源一般是自然而然的或者是不知不觉地被神选中作为自己的代言人。他们也许在做饭时，也许在莳田，也许正在坐着休息，忽然神灵附体，这时他们会以神灵的口气讲话，作为神的使者在民间救苦救难。对于这些忽然神灵附体的人，家人有的非常害怕，有的异常反对。但是家人会慢慢习惯并接受他们神灵附体的事实并加以理解。

不文不武的乩童，在客家地区称之为“马脚”或“阳兵”。这类乩童的神性来源颇为复杂，要举行种种相关仪式。几乎每个村里每隔三两年都要举行一次类似的仪式。人们称这种菩萨挑选代言人的仪式为“练马脚”。“练马脚”一般是利用庙宇改造、菩萨开光、菩萨加封（“菩萨保奏”）、菩萨圣诞等时机，这些事件对整个村落来说都是大事。

乩童的神性来源也主要有三种：一是先天的由神明挑选，并施予个人各种征状，使其担任乩童；二是老乩童的传承，年老的乩童退休之前，找一位合适人选继承衣钵；三是后天的个人自行起童，受现场情境影响而起童，成为乩童。

然而，要成为一位称职的乩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过庙中主神挑中成为乩童之后，必须身心纯净，会在适当时辰起乩，即神灵靠身设案办事，除了指示处理庙内事务外，也接受善男信女们的问事；一般案台边都会有一位或多位协助的人手，多为庙里的理事或乩童的亲人。

但是一个社会中假如缺少有先天精神异常的人，而后天的文化暗示又产生不出乩“童”来时，这就要用训练的办法来造成了。在这一情况下通常由神来挑选一些候选人，经过剥夺感官刺激的方法训练他们如何进入精神恍惚的状态，这就是闹成人命之“坐禁”或“守禁”存在的原因。坐禁在黑暗的房子里又不吃东西，这是视觉与食物的剥夺，很容易导引进入精神恍惚的状态，有时也会发生危险。

通常每一个童乩都认定一个神为“主人”，也就是会“降附”于他身上的神，有些童乩也可以有两个或三个守护神。童乩作法大半都在庙里，也有些童乩是在自己的家中作法，如此则在厅堂里供奉他所拜的神。一般童乩所拜的都是一些神格较低的神，如各种王爷(瘟神)、哪吒太子、保生大帝、开漳圣王、三山国王、吕仙祖等等。各地所拜神明业有所区别：在台湾有三太子、济公等，广东有天后圣母、观音菩萨、三山国王等，福建有玄天上帝、某府千岁王爷等，香港有齐天大圣、关公等，在有时也有家属的灵魂、孤魂野鬼等。乩童的工作除了当人、鬼、神之间的媒介外，还有收惊，有时甚至有治疗绝症的用途（虽然其实际效果还尚未得到证实）。

福建地区的王爷信仰源自于瘟神崇拜。据《乌石山志》记载：“榕城内外，凡近水依寺之处，多祀疫神，称为涧，呼之为殿，名曰五帝，与之以姓曰张、关、刘、史、赵。”关于五帝的来历，有许多不同的传说，一说是唐太宗时，有五位书生进京赴考，均名落孙山，他们五人流落街头，奏乐行乞。唐太宗召五人入地窖演奏，又佯称为乐声所困，请张天师化解，以试其法力。张天师入宫后，乃作法术，口念真言，拔剑作斩妖状，乐声骤然停止。唐太宗派人人地窖察看，五书生已全部死去。五人冤气不散，成为疠鬼，太宗畏惧，令天下立庙祭祀。闽南地区的瘟神称之为“王爷”，人数远不止五位，多达三百六十位。

童乩也有奉祀先巫的事例存在。闽台地区的童乩在“王船”、“王醮”等巫仪活动中所敬奉的神明有仙逝的英雄、圣贤以及巫者。其缘由是出于敬仰、寻求赐福，亦或是对仙逝“巫者”的畏怖。

妈祖信仰，始于宋代的地方小神（沿海地区），后来影响逐渐扩大，成为官方认可的天妃海神，道教的神仙系统也将妈祖纳入其中。童乩所奉妈祖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中国的沿海地区几乎处处都有妈祖神庙，这不可避免的会使童乩不得不去祀奉。

