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指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深化改革和保持稳定、应对当前挑战和完善体制机制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加快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立足于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充分认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理解其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扎实有力地做好各项改革工作，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协同推进其他领域改革，形成强大的改革合力。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践表明，发展要靠改革。

过去36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就是改革。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位跃居第二位，从低收入经济体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回首36年的改革历程，中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破除计划经济体制束缚，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向前发展。一路走来，基本场景是：当发展面临体制障碍难以前行、“山重水复疑无路”时，通过改革扫除障碍、增添动力，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凤阳农民在全国率先搞大包干，就是因贫困和饥饿所迫。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体制一改就大变样，温饱问题迅速得到解决。中国共产党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及时在全国农村推开这项改革，随后又在城市和其他领域进行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生活。实践证明，只要紧紧依靠改革，坚持破除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就能激发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无限创造活力，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就能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持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过去的一年，中国应对复杂局面、实现良好开局，靠的也是改革。2019年，面对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多重矛盾相互交织的严峻局面，中国经济不仅避免了“硬着陆”，而且保持了稳中向好的态势，增长平稳、就业扩大、物价较低、收入提高，既好于预期，在国际上也很抢眼。取得这样的成绩，很重要的因素是靠改革。

中国大力推进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各项改革。分批取消和下放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扩大营改增试点，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通过这一系列改革举措，特别是向市场、向社会放权，激发了社会投资和创业热情，增强了市场主体发展信心。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是实现经济稳中向好的关键一招。

中国积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根据2013年年初提出的预期目标，明确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确定了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只要经济运行处于这个区间，就着力促改革、调结构，增强发展内生动力。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运行态势，中国保持定力，不随波动频繁的市场起舞，不因莫衷一是的声音变调，坚持不扩大财政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即使货币市场出现短期波动，也沉着应对。资金紧张怎么办。中国千方百计盘活财政、货币资金存量，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压减机关事业单位一般性支出，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最大限度挖掘资金潜力。同时，想方设法用好资金增量，优化财政支出和信贷资金结构，集中用于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和改善民生的重点领域，结果没有多花钱却多办了事，还办成了一些大事。

中国着力依靠改革实施结构调整。从优化供给和改善需求两侧精准发力，主要运用市场化办法并辅之以差别化政策，有扶有控、有保有压、有进有退，既大力支持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积极化解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又加大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投资。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特别是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发生了可喜变化。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50%，同比提高4.1个百分点；服务业占比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粮食产量超过1.2万亿斤，实现“十连增”；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快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继续超过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这既拉动了当期增长，又为长期发展铺路搭桥。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回过头看，如果不是用改革的办法，即简政放权、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着力调整结构“三管齐下”，而是采取短期刺激政策，不仅2013年的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而且今后几年的日子也许会更难过。靠改革创新，既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这是2013年实践给中国的深刻启示。

今后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仍然要靠改革。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很大，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是有潜力、有基础的。但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不深化改革，发展就难有活力、难以持续，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千千万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让潜在的发展优势充分显现，推动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处理好改革与发展速度的关系非常重要。推进改革需要相应的经济环境，从实际情况看，速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改革。如果发展速度过低，就业会出问题，居民收入增速及民生改善步伐也会相应放缓，老百姓就会不满意，改革就难以推进。但发展速度高了，会使各方面的关系绷得很紧，容易引发通胀，妨碍结构调整，也会影响改革。中国要坚决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保持合理的、没水分、有质量、有效益、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经济增长。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总体有利于经济增长。今后，中国要更好地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现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改的多是重大问题和敏感问题，不少触及深层次社会矛盾，涉及利益关系调整，是难啃的硬骨头，有些多年一直想改但改不动。同时，国内外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矛盾相互交织，各种诉求相互碰撞。改革的机遇前所未有，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风险挑战也前所未有。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中国别无选择。因为现在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拦路虎”，躲不开、绕不过、拖不得，不改没有出路，慢了会贻误时机，付出的代价将更大。中国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对不合理的既得利益，该调整的要坚决调整，该破除的要坚决破除，不能畏首畏尾。要讲究策略和方法，审时度势、通权达变、相机而动，牢牢把握主动权，打好改革攻坚战。

