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西渐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十分深远的影响。16－18世纪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和大转折时期。西方经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为
资产阶级大革命作好了物质和思想上的准备，开始从
启蒙时代向近代社会迈进。欧洲人从16世纪起就逐渐摆脱在历史发展中长期落后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阿拉伯文明的状态，广泛吸收了其它文明的大量精华，而向近代社会冲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主要影响
16至18世纪中学西渐，欧洲出现了一个“中国热”。在“中国热”和“中国化”的思潮中，中国哲学被德法英等国的思想家们内在地吸收了。由于近代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处于劣势，中外人士对这一历史文化背景有所淡忘了，甚至连基本史实都十分陌生了。尽管也有人著书撰文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这段史实，但不少人仍然将信将疑。本文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尝试着再做些探讨和反思，以求得对历史真实的洞悉、还原和教益。如有不当，期待学术界同仁不吝指正。
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国哲学对欧洲思想界究竟有没有产生过影响？产生过“多大”影响？对于这一疑问，我们可从一位美国学者埃德蒙·莱特斯的论文中揣其大概。莱特斯指出，16至18世纪随着
耶稣会士往来中西之间，欧洲人对中国的见闻“最典型的传送方式就是透过在东方的教士之书信，托寄回在欧洲的教士。这些书信结集出版后，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士人间大量流通的读物。书志编纂学者对这些书信集散布的状况加以研究（研究的项目包括：购书者系何人？收藏这些书信集的是哪家图书馆？哪些书商），结果显示散布之广相当可观——从波兰到西班牙都有所发现。”[1](P91)在中学西渐的过程中，传教士的书信立了首功。据统计，仅法国一国派往各国的
耶稣会士寄回法国的信函就有34卷之多，其中第16至第26卷约11卷的数量
是从中国寄来。通过欧洲学者们的研究，“有关中国的知识已成为文化界的常识，……十八世纪任何一名受教育的
士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会远胜于今日一名受过一般教育的知识分子。”(P91)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哲学和所谓“中国原则”，就是在这种氛围下传遍欧洲并为欧洲所尊崇、所吸收和所利用的。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五百年间，欧洲流行的是“东方主义”，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对东方的一切都着迷”（这时的东方主要指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歌颂东方、赞美东方和崇尚东方的言词见于该时期许多著名学者的论述中。东方被西方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这些报道以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为根据，引起了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巨大热情。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P223)莱特斯也说：“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一般都认为中国远胜于欧洲，不论在科技或在经济上皆然。或许实情亦复如此。”(P96)即使有人攻击中国，总挡不住“中国热”的主流，如魁柰对孟德斯鸠批评中国言论的反批评便反映了此种情形。在18世纪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是“哲学家当王”的国度，是欧洲人应该“学习的榜样”，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才真正有所改变。
至于中国经典的直接传入，16世纪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朱熹注的《四书》以后，“中国热”随之兴起，“中国学”（Sinology）也正式登堂入室成为欧洲的显学。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著作也不断涌现，影响所至逐渐超过中国经典原著本身，直至今天，人们还能在梵蒂岗图书馆看到十四种西人研究《易经》的著作。17世纪的欧洲学者评介和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影响最巨者当推比利时神父柏应理于1687写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该书的中文标题是《西文四书解》，说是《四书》，独缺《孟子》。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导言》部分，它对中国哲学的儒、释、道三家分别进行了评介，并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图，介绍了宋代朱熹的理学和易学以及朱注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等书目以及“太极”、“理”等新儒学的范畴。有些研究者在论到莱布尼茨与《易经》的关系时，总是坚持认为莱布尼茨是在1703年接到法国传教士白晋寄给他的卦图之后才知道了《易经》和“伏羲卦图”的，实际上，莱布尼茨在1687年12月9日在给白晋的信中就明确提到了白晋给他的卦图与《中国哲学家孔子》书中的卦图有别，并评价说：“这部著作并非由孔子亲手著成，而是由他的弟子将其言论加以收集、编辑而成。这位哲学家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希腊哲学的时代，他总有着熠熠闪光的思想和格言。”(P142)这说明莱布尼茨在看到白晋寄给他的卦图之前已经看到过《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的卦图了。
中国哲学的传入到底给欧洲带来了什么呢？1688年6月《巴黎学术报》（Joural des Savants）上刊载了一段话，可以供今天的人们深思——“中国人对于德行、智慧、仁爱、慈惠、礼貌、威仪、谦逊，以及畏天命敬神之道，特别着重，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听了一定兴奋。再者，他们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所给予的启示。”法国史学家G·莱姆森（G.Lamson）认为，17至18世纪的欧洲，“思想之转变，不仅由于抽象之思考，且亦由于具体的新事实之发现。此具体的新事实，即指中国文化之传入欧洲，予当时思想家以鼓励是也。”[4](P22)方豪先生在他的巨著《中西交通史》中曾说英国的亚当·斯密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总的来说英国思想界不象德法两国那样推崇中国哲学。然而写作《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的史蒂文（Steven）爵士指出，自从非基督教的中国与欧洲发生联系以后，才使得英国人对人类历史始有了正确的认识。他在《从中国人那里借来的议论》一文中写到：“中国人不信基督教，但与基督教徒同样地快乐。英国的自由思想家，信奉自然神权，全是用中国人的议论，向传统的基督教徒进攻。休谟谓：‘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权的信徒。’即可知之。欧洲自由思想家认为孔子的学说，是理性的结晶，智慧的宝库。彼等攻击
