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为广泛团结抗日力量而建立的全国性文艺团体。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通过阳翰笙等同志的积极活动和广泛联络，经过充分酝酿，正式成立了由各阶层组成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组，周恩来邀请作家老舍出任“总务主任”。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

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大会选出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吴组缃、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理事会推选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文协成立会上，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文协曾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多次访问慰劳各地战场，推动了文艺工作者的下乡和入伍。文协在全国组织了数十个分会及通讯处。先后成立分会的地方有：广州、成都、昆明、桂林、香港、襄樊、延安、晋东南、贵阳、曲江、上海等地,组织遍于全国各地。文协成立后，文艺各部门的统一战线团体也相继出现。作家、艺术家空前广泛地团结对敌，使抗战初期的文艺活动呈现出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协分会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支持下得到较大发展，国民党统治区文协的工作却随着政治逆流的袭来，遇到重重阻力。抗战后期，文协支持和推进了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反压迫、争民主的革命运动。1945年，文协第6届年会规定5月4日为文艺节。在艰难的条件下,文协以各种方式进行活动：每年召开纪念鲁迅的集会，为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的寿辰或创作成就聚会祝贺，开展救济贫病作家、营救被捕的进步作家等工作，“文协”始终是文艺界团结抗日的旗帜。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

“文协”会刊《抗战文艺》，自1938年5月4日创办，至1946年5月终刊,先后出版71期，是贯通抗日战争时期的唯一的文艺刊物，对于开展抗日文艺活动、繁荣创作、培养青年作家等，都发挥了作用。

文协自筹备到成立,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最初是由14位热心人士成立了一个临时的筹备会,经过充分的酝酿与讨论,1938年2月24日正式成立了包括老舍、阳翰笙、冯乃超等20余人在内的筹备委员会。老舍激动地说:“文人,在平日似乎有点吊儿郎当,赶到遇到要事正事,他们会干得很起劲,很紧张。文艺协会的筹备期间并没有一个钱,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车马自备。就凭着这一点齐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会开成,而且开得很体面。” 文协成立当天,周恩来以名誉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成立大会,他兴奋地说:“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 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标志着全国各派的作家开始以集体的力量为抗日战争服务,也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告成。 老舍对全国文协的成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分散开来,他们也许只能放出飞蚊的微音;联合起来,他们定能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大家‘能’凑在一起呐喊,就是伟大!”他在入会誓词上这样写到:“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打碎这些个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 文协的成立,令全国的文艺家们捐弃了前嫌,实现了不分党派、不分流派的前所未有的大团结。正如文协在《告世界文艺家书》中所说:这个集团的命名就指明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文艺集团,而是一切文艺家为反抗暴日帝国主义的大团结;集合在这抗日建国旗帜下的我们,虽然在文艺的流派上说起来是可以区分为多种多类的,但是我们在政治上只有一个目标一个信念:中华民族必须求得自由独立,而要求得自由独立,必须全民族精诚团结! 文协的成立让散兵游勇般的作家们有了自己的“家”。老舍曾这样形容:“那真是快乐的日子,多少相识与不相识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块讨论抗战文艺的许多问题。”画家张善子也风尘仆仆地赶来报名,人们告诉他这不是美术界的团体,而他的回答却是:“文艺既包括了文,也包括了艺术!”

文协的成立,不仅使文艺家们有了自己的组织,而且使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一致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于全国范围内建立一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队伍,是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