改革要同心勠力。上下同欲者胜。大家都知道汉代名将韩信背水一战的故事。当时韩信受命进击赵国，带着一支缺乏训练的队伍，面对的是十几倍于己的强敌。为激励士气，韩信背河布阵，不留后路，使得人自为战，以一当十，最后取得大捷。这个故事说明，只有上下同心，敢拼才会赢。中国推进改革，也必须上下同心，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做出样子。领导有决心，群众才有信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时不我待的责任意识、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去谋划和推动改革。同时，要把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向群众讲清楚，使大家真正认识到，这场攸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改革，与每个社会成员都休戚相关，从而使改革拥有最广泛、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只要人民群众理解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改革就能有效推进、取得成功。

改革要善谋善为。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坚持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改革到了这个阶段，确实需要顶层设计，以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在重大关系和关键环节上不出大的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国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改革经验，具备了做好顶层设计的条件。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精心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做好不同改革措施的相互配套与衔接，全面协调推进改革。但也要看到，仅仅有顶层设计是不够的，因为中国地域广袤，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现阶段的改革又非常复杂，许多情况事先难以预料，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以探索路径、积累经验。对那些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把握不准的重大改革，要鼓励和支持一些具备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或者在改革试验区进行探索。成功了就及时推广，出现问题就及时纠错，把风险和影响控制在局部范围。这样做，是积极而又稳妥推进改革顺利实施的有效方法。只有走得稳，才能走得快、走得好。要坚持试点先行、逐步推广，通过渐进式、累积式改革，集腋成裘、积微成著，赢得最终的成功。

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所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宗旨与性质所决定，也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如果人民群众不能从改革中受益，这样的改革就没有意义，也不会得到人民拥护。让人民群众受益，就是要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以往的改革能以燎原之势铺开、一步一步深入推进，根本原因就在于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带来了公平参与和发展的机会，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2013年以来，很多领域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取得成效，也是这个道理。今后改革的环境条件和重点任务会变，但让人民群众受益的要求不会变，也不能变。改革是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红利。中国要建立公平有效的体制机制，使改革的红利、发展的成果让人民群众共享。现在利益分配确实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必须进行调整。但调整利益不能只以静态的观点、在既有利益格局下切“蛋糕”，更要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着眼于增量利益，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即使是既有利益格局调整，也不能简单地搞平均主义那一套。首先要把贫困人群和低收入者的利益保障好维护好，让他们在改革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要让中等收入阶层逐步扩大，使他们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还要保护高收入者的合法利益，为他们放开手脚、投资兴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要使不同社会群体各展其能、各得其所，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从而形成一个各阶层各方面广泛参与和支持改革的局面。现在中国人均GDP近6800美元，改革和发展的路子走对了，到2020年就会超过1万美元，以后还会更多。中国通过发展、通过增量来理顺利益关系、优化利益格局的余地很大，让人民群众普遍受益的空间也很大。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都与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密切相关。政府职能不转变，其他方面的改革就难以推动。政府是改革的组织者、推动者，也是改革的对象，必须对自身进行改革。如果政府安于现状不想改、畏首畏尾不敢改、左右观望等待改，自身就会成为改革的障碍。今后要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理顺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逐步建立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推动政府全面正确地履行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

第一，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本届政府已经承诺，任期内把行政审批事项减少1/3以上，要确保完成。首先要把取消的文章做足、做到位，最大限度地放权给市场。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要进行全面清理，该取消的一律取消；确需保留的，要依法调整为行政许可，今后不再搞非行政许可审批。要全面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将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由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报公示制度，努力为企业经营和公民投资创业提供便利。

第二，保留的审批事项一律向社会公开。政务公开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助推器，是约束审批行为的紧箍咒。各部门还在实施的审批事项，要尽快公布目录清单。除此之外，一律不得实施行政审批，更不得设立新的审批事项。这实际上是向负面清单管理方式转变。政府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的范围，清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企业只要按法定程序注册登记，即可开展投资和经营活动。

第三，加强和改进监管。简政放权，绝不是一放了之，必须在放权的同时加强市场监管。要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监管体系的具体措施。地方政府在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过程中，要把加强监管作为重中之重，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和科学有效的监管机制。现在往往是平时监管不及时、不到位，一出问题就搞“突击”，搞“大检查”，结果是雨过地皮湿，监管一定要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要抓紧建立科学的抽查制度、责任追溯制度、经营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制度，对违法违规者，要严厉惩处，以儆效尤。

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现行的财税体制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形成的。这些年来，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政府的调控能力显著增强。但随着形势发展变化，现行财税体制不适应、不完善的问题日益凸显，必须进行改革。