除具体名目之神外，童乩所信仰的对象所占比例较大的还有一些无稽与附会之神。这些神明要么是来历不明或者事迹无法稽考，要么就是生搬硬扯、牵强附会而来。例如部分童乩所祀“七娘”、“九天玄女”，其来历根本无法考察，而有的所祀“水仙”则是与古代溺死水者强行附会而成。总之，巫觋信仰对象的范畴很广，类型繁杂，很难概括齐全。

乩童的普遍作法可分为私人与团体仪式两类。私人作法是应村民或附近居民的邀请为之治病驱鬼，也有请求解决疑难、问运途吉凶，甚至于求财、找失物等等都有。团体的仪式则是在庙神诞辰或村中赛会时举行，这时童乩则扮演甚为戏剧性的角色，经常用刀剑或钉球砍打自己，以至于流血满背，有些则用铁筋钻通两颊或用刀割舌，更有本事的甚至于爬刀梯，在南洋各地，更有睡刀床或钉床之举。总之，在团体仪式中，童乩借这些“特技”的表演以显示其有神力的护守，一面用以令观众信服，一面增加仪式的神异气氛。

跳童是称童乩跳动以用来探问病因疗法。在王公庙，由病家烧金之后，童乩持香奉告降神的目的。竖桌头（判断神意的人）站在旁边，鸣鼓念咒，还有几位打锣的人，这样经过半小时或两三小时之后，童乩的手就开始震抖。此时童乩已进入恍惚、自我催眠的状态，脱衣后仅留百裙，手执神剑、令旗跳跃。到了问答完毕，童乩也就慢慢地恢复常态。

落地府又称落岳府，是施用于病危者。因为人们相信疾病是由于人魂迷失于地府所致，此时便请童乩下地府去问问阎罗王，关于病因等各种指示。

驱邪是用以驱逐一家灾厄的魔鬼。画乩烧一些纸制的五鬼、白鹤、天狗、乌鸦、金纸等东西，并以神附身的状态扫除恶鬼，或锅中盛热油点火遍走屋内，使魔鬼歼灭其中，这种方法，就现代医学的观点看是有点消毒作用的。

进花园施于妇人多次流产，婴儿屡次夭亡，发育不良等场合。迷信的人认为这是通往阎罗王厅，途中有个关所，叫做六角亭的花园失修荒废所致。仪式开始时，道士吹角鼓、念落岳探宫科咒，家人烧鼓仔纸，仍与落地府的作法相同；这时童乩手舞扎五色纸的甘蔗，做整修花园的模样，他们相信这样可以消弭病源。

贡王意即贡王爷，在恶疫蔓延的时候，他们相信王爷正统率神兵与疫鬼展开一场激战，为了增援更多的援兵，就由乩出面行乩示一动员全体村民；另准备几百份的筵席，作为酬劳援兵们的出力。

过火是童乩裸体赤足走过火上的行事，在王爷公的祭典日举行，规模有大有小。在举行火仪式以前，道士、童乩在庙外各事祈祷，继而向火祷拜。悬着插令旗的辈轿数台，各由童乩二人前后抬扛，且跳且舞走庙宇内外多次，历时一两小时后陆续冲入熊烈的火焰之中，富有原始的蛮勇气味；过火时，且有村民跟着轿后冒险渡火，以祈求病愈或祈解灾祸。

童乩在仪式场合的装扮，以头部来说，基本上以披头、散发为主。同时，有部分童乩会在额头上绑上“头巾”（ 或布帕），其颜色以红、黑居多，间有黄色者，其它颜色则非常罕见。此外，有些童乩则会因其“凭附神”的特殊性格或身份而戴上帽子，最典型的是济公的童乩，往往会做僧人打扮并戴僧帽。

躯体的部份，许多童乩都会袒露上半身，但仅限于男性，女性童乩最多只露背部，有人则仍然穿着曰常的衣服 。不过，无论裸露与否，童乩通常会在身上穿上围兜状的“神衣”（通常绣有八卦和神名），有些还外加“神裙”。比较简单的则只在腰间绑上红色或黑色的布巾，少数则将布巾斜系于上半身。而有些童札则会因其“凭附神”的“身份”（或民众所认定的“造型”）而穿戴特殊的服装。此外，有些则会穿着宫庙或宗教团体设计的“制服”。至于脚足部位 ，有些童乩会赤脚跣足，但是，穿上鞋子的似乎较占多数，而且，各式各样的鞋子都有，布鞋、皮鞋、球鞋、拖鞋 、凉鞋等都有人穿着，少数童乩则只穿袜子。

