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的词意含糊――既表示努力追求“福地乐土”的崇高，又表示寻找“乌有之乡”的徒劳――反映了乌托邦思维方式固有的含混性以及它同历史的含糊不清的关系。因为乌托邦是超历史的道德理想的产物，道德要求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最微妙而不确定的关系。乌托邦是人类所希望的完美的前景，而历史则是人们正在创造的不完美的前景，它们两者并不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不一致的意识才赋予乌托邦思想以道德感伤的意义及其历史的含糊性。在道德上，乌托邦或许是“福地乐土”，而在历史上，它却可能是“乌有之乡”。

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借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摩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著他的时光旅行家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 & First Men，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现者。随著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於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乌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於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里，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

乌托邦关于未来的幻想的作用不仅仅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而且还提供了代替现存社会秩序的东西。因而它的作用不仅在于使人们意识到现状的不完美，而且也促使人们按照乌托邦的理想来改造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