一是推进预算公开。政府预算收入取之于民，社会公众有权监督这些钱怎么花、花到哪、效果如何。长期以来，中国财政资金存在使用不规范、效率不高和资金沉淀等问题，部分地方政府举债行为也缺乏约束，这些与预算透明度不够、监督检查乏力是分不开的。要进一步加大预算公开力度。一要扩大预算公开范围。各级政府预算和决算都要向社会公开，所有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更要公开。除公共预算外，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要进一步向社会公开。各级财政转移支付项目也要逐步公开透明。二要细化公开内容。部门预算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要尽快公开。完善政府收支预算科目体系，明确公开项目，做到科目粗细有度、表述清晰明了，让老百姓能看懂、社会能监督。三要强化预算公开工作的监督检查，建立预算公开问责机制。通过提高透明度强化监督和约束，使预算编制和执行更加阳光，使财政资金使用更有绩效，减少寻租腐败的机会。

二是推进税制改革。当前的重点是扩大营改增。这项改革不只是简单的税制转换，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工业转型、服务业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系统考虑，营改增还有五步曲。第一步，2014年继续实行营改增扩大范围；第二步，2015年基本实现营改增全覆盖；第三步，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税制；第四步，完善增值税中央和地方分配体制；第五步，实行增值税立法。要走好第一步，除已经确定的铁路运输和邮政业实行营改增外，还要将电信业等纳入进来。同时，要清费立税，推进消费税、资源税改革，加快环境保护税等立法进程，继续降低小微企业税费负担。

三是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总体看，中央政府部门管了不少不该管、管不好的事。2013年中国启动了黑龙江“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中央政府在“三农”方面的审批权下放，各项涉农资金全部直接下拨到省，由地方统筹使用。这项改革取得经验后，不仅要在全国推广，其他方面也要借鉴其做法，把一些不适合中央部门管理的事权与财权下放。当然，中央该加强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也要加强。要通过改革，健全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逐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使中央与地方各安其位、各负其责、上下协同，促进政府治理整体效能的最大化。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服务经济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但也存在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和民生改善支持不够等问题，亟须加大改革力度。金融改革内容非常丰富，重点是做好以下3件事。

第一，放宽市场准入。金融业虽有其特殊之处，但本质上仍是竞争性行业，同样需要通过竞争促进服务改善，通过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要在加强监管前提下，放宽市场准入，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一方面可以增加一些熟悉当地情况、特色鲜明的基层银行，以缓解小微企业、“三农”等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使金融业回归竞争性行业的本来面目，形成一个各种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竞争的金融生态，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这项改革，要逐步积累经验，积极稳妥推进。

第二，推进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就是将资金价格的决定权交给市场。绝大多数的资金价格都已市场化，无论是股票、债券还是贷款的价格均已放开，只剩下存款利率上限这最后一道关口。实际上，一些金融机构为规避存款利率管制，发行了不少理财产品，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市场化定价的范围。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自主定价权。需要把握好两点：一是利率市场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单兵突进式的改革难以成功，需要与相关方面改革协调推进。二是利率市场化赋予了市场主体更多自主权，金融机构和企业要加快完善公司治理，强化财务硬约束，不能不顾成本，盲目竞争，搞利率大战。

第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存款人利益的重要措施，是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各国经验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发展民营银行、小银行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存款保险客观上能增强这些银行的信用，为之创造一个与大银行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环境，从而有利于推动金融业放开市场准入等改革。

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防范风险是金融业的永恒主题。要加强监测预警，做好及时控制风险的预案，但关键还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在可持续发展中防范系统性风险。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仍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当前的外部环境，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要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上的主动、国际竞争上的主动。

第一，改革涉外投资管理体制。包括改革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现在中国外汇储备高达3.9万亿美元，为什么还要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利用外资呢。这是因为，利用外资不是简单地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获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机会，这些都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利用外资是中国的长期方针。目前，中国利用外资仍采取逐案审批加产业指导的管理方式，审批环节多，影响了外资的积极性。为改变这种状况，2013年中国有一个重大探索，就是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只要没有列入负面清单的行业，企业投资都不需要审批。需要强调的是，自贸区不是搞“政策特区”或“税收洼地”，而是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探索创新经济管理模式。下一步要研究扩大自贸区试点，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纳入试点范围。

对外投资蓬勃发展，境外经济技术合作规模和区域迅速扩大，是中国新一轮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不适应对外投资加快发展的新形势，在投资审批、外汇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制约。要大幅下放对外投资审批权限，建立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这样做，有利于加快“走出去”步伐，带动中国的产品、技术、标准、服务出口，也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和国际收支平衡。不仅要让中国产品、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更要让中国装备、中国创造走向世界、誉满全球。当然，“走出去”不能自相残杀、打乱仗，要加强协调、规范秩序、形成合力。

