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具体包括“一国四方”，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证。

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伟大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重叠。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这些特征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独特性和路径依赖，意味着治理这样的大国需要考虑诸多的复杂因素，需要一个比较强势、有为的政权机构，它要能够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要能够应对人口和疆土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有为、比较包容的政权联系在一起。政权不有为，国家就走向衰败，乃至解体（如宋朝后期的状况）。政权不包容，国家就无法对各种复杂的利益进行协调，最终整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纷争而停滞不前甚至瘫痪内乱。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其能够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这种制度安排较好地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机融合，也构成了中国与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别，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制度保证。

一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

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发挥领导和协调的作用。中国迅速崛起已成了不争的事实，但不少人还是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弱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体制，因为“一党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制度将无法应对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和中产阶层壮大带来的挑战。其实，中国成功的关键原因就是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个安排还可以继续改进，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强盛，因为背后是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承，同时也汲取了红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许多营养。

二是协商民主

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这种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在西方国家，民主几乎被锁定在政治领域内，锁定在国家定期举行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在中国，协商民主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而且也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一个决定哪怕是10%的人反对，那也是1.3亿人反对，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宜采用简单票决制中51%对49%、赢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通过广泛协商，达成人民内部的最大共识。

三是选贤任能

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是“选贤任能”。邓小平同志把中国最高执政团队的选拔看作重中之重，他讲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四是混合经济

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力求通过市场经济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宏观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计划与市场的混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这种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

总体上看，我们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又要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的“混合经济”不是机械地模仿西方市场经济，而是学习了它的长处，了解并尽可能地克服它的短处，并结合自身的条件不断探索体制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组合拳，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