童乩在仪式中的装扮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手中所持拿的各种“法器”。其中，最普遍就是俗称“五宝”的七星剑、鲨鱼剑（又称“骨刀”）、刺球（又称“红绀”）、月斧和狼牙棒（又称“钉棍”）。其次，有些童乩会持其“凭附神”惯用的器具，例如“济公”的酒壶和扇子、“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关刀）、“孙悟空”（大圣爷）的金箍棒、“三太子”（哪咤）的乾坤圈与火尖枪、“土地公”（福德正神）的拐杖等。此外，香（柱香、炉香）、纸钱（符）、锯刀、长针、令旗也是常见之物。

其中七星剑，长2.5至3尺，相传为道教张天师珍传二宝之一，历来为道士、乩童所乐用，为五宝之首。剑由铁或铜铸造，两面各有北斗七星的花纹，故称七星剑。

铜棍（俗称狼牙棒），长约2.5尺，在一支漆成红色的圆木棍上扎制而成，上有钉刺或三角钢片，分称钉棍和角棍，成8行排列，共计有刺108支。

鲨鱼剑，又称鲨鱼齿、骨刀，在一扁形木头上排列两排刺钉，由鲨鱼齿或背骨制成，为纯天然制品，其刺钉数目以1，2，3，7，8，9为吉，据说鲨鱼剑为祭日或祭海时特别有效力。

月眉斧，其造型有若水浒传李逵所用的板斧，锋利无比，长约2尺。

刺球，俗称红柑，如同刺猬，反插着的钉刺可深入人体，球体上下对称比排满8圈钉刺，各钉间以红绸固定，并使之留下的刺尖不致过长伤人。舞弄刺球是五宝中最具技巧和功力的表演项目。

童乩作法时最主要的特征是进入精神恍惚的状态，也就是认为是神附在他身体上了。作法开始时，童乩坐在神坛前面，其助手（俗称为桌头）则点香烧纸钱，有的则击鼓敲锣，表示迎神之意。一会儿，坐在神坛前的童乩开始一连串地打呵欠，渐渐地他的身体颤动起来，有时全身颙起跳离座椅，经过三两分钟之后，他忽然急遽地跳到神案前方，这时就认为神已降临附体，童乩的助手就点上香，在坛前把香交给童乩并行“迎神之舞”，舞毕，求医的病人就可以开始咨问了。通常问答之时，助手在一旁协助，特别是“宣示神谕”之时，都经助手“翻译”，童乩说话时都模仿他的主神的性格而发，如哪吒太子则声音细小，王爷则声音粗暴，说的话并非真正不可懂，而是把有意义的话夹杂在无意义的语头语尾之中，不懂得其窍门的自然要有人翻译了。童乩治病通常给病人香灰符咒，有时也开点草药，同时也说明致病原因，较复杂的并指示病人回家作各种措施。

有不少人（主要是基督徒）指扶乩是交鬼的玩意，并不可信。他们的证据主要有扶乩时所请的“神明”要不是虚构人物（如：齐天大圣），就是其行为与史实不符（如：关公在世时，关刀尚未发明）。

从科学的立场而言，童乩作法时的精神现象是一种习惯性的“人格解离”（Per-sonality dissociation），在这一精神状态下，童乩本人平常的“人格”暂时解离或处于压制的状态而不活动，并为另一个“人格”所代替，这另一人格也就是他所熟识的神的性格，因此并非真正是神降附在他身上的。人类精神状态差距的幅度相当大，大部分正常的人精神与行动都具整体性，但是有一些人的精神则不是很稳定的，而很容易接受刺激或暗示即产生人格与精神意识的变化。这种精神不稳定的人在受到刺激与暗示时，其中枢神经对内外资料与讯息处理的方法，暂时失去以往的统一整合性，对思想及所表现的行动以及器官感觉的输入都行高度的选择性与压制性，因此有人格解离与不同程度意识上的改变，同时，在很短的时间内分离的状态也随时可复原。童乩作法时进入精神恍惚或狂奋（ecstasy）的状态就是同一类的精神解离。童乩在作法开始时，其助手的点香烧纸钱都是一种暗示，击鼓敲锣则更是一种刺激，他自己的打呵欠颤动在开始时也是一种自我暗示。作法经验多的童乩则已成为习惯性的动作，任何刺激与暗示即可引起他进入失神状态。在开始时其本身的意识逐渐减弱，自我的活动渐缓慢，生理上则血糖快速降低，终至于人格完全解离，在此时他的感官会产生各种幻觉，而在行动与语言上为另一种平常他仰慕而熟识的性格所代替，并扮演那个角色了。

