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是能说不》是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10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宋强。

★一本书原旨是为国人所作，却引得国外传媒的广泛重视，在近年来当属罕见。一种纯系当代中国青年心态自然流露的政治咏叹，却引来许多学者专家及政治人物的郑重反馈(包括刻毒的曲解)，在近年来亦属新闻。但是，不管这种现象是否正常，不管《中国可以说不》的发行呈多么迅速地攀升状态，也不管这是否有“出口转内销”的嫌疑，在中国改革开放18年后，在那场已被彻底否定的“文化革命”已发生了30年后，能在这不寻常的年份出现这样不寻常的书引来这样不寻常的结果，总会有些不寻常的道理吧？

★生活中的不幸者在回眸一生时常常这样叹息：我的失败就在于不会说“不”。

生活中的幸运者在评判人生时总是如此总结：我的成功就在于随时敢于说“不”。

不，无疑是拒绝；但这种“不”所拒绝的并不是真理。因此，正确的、没有偏见的“不”本身就是真理，至少具有真理的成份，具有真理的轨迹。

★人类就要走完20世纪的百年之旅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以及其后的近一百多年里，中国人都无一例外地向当时的工业化国家学习过，并在相当一段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先生。尽管其中有那么几位最初是带着鸦片箱，挥舞着军刀，不请自来的。在求知若渴的中国人的“作业本”中，忠实地记录下日本的富国强兵之法，美国的民主科学之理，英国的商业法律之术，法国的文学艺术之论，德国的哲学军事之道，后来又有了俄国的工业发展之路，此外，还有比利时、奥地利、瑞典等小国的种种治世精髓。然而，这种求教的“学费”却是高昂的。最基本的学费也是最沉重的代价，那就是国家主权的沦丧，就是降为了世界上的末等民族。那时的中国，作为最后进入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大国，适逢西方的物质文明在全球扩张之际。所以，谁也不会顾及她的悠久的文化，谁也不会去关照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民族的尴尬、窘迫、无奈和屈辱。然而，正是这种深重的屈辱，使得本世纪的中国人内心又有了一种不屈的自尊。这种反抗式的自尊如地火、如岩浆、如燧石，一旦喷发或撞击，就化成了灿烂的光芒！一种绝不排斥先进又绝不菲薄自己的神圣之光！

四十年代，当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造访延安后，曾经以女性的敏感惊讶地发现：在毛泽东和他这一代的红军领导人的内心有一道厚厚的门，这道门紧紧关闭着。这是一道用五千年的文明、长城、紫禁城护卫的门，也是一扇用过多的起义、变法油饰过的大门。这道门打开之际，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公元一九四九年成立的那一刻。那一刻，它轰然洞开；那一刻它传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某些西方人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似乎改革开放，就意味着让西方的所有价值在这里畅通无阻了。然而从严格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新中国历史的中断，更不是中国社会制度的改弦更张。从宏观上来看，它不过是工业化积累阶段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某种衔接；从精神上来说，这种历史的衔接就更加紧密。托住华夏落日，复燃神州光明，振兴中华文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在心灵上并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也只是这种精神更加内在、更加务实，也更加强烈。是的，祖国的利益，永远是我们这个国度中每个公民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永远是这个国度的决策者们确定自己行动的初衷和远谋。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才会说：“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在世界上站起来的呢？是1949年。将来，等到我们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人就不仅能站起来，而且要飞起来！”我们完全可以说，当年，在探索中国走向独立的道路时，中国人已经明白：中国解放的指挥部不在莫斯科，中国革命绝不是俄国革命的翻版。今天，我们仍可以说，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时，中国人也终于明白：中国走向富强的设计院也不在华盛顿，中国的现代化也绝不是西方现代化的亚洲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邓小平与毛泽东息息相通，今天的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志士仁人也一脉相承！