第二，扩大内陆和沿边开放。过去，中国对外开放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内陆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相对滞后。今后扩大开放的最大潜力和回旋余地在中西部地区。要抓紧制定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规划和具体方案，重点推进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各地要找准定位、密切配合。要大力推动内陆与沿海沿边通关协作，把“关检合作”改革试点扩大到全国，加快提升中西部地区通关效率。

第三，坚持多边和自贸区两个轮子一起转。现在世贸组织成员涵盖中国98%以上的对外贸易。多边贸易体系是中国巩固贸易大国地位的“压舱石”。自贸区代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开放，是中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推进器”。要积极参与高标准自贸区建设，推进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快与韩国、澳大利亚、海湾合作委员会等自贸区谈判进程，实现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中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推进结构调整，必须也只能依靠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本身也是改革。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症结在于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和僵化。调整经济结构，要从实施结构改革入手，改变不合理的体制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釜底抽薪，真正收到成效。否则再用老办法，主要运用行政手段，结果只能是调不动、调得慢、调不好，甚至出现反复，这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结构调整，要着力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上下功夫，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新体制机制，加强政策引导，推动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国际产业分工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从城乡区域不平衡向均衡协调迈进，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要在结构调整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推出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和差别化促进政策，使结构调整更多依靠改革创新来驱动。

第一，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要实现持续发展，最大的潜力在内需。要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这也是重大的结构调整。要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不断增强内需的拉动力。要把促进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解决没钱花的问题，也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有钱不敢花的问题，还要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解决有钱不愿花、没处花的问题，释放有效需求。要大力促进服务消费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办医办学办养老等，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要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清除抑制消费的各种不合理规章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建设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要支持发展网络销售等新业态，这方面潜力巨大。同时，要继续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快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释放民间投资潜力，促进固定资产合理增长。

第二，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城乡二元结构是不合理经济结构的突出表现和重要根源。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为此，要进一步放活农民，放手让农民去闯市场，形成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相辅相成的局面。在推进现代农业制度建设方面，主要是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实施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鼓励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启动大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完善农业补贴等政策，促进农业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建设方面，主要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出台差别化落户政策；实施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建立与居住年限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城镇化的投融资机制等，组织开展新型城镇化改革试点。

第三，探索建立区域均衡发展机制。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既是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也是激发巨大发展潜力的重要途径，关键要建立有效的促进机制。要在实施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这一区域发展战略部署的基础上，谋划区域发展大棋局，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依托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培育新的区域经济支撑带，形成新的增长极，构建中国梯度发展新格局，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要依托长江建设经济增长新支撑带，同时加快其他新支撑带建设的研究规划。推进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为此，要着力消除市场分割、地区封锁和行政性垄断，依靠市场力量和区域差别化政策引导，促进统一市场形成，开展公平竞争。建立多元的投融资机制，支持发展跨区域大交通、大流通，构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新体系。要针对跨区域、次区域和经济新支撑带发展，提高区域差别化政策的精准性，促进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以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调整产业结构，原动力在创新。要依靠创新驱动，辅之以差别化产业政策引导，促进产业有进有退，由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坚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强化环保、安全、能耗、用地等标准，清理各种优惠政策，促进落后、过剩产能退出，严控新上增量。推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建设创新平台，开展区域集聚试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是中国产业结构中的“短板”，要依靠改革推动和开放倒逼加快发展，重点是将增值税覆盖至生产和服务的全部环节，推进金融、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宽外资准入限制。科技进步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凸显，要建立有效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使科技与产业紧密结合。坚持以不断深化改革，推动转方式调结构，促进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努力做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一是推进转变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全面可持续发展。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加快推进国有大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落实鼓励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制定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和支持政策，出台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意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稳步推进电价改革，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扩大资源税改革实施范围，在部分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调整完善房地产相关税收政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培育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

二是深化社会领域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稳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推进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扩大新农保试点范围，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推进科技、教育、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三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大力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制定出台机关运行经费管理、公务接待和会议、公务用车制度等改革方案。开展省直接管理县(市)试点。

四是深化农村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政策和实施办法，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改革农村征地制度。推进国有农场、林场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水价改革。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企业、经济界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目标更加明确，改革举措更具可操作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以外领域”的部署，《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改革市场准入制度”的要求。《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是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部署，推进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意见》指导思想明确，措施周密严谨，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改革文件，必将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新的突破。