另一种与精神恍惚状态相关的现象是“舌语”,英文称为“glossolalia”或“talking-in tongues”。所谓舌语是指一个人在精神恍惚或人格解离时能讲出一种他平常不懂的语言，但当精神恢复正常后，他又记不得讲了什么了。这种舌语的现象在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得到，种类也很多，古代若干基督教派也常见有这种舌语。一个人在特别精神状态下，忽然会讲他平常不懂的外国语或其他特殊语言，确是非常奇怪，所以被认为是神附在他身上说话。其实这种现象照样也可以从生理及心理的反应得到解释，凡是易于进入精神恍惚的人其生理与心理构造多少都有异于常人。当一个人意识暂停活动之时，亦即其正常控制中枢神经的活动有异于平常，此时在特定状态下会产生另一种原始的反应，也就是说话的器官完全受反射中心的控制，而把一些平时储存在下意识中的语音发出来，嘴巴的活动完全是自行动作，他个人则毫无所知，所以说出来的话他自己在正常情况下也听不懂。自然这种下意识情况下所能说的语言并非他完全未听过的语言，而是他容易接触到的语言，虽然接触但并不真正学习它，而是经由下意识储存下来或无意地模仿下来，等到自己意识活动停止时，无意识模仿的部分就脱口而出了，这种非意识的活动，又可进一步说明童乩在精神恍惚时为什么忽然会变成别一个人的声音而说出古怪的话，同时也可说明为什么“扶乩”的“乩手”可能识字不多，却会在恍惚时写出不少的诗句。再说童乩在进入精神恍惚之时，其末梢神经的感觉和传递都减弱，因此身体上即使有皮肉的割伤，也不会有很疼痛的感觉，这也就是童乩作法时敢用刀剑砍背、铁筋穿颊的缘故，外表看来也许极为神奇，但用生理与心理的原则来说明就可以很了然了。

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普遍存在以降神扶乩为特征的乩童仪式传统。早期研究新加坡华人乩童的学者认为，由于乩童仪式具有高度的个人化特色，使得他们的宗教信仰难以长期维持。1980年代研究马来西亚“九皇”乩童的学者指出，乩童仪式的内容、形式与表现方式，表明参与群体试图赋予他们生活的世界以一致性。长期研究马来西亚槟城闽南人乩童的加拿大人类学家白缙（Jean DeBernardi）认为，乩童的仪式、信仰与叙事方式，都是为了回应他们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越南母道教乩童是具有越南本土性的三府、四府母道仪式，起源于越南北部地区，最晚也出现于16世纪越南后黎朝时期，而后随着越南北部人移民的脚步来到了越南西原地区和南部。尽管是母道教祭祀中极其重要的仪式，却带有着盛行于世界众多国家的萨满教特征。越南母道教乩童有男性乩童也有女性乩童，男性乩童称为童公，女性为童婆，但绝大部分仍为女性乩童。神灵附体的乩童被认为是三府、四府母道各位神灵的“代言人”。

在加里曼丹北部华人城市山口洋（Singkawang），到了中国传统元宵节，人们一早就涌上街头，进行传统的“乩童”巡游。当地华人笃信“乩童”。200多年前，初到山口洋的华人祖先就遭遇瘟疫，无法医治，只能通过“扶乩”来度过灾难，元宵节“乩童”游行逐渐成为当地最重要的民俗之一。

游戏“黑暗圣剑传说”中就有乩童这个职业，乩童是能和神明对话的人类，因此他们也拥有神的力量。

白虎乩童——王定槌

主角之一，为了救清清公主，而找到王定槌，去[乩童之塔]寻找密宝[黑水晶]

最后为了拯救“幻舞”，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给了“幻舞”，自己死去。

青龙乩童——宇文鸿

大魔王“灭天”的手下之一，能力能和“灭天”相提并论，不知道什么原因甘心屈服于“灭天”，本性善良，但被魔化，最后被[圣剑拉得洛克]净化，开始拯救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