基督教神学所持之理论，几全为孔子的学说。”[4](P22)从史蒂文引用休谟的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英国自然神论的流行同法德两国一样，也是得力于吸收了中国思想的成分。不仅如此，英国的上流社会对儒学的理解非常到位，譬如，“鲍林白洛克（Lord Bolingbroke）以贵族政治家身份，宣扬中国文化尤力，其致Swift函有云：‘孔孟皆为最奇特形而上学家，同时亦为最佳之道德家。其学说分三部：一、个人对自己之责任（修身），二、个人对家庭之责任（齐家），三、个人对国家之责任（治国）。总之，每人皆可做哲学家，亦可担任公务，以前之人如此，今后之人亦如此。进而为政治家，退而为哲学家。”(P22)这实际上就是儒家信奉的“达则兼顾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实践哲学。
我认为，中国哲学对欧洲哲学在精神层面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1、自然神论；2、有机论哲学；3、纯粹理性；4、绝对理念。需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理性”二字，因为上述四方面都与“理性”有关。
近代欧洲哲学中的“理性”到底来源于希腊还是来源中国？时下一些中国学者几乎不约而同的认为来源于希腊，绝对想不到有“中源”。然而独具慧眼的学者不这样认为，如朱谦之先生就说：“……理性的观念是从中国来的，还是从希腊来的呢？我可以肯定的说，有些是从中国来的。”(P191)既然朱先生说得如此之肯定，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一下什么叫“理性”，看中西“理性”有何不同。“理性”在希腊哲学中大致有三个用词，一是reason，二是nouns，三是logos。
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理性”多是用nouns和logos这两个词，而reason一般理解为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对于中国朱熹哲学中的“理，”传教士最初有两种译法，一是音意Li，再者就是reason。欧洲人看不懂音译，传教士便用意译：li就是reason。中国哲学的“理”、“太极”、“道”在欧洲哲学家那里都被诠释为的reason，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明确写道：“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reason)。”(P141)有人把中国哲学的“道”译为logos，黑格尔表示不能赞同。另外，欧洲人认为中国哲学张扬了一种“自然律”（natural law），“自然律”就是“天道”，在意义上即诠释为“理性”。如，“孔子所说‘天’，即为自然；所说之‘天道’，即为自然的道理；所说‘顺天而行’，即为自然的道理来行。自然的道理，即理也。”(P23)埃德蒙·莱特斯认为在欧洲人吸收儒家思想的学术背景后面，“透过两大学说之间的争论而尤为突出。一派学说是基督教主张的启示说；一派主张十八世纪所谓的‘自然道德律’或‘理性’说，此说可溯其源古典希腊罗马。这个争论是西方本土固有，但这个本土争论却为吸收中国思想预先铺设好路途。”(P92)可见，欧洲人是从欧洲固有的“理性”来接引、理解和吸收宋明理学之“理”的。
然而中国哲学的“理性”与欧洲固有“理性”确有不同，欧洲人的“理性”始终没有脱离“神性”，所以他们常把reason与nouns、logos混用。后来，敏锐的欧洲人从中国哲学中发现了一种“纯粹理性”（pure reason）的东西，如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说：“我们一定能够―—以便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找到一种上帝的替代物，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原始神明的替代物。”(P138)“经过宗教原则的彻底转变和市俗化，中国人的意识完全避开了宗教过程，并在一开始即达到了其他民族经过神话过程才能达到的纯理性的境地。”(P150)埃德蒙·莱特斯总结说：“儒家思想家象征纯粹哲学，不掺杂一丝神启痕迹，正是人类反观自省的探索而得的成果，西方很自然地以儒者为哲学家的模范。”(P92)在近代欧洲哲学复兴中，斯宾诺莎的“实体”，康德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莱布尼茨－沃尔弗学派最早使用“实践理性”和“实践哲学”称谓中国哲学）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都有中国哲学影响的成分——这并不是今人的新发现，而是德国哲学家自己的揭示。如当年康德就指出斯宾诺莎的“实体”取自于中国哲学家老了的“道”，尼采说康德是“哥尼斯堡的中国人”，马克思则说黑格尔哲学跟中国哲学具有“共同点”……为什么这些世界级的大哲学家都被人指出其哲学与中国哲学有关呢？我们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它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历史的真实。
有些学者道破了这一现象后面隐含着的实质，指出：“自传教士来华以后，中国文化已成为西方近代文化形成重构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这点恐怕大多数从事西方近代思想研究的中国学者还尚未认识到。”(P325)如果说封闭的时代由于资料匮乏、信息落后和观念僵化不了解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实，那么，在今天开放的信息时代，上述史实迟早会被学术界认识到的。
事实上，中国思想对启蒙运动的影响远不止哲学和理性的层面上，在政治、文化、制度方面的影响同样重要。作为
外来文化，中国对欧洲政治制度之最大的影响当首推“考试制度”或“文官制度”了。中国的考试制度和文官制度（科举制度）历史悠久，然而“欧洲的学校考试至18、19世纪才趋于发达”，直到19世纪才在英国出现近代化的“文官制度”。今天的欧美人并不忌讳这一切是从中国学来的，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P79)
以上来源。
内容
1.中学西渐的路径
1.1 丝绸之路
1.2 海上丝绸之路
1.3 南方丝绸之路
1.4 旅行家
1.5 传教士
3 磁学的西传
4 丝绸的西传
6 农业技术西传
7 茶叶西传
8 中国经典西传
9 中国园林艺术西传
10 中国冶金技术西传
11 中国造船技术的西传
12 中国桥梁技术的西传
13 中国文学的西传
14 中国哲学的西传
15 中国兵法的西传
16 中医学的西传
17 中国音乐的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