★也有个别不能一脉相承的中国人、政治家和政治人物，例如袁世凯。袁世凯是本世纪初中国政坛上极有权谋的“明星”。他翻云覆雨的政治手腕、多变的政治面孔以及位极人臣、拥兵自重的实力，大有搅八方浊浪，倾上下天河之势。无论是外国列强、各路豪强、封建朝廷，还是流氓帮会、黑社会势力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以致于像孙中山那样正直正派的革命党人，也被压、被骗、被戏弄、被凌辱。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不可一势的庞然大物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就崩塌得无影无踪了呢？原因之一是他要称帝；原因之二是他要卖国。由此，我们也就引出了两条适用于现代中国任何一位政治家的立国之规。无论你抱何种主义、何种学说，在这两条规矩面前绝不能触犯，绝不能逾越。那就是，一必须遵从民主(虽然对民主有不同的理解)，不能公开搞专制；二不能搞国家分裂(无论是领土分裂还是民族分裂)，必须坚持统一。这两条是钢铁定律或者说是烈火定律。谁敢以身试法，必然粉身碎骨，灰飞烟灭。从袁世凯到汪精卫到“四人帮”无一不是如此。相反，一个政治家即使犯了很大的错误，但只要坚持这两条，都最终会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善待。同样，这两条也是外国人了解当代中国的两把钥匙。

任何外国人、外国政府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试图拂逆中国的民意，那么无论是他、她或它，就等于立刻站到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对立面，成为中国和中国人的敌人。1990年美国有关人士在与我谈到西方各国对华经济制裁时，我曾经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制裁，这是你们的自由；但是请你们注意，西方国家所有的制裁只会产生一个后果，那就是危害中国人民，也就势必在中国孕化出一大批民族英雄！如果说那个时候，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认为是危言耸听；那么今天，当《中国可以说不》问世之后，他们应该是能够清晰地听到这种被激怒的中国年轻一代的声音了。

★中国人都记得1993年9月23日，那是一个争办2000年奥运会的不眠之夜。结果是中国的努力失败了。当喧嚣变成了沉寂，当欢呼变成哑然，当中国人终于明白在2000年这个“龙年”到来的时候，“礼貌”的西方绅士绝不准备给中国龙祝贺“生日”的时候，与中国老百姓内心的沮丧同时掀起的是一阵狂飚、一股反思的热浪。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阶层经过对封闭与开放的比较，经过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经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糟粕部分的批判和西方各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苦心研究，加上各类传播媒介的传导，中国人对西方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经济管理已经有了一个较系统的了解，甚至对现代工业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也有了一个总体的认同。中国人以他们的豁达向世界坦露着胸襟，也有点幼稚地希望那些产生过伟大的欧美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的故乡人，也能像他们杰出的前辈那样，去善待中国。

然而，错了。这种愿望至少是部分地错了。冷战是结束了，但冷战的意识并没有消失。加上近些年来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国家出于自我的考虑和对下个世纪世界自然资源继续加以控制的私利，它们并不准备放弃偏狭的政治观点，也不准备放弃对全球经济贸易和资源的垄断。于是，他们所谓的对贫困的忧虑，对贫困者的同情一下子就被遮盖在西方人独有的傲慢与偏见之中。与本世纪初、本世纪中的情况相似，当时是西方国家自己用刺刀和皮靴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之梦；今天，他们自己又在用对别国主权的粗暴干涉，对别国事务的指手划脚，对别国民族感情的践踏，打破着中国新一代人的西方梦。正像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已逝的费正清所云：“中国自有它自己的生命……不可想象，现代中国这一人类最大而又最古老的人群，可以纳入外国强国的轨道。”费先生的话明明白白，但说得最透彻的莫过于邓小平。他在会见尼克松时曾经这样讲：“没有民族的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半个世纪前，有一篇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半个世纪之后，美国是否又在迫使我们告别什么呢？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不会重新关上已经开放的大门；但是，中国人肯定会在傲慢者面前郑重地思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这个问题上又经历了一场新的“轮回”。

★新的“轮回”的未来结果会是什么呢？在目前尚难预料，不过有一点却可以肯定，那就是未来的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消费、分配方式、福利保障、资源配置以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对外准则等各个方面都会遵循自己的原则，都会充分考虑自己的国情。同样，也都会考虑到怎样才算真正地、终极地有利于全体人类。今天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20，但它消耗的世界自然资源已近1/3；同样，整个西方国家人口总和仅为世界的1/7，但它消耗的世界自然资源已达3/4。这就是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是以消耗、掠夺、独占及毁灭地球资源为前提的。如果中国，如果印度，如果下一个世纪可以达到上亿人口的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等十几个国家都按照美国挥舞的政治与经济指挥棒，相继模仿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走向失控，这个资源有限的地球就会被私欲膨胀的人类所彻底摧毁。因此，如果不能从现在起就终止这种发展模式，那么，终有一天，纸醉金迷的西方模式将把我们这些后现代化国家引向板结的土地、无水的河床。到那时，中国的每一个冬天，都会是瘟疫蔓延的暖冬；每一个夏天都面临狂傲无羁的洪峰，以及油污泼洒的江河湖海、成群结队“自杀”的鱼类和鸟群……