一、《意见》体现了制度建设的前瞻性

《意见》指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给出了明确定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平等”等含义明确的表述，使各类市场主体吃下了“定心丸”，获得了稳定的预期，坚定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心。

《意见》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给出了清晰准确的定位。首先，《意见》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看作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基础，“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主动权，有利于落实市场主体自主权和激发市场活力，有利于形成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这对激发市场活力提供了明确导向和信心。其次，《意见》明确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下政府发挥作用的职责边界，要求“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收缩政府审批范围、创新政府监管方式、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促进政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市场监管，推进市场监管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最后，《意见》还从国际化视野明确了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意义，对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要求。

二、《意见》突出了制度设计的完整性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还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和未知领域，实施起来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避免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中的模糊认识、甚至产生各种误解，《意见》在制度设计和内容安排上都做了周密安排。

一是明确了负面清单的制定主体。《意见》指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指国务院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级政府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未经国务院授权，各地区各部门不得自行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不得擅自增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条目”。这就明确了制定和发布市场负面清单的主体是国务院，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执行，从而保证了市场负面清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二是区别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类别。《意见》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分为禁止准入类和限制准入类，并明确了不同类型市场进入行为的准入要求和具体程序。

三是详述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适用条件。《意见》使用较大篇幅详实、具体地列举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相关领域的适用性，内容清晰、一目了然。

四是体现了务实稳妥推进改革的原则。《意见》提出了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原则，包括法治原则、安全原则、渐进原则、必要原则和公开原则。这些原则各有侧重、各有所指，但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要确保改革的稳定性，稳定的市场秩序不能被扰乱。

三、《意见》强调了制度执行的规范性

《意见》高度重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程序性。《意见》中与“程序”有关的内容所占篇幅很长，从制定程序、调整程序、实施步骤等各方面提出了要求，以确保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一是在制定程序上，《意见》对清单草案的提出、审查机制、地方政府的调整权限和社会参与度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二是在实施步骤上，《意见》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即“按照先行先试、逐步推开的原则，从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部分地区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积累经验、逐步完善，探索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及相应的体制机制，从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三是在调整程序上，《意见》兼顾规范和简化程序的要求，区分不同情况明确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调整方式、责任主体和工作流程。

四、《意见》注重了制度建设的关联性

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一项事关全局的改革，既要求加强顶层设计，也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执行，还需要加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与现行制度的有效衔接。《意见》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专门以“确认方式及与现行制度的衔接”为总纲构成《意见》的第四部分。

《意见》清晰列出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所要衔接的现行制度，主要包括：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行政审批事项清单的衔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衔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的衔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市场准入管理事项的衔接，有利于避免由于衔接对象不清晰可能造成的制度不配套等问题，也有利于杜绝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中出现推诿扯皮和无所适从的现象。

五、《意见》强化了制度建设的系统性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中国政府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既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深远影响，也会在实践中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意见》都作了全面考虑和相应的制度设计，以“保障措施”和“加快相关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为总纲，保障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顺利实施。

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保障措施包括准入机制、审批体制、监管机制、社会信用体系和激励惩戒机制、信息公示制度和信息共享制度、法律法规体系等六方面内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相关制度建设包括投资体制、商事登记制度、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公平交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等四方面内容。这十个方面是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其中任何一项制度不能同步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运行都会受到制约，甚至偏离既定的改革方向。

六、《意见》是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双向约束

《意见》出台意味着制度建设迈出了第一步。要实现预期目标，使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取得理想的实施效果，还需要社会各方面准确地理解《意见》，避免对《意见》的各种误解，避免制度执行偏离既定轨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流的经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不仅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管理重心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而且要求规范市场主体的投资经营行为，以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下，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不是弱化了，而应当是加强了，这就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正是因此，《意见》一方面着眼于转变政府职能，提出了“建立健全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相适应的监管机制”、“加强对市场主体投资经营行为的事中事后监管”等改革任务，另一方面着眼于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提出了建立健全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激励惩戒体系、信息公示制度和信息共享制度等要求。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双向约束。正如《意见》所指出的，要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一起来，把转变政府职能与创新管理方式结合起来，把激发市场活力与加强市场监管统筹起来，放宽和规范市场准入，精简和优化行政审批，强化和创新市场监管，加快构建市场开放公平、规范有序，企业自主决策、平等竞争，政府权责清晰、监管有力的市场准入管理新体制。实现这个目标，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市场参与者，都要保持务实的态度、规范的行为和依法办事的理念，这也是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