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
陶宗仪《
辍耕录·书手》：“世称乡胥为书手。《报应记》：宋衍应明经举，因疾病废业，为盐铁院书手。盖唐时已有此名。”
唐元稹《
同州奏均田状》：“昨因农务稍暇，臣遂设法各令百姓自通
手实状，又令里正书手等傍为稳审，并不遣
官吏擅到村乡。” 唐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中》：“其案下书手蒋古者，忽心痛暴卒。”《
警世通言·
玉堂春落难逢夫》：“ 赵昂拿着沉家银子，与刑房吏一百两，书手八十两，掌案的先生五十两，门子五十两。”
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
安南志略>十九卷钞本》：“余从袁本倩书手传录，兼临校语，复自为依样点定，诚希有之本也。”
唐代的书手来源于社会的不同阶层，既有任职于官府图书文化机构的“楷书”、“楷书手”、“御书手”、“群书手”，更有佣书于民间的贫寒文人、经生等等。他们的书写大都是以实用为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照某种既定的格式或规律进行，其墨迹不乏端雅娟秀的典籍经文的缮写，更有着平实随意的日常实用性书写，展现出不同于时代潮流之上名家书法的特殊一面，他们的书法活动虽然默默无闻，却是唐代书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书手墨迹的书体多样，包括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篆书在内的几乎所有书体形式，而且还有篆楷、隶楷、隶草相互杂糅的抄本，样式丰富。从书写功用来看，书手以抄写文献典籍、宗教经文以及重要公文为主，因此楷书是书手最常用的字体。
楷书发展到隋唐，成为一种成熟的书体，也在艺术上达到它发展的高峰。即使是今天，学习楷书的人仍以7世纪的欧阳询（557—641）、虞世南（558—638）到8世纪的颜真卿（709—785）的作品为范本。隋唐时期对于楷书的定型，几乎达到完美的程度。在当时，楷书的繁盛是整体状况，众多的从事实用性书写的书手在官方和民间从事抄写活动，共同推动了楷书在唐代的繁荣。
唐代书学教育十分发达，其基本原则，是以“楷书正样”为终极目标，所谓“楷书字体，皆得正样”，[1]如《干禄字书》即是教导书写者如何学习工整的楷书以取功名，这是“干禄”的本意。唐代科举以书取士有三种方式，一是贡举中的书科；二是吏部铨选之身言书判；三是制举之科的书判拔萃。《新唐书·选举志》云：“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2]就是说，五品及五品以上的官员不须参加书判考试，六品及六品以下要参加考试，程序是先观其书判，再察其身言，然后拟官。“书判拔萃”乃吏部铨试选人特殊之法。洪迈《容斋随笔》载：“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谓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3]虽然以书取士仅仅是在制度上的规定，在选官过程中并不起什么决定性作用，但毕竟反映出书法在唐代的特殊地位。可以这样说，唐代是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最终导致了官楷的形成。这样规范的楷书点画运用多了，必然强调出一种法度，对点画作一种规范的追求。唐代书手抄写活动主要是缮写图书经籍、佛经道藏等等，其书迹必然以“皆得正样”的楷书为主，其中以写经为最。这与佛教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自西晋时，写经卷便已粗具经卷体的规模。写经小楷从魏晋开始，是作为传播教义、培养出家人研读书写的一种形式。而至南朝时，字体益趋端整，楷法渐完备，仍具写经字之特色；北朝之风格则与南朝相去不远。隋代书法居南北融合之枢纽，但在写经上已无此分别了；书体更近于唐楷，仍带有经卷之特色。当时这种美观而且实用性极强的字体，被称为“官楷”，也被称为“端楷”，而写经体又是官楷之一种样式。楷书在唐代达到了巅峰状态，由于楷法的成熟与完善，唐人将楷书推向了极致。
敦煌写经中即有诸多书手抄写的端严方整的经卷，如《妙法莲华经》题记：斯84号、斯312号、斯456号、斯2573号、斯3348号、斯3079号、斯4209号、斯4551号、斯5319号、伯2195号、伯2644号、伯4556号、北新637号……共三十五号，皆为高宗时期的官府书手写本。这些经卷校勘精细，书写优美，被当时社会视为上品，深受寺院僧侣和信士的欢迎和信赖。
书手供职于官府或民间的写经坊，皆奉当时名家之书体为楷模，间或有酷似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家楷书，功力较为深厚，其书风既继承了前期经书的质朴，又显示了唐楷特有的典雅、稳健，笔法圆融遒丽，外柔而内刚。总的来说，尽管他们达不到虞世南、欧阳询那样高超的水平，但作为当时的一流书手还是名副其实的。可以看出，有力的制度保证和强大的国家监管造就了唐代书手抄写的独特风格。他们或师承当时一流的书家，或有严格的训练作为保证，在便捷抄写的需求下，形成了以楷书尤其是小楷为主的书写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