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歌辞是古代的中国诗歌总集。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12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类；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类；清商曲辞中又分为吴声歌与西曲歌等类。

乐府歌辞的原生态状况，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其一，乐府歌辞的音乐性结构，如解、辞、声、艳、趋、乱、正曲、和、颂等，正因为音乐性结构，乐府歌辞多有拼凑与分割的情况，其创作构成与诗不一样。其二， 民间乐府歌辞被采入乐府，或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此为本辞；但本辞在演唱时，往往要经过乐工加工，这是乐奏辞，不可将二者混淆，二者的差异既体现时代性，又是诗人与乐工的差异。其三，乐府歌辞有其音乐性的限制，音乐的评价与歌辞的评价属于两个系统，不可不细加分辨。其四，乐府歌辞多有本事、原型，对其本事、原型及其变异的探寻，有助于我们深切理解、把握乐府歌辞的内涵。

《乐府诗集》系宋代郭茂倩编。“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最早设立于汉武帝时，南北朝也有乐府机关。其具体任务是制作乐谱，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歌词的来源有二：一部分是文人专门作的；一部分是从民间收集的。后来，人们将乐府机关采集的诗篇称为乐府，或称乐府诗、乐府歌辞，于是乐府便由官府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郭茂倩编的这部《乐府诗集》现存100卷，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5000多首。它搜集广泛，各类有总序，每曲有题解。它是继《诗经·风》之后，一部总括我国古代乐府歌辞的著名诗歌总集。

“乐府诗”在这些不同的乐曲中，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属于朝廷所用的乐章，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成分。鼓吹曲辞和舞曲歌辞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艺术价值较差。但总的来说，它所收诗歌，多数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用乐府旧题所作的诗歌。在现存的诗歌总集中，《乐府诗集》是成书较早，收集历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总籍。

《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汉代一些优秀民歌如《陌上桑》﹑《东门行》等见于《宋书·乐志》，《孔雀东南飞》见于《玉台新咏》 ，还有一些则散见于《艺文类聚》等类书及其他典籍中，经编者收集加以著录。特别是古代一些民间谣谚，大抵散见各种史书和某些学术著作，杂歌谣辞一类所收， 多为前所忽视者。至于後来杜文澜的《古谣谚》等著作，则远比此书为晚，显然是在它的基础上编撰的。

它的编次是把每一种曲调的“古辞”(较早的无名氏之作)或较早出现的诗放在前面，後人的拟作列于後面，使读者了解到某些文人诗是受了民歌或者前代文人的影响。例如，“相和歌辞”《薤露》和《蒿里》二曲，在《宋书?乐志》中，仅载了曹操的拟作，而在此书中却录有汉代古辞。曹操的拟作虽然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都高于“古辞”，然而要说明这种曲调的来源及其本意，就远不如古辞明显，又如《陌上桑》这个曲调，据《古今乐录》本是汉代的“相和歌”中的“瑟调曲”，在《宋书?乐志》中却只录了曹操﹑曹丕的拟作和晋乐所奏的一首改写屈原《九歌?山鬼》的诗；至于《陌上桑》的古辞却列入了“大曲”一类。在《乐府诗集》中，则首先著录古辞，使读者了解曹操等人的作品不过是依古辞的曲调而拟作的新辞。此书还把后人各种拟《陌上桑》而作的诗，都附在后面，如《采桑》﹑《艳歌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日出行》等等，由此可见，《陌上桑》对後来文人的种种影响。又如，把陆机的求仙诗《东武吟行》和鲍照的《代东武吟》编排在一起，可见同一曲调，可以谱写成内容完全不同的各种诗歌。

《乐府诗集》以音乐曲调分类著录诗歌，对一些古辞业已亡佚，而其曲调对后人有过影响的乐曲，都作了说明。如“汉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杂曲歌辞”中的《行路难》，都只有鲍照的拟作为最早，但编者仍把《梅花落》归入“汉横吹曲”，并在《行路难》的说明中引证了《陈武别传》，指出这个曲调在魏晋以前，就在北方牧民中流行，说明它早在汉代可能已经产生。它反映了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以及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对各种乐曲的相同题目，它指出了前代乐曲与后代乐曲的继承关系。如“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黄淡思》，编者就引用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认为即“汉横吹曲”的《黄覃子》。