因此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拒绝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其实还带有关照全人类命运的世界主义的色彩。

★应该说，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并没有多少民族主义的遗传基因！如果一定要勉强说有，那也是几千年前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自秦统一之后，特别是到了强汉盛唐之后，中国所尊崇的就是“世界主义”。由于地域因素与当时认识水平的低下，华夏祖先还不足以认识到有一个比中国大得多的世界，因此也就自然地把统一的国家看作一统天下。古代中国人看待中国的发展，是作为一个世界来看待，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因而，历史上的中国从来就无须正式的国名，更没有国旗和国歌，而只有一个以坐江山的皇族为中心的政权。

至于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及其这种运动的领导人物颇具英雄色彩的活动，那是因为在奉行“强权”、“实力”原则的西方逼迫下，涌现出的一股救亡、自保、图存的运动与热潮。所以，我们可以很负责地说，中国近代以来所出现的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而不是扩张性的；是自身解放型的而不是压迫型的；是追求在世界的平等地位的合理，而不是要称王世界的无理。一句话，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原始根源，是西方民族主义观的传人以及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很显然，随着中国近百年救亡任务的完成，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相信，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还将复位。复到何处？就是全球主义原则，就是“天下为公”。

★最后我不得不就东西方文化的优与劣谈谈看法。因为正是这种掩盖极深的文化视野上的歧见，才使美国人亨廷顿做出了未来的大文化将发生冲突的结论；也才使我们自己的某些同胞曾经大呼中国文化气数已尽，必以黄色文明去拥抱蓝色文明方能得救云云。

但是，不管是某些西方人的傲慢，还是少数国人的自贬，中国文化仍旧存在，而且在一天天光大弘扬。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中国土地的硕果，是长江黄河浇润的珍珠。我们经过洪荒的时代，就有了制伏洪水、疏通河道的大禹；我们有过专制的王冠，我们就有踏着蒺藜捣碎王冠的豪杰；我们误食过鸦片，就有烧尽鸦片的气壮山河的火焰；我们的家乡摆过吃人的筵席，就有了推翻筵席的斗士。历尽潇潇秋雨、漫漫风雪，经过千古兴亡多少事，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的文明消隐了，而古代中国文化至今仍得以保存。这一明显的事实不正说明它的顽强活力、不屈的再生能力吗？凡是不存偏见、眼界开阔、见解通达的人士，谁又能不对这种独特的文化发展现象刮目相视呢？即便是还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即便是在那个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损坏、人均生活消费还处在极其匮乏的时候，西方一个地位十分显赫的大学者——汤因比仍明确指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管理经验将会造福全人类。这种说法与今天某种浅薄的来自“自由世界”的攻击，又何止是天壤之别？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要表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并不存在着优劣、文野之别，创造它们的先人都分别从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人文历史的局限中，认识了自然界的一个侧面、一个部分。这就像人类的两条腿那样缺一不可。今天，对于生活在20世纪末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已深深懂得，很有必要在这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互相理解的桥梁。这一点，对生活在高度信息化社会的美国人、日本人来说难道还会有什么困难吗？如果有，也是精神上的阻隔与偏执。

★一百多年前，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曾经说过，中国好似是一所大学，人们在这里永远拿不到学位。其实，寇松只说对了一半。对于那些愿意到东方文化的宝库中寻奇探宝的人，对于那些懂得中国必将强大也一定会强大的人，对于那些深知必须学会与中国人和平地生活在同一星球的人来说，中国将主动揭去自己的面纱，并以泱泱大国的礼仪授与他们崇高的“学位”。但是，对于那些在无知的基础上，叫嚷着“黄祸”并且不断向中国泼溅着脏水的人，中国这所大学，不但永远不会给予他们什么“学位”，而且还会大声地说“不”，与全世界所有被欺辱的发展中国家一道说——“不”！

这就是我的断想。这就是我这个中年人在年轻人勃发的精神感召下，依偎着长城、依偎着天安门、依偎着母亲河发出的断想。

一九九六年于北京

宋强，1964年生于大连，长于重庆，有一张恍若隔世的面容，有探究老年月生活细节的癖好。轰动海内外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作者之一。现担任纪录片《电视往事》、《北京记忆》总撰稿人、写专栏、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