《乐府诗集》对各类乐曲的起源﹑性质及演唱时所使用的乐器等都作了较详的介绍和说明。书中这些说明徵引了许多业已散佚的著作，如刘宋张永的《元嘉正声伎录》﹑ 南齐王僧虔的《伎录》﹑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等书，使许多珍贵的史料得以保存。这对文学史和音乐史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价值。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出于传闻， 未可信从。

《乐府诗集》也存在一些缺点。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曾指出本书把某些文人诗列入乐府题目之中不大恰当。此外，由于它重在曲调，因此所录歌辞往往和关于曲调的叙述不太一致，如近代曲辞中的《水调歌》，编者认为是隋炀帝游江都时制，而书中所录“唐曲”，并未注明作者。其实这些曲辞，恐怕是杂取唐人作品而成，如其中“入破”第二首，显然是杜甫的诗。

关于此书的分类，近代学者也曾有过争论， 如书中的相和歌辞和清商曲辞的界线，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认为“清商”乃汉魏时的“清商三调”，郭茂倩把“吴声歌”﹑“西曲歌”称为“清商曲辞”，而把汉魏的“清商三调”归入“相和歌辞”是承袭了南宋郑樵《通志》之误。黄节不同意梁说，他认为汉代“清商曲”已散佚，魏晋“清商三调”中包含有 “相和歌”十一曲，至于隋唐以後，魏晋“清商曲”的曲调亦已不传，所以郑樵所列“清商”，只录晋以后的南方民歌(《〈宋书?乐志〉相和与清商三调歌诗为郑樵〈通志?乐略〉相和歌及相和歌三调之所本》及《答朱佩弦先生论清商曲书》)。

《乐府诗集》的版本，有明末汲古阁刊本，清翻刻本和《四部丛刊》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残本，所缺卷帙，用元刊本和旧抄本配补。今通用1980年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

《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是以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明其有损益。然自黄帝已后，至於三代，千有馀年，而其礼乐之备，可以考而知者，唯周而也已。《周颂·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乐歌也，《清庙》，祀太庙之乐歌也，《我将》，祀明堂之乐歌也，《载芟》《良耜》，藉田社稷之乐歌也。然则祭乐之有歌，其来尚矣。两汉已后，世有制作。其所以用於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至明帝，乃分乐为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之乐。郊乐者，《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宗庙乐者，《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也。二曰雅颂乐，典六宗社稷之乐。社稷乐者，《诗》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礼记》曰“乐施於金石，越於音声，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称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汉歌。魏歌辞不见，疑亦用汉辞也。武帝始命杜夔创定雅乐。时有邓静、尹商，善训雅歌，歌师尹胡能习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总领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晋武受命，百度草创。泰始二年，诏郊庙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使傅玄改其乐章而已。永嘉之乱，旧典不存。贺循为太常，始有登歌之乐。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增益之。至孝武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设乐。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设登歌，庙舞犹阙。乃诏颜延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仿晋曲，是则宋初又仍晋也。南齐、梁、陈，初皆沿袭，后更创制，以为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继有朔漠，宣武已后，雅好胡曲，郊庙之乐，徒有其名。隋文平陈，始获江左旧乐。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调，宾祭用之。唐高祖受禅，未遑改造，乐府尚用前世旧文。武德九年，乃命祖孝孙修定雅乐，而梁、陈尽吴、楚之音，周、齐杂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唐乐，贞观二年奏之。按郊祀明堂，自汉以来，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宋、齐以后，又加裸地、迎牲、饮福酒。唐则夕牲、裸地不用乐，公卿摄事，又去饮福之乐。安、史作乱，咸、镐为墟，五代相承，享国不永，制作之事，盖所未暇。朝廷宗庙典章文物，但按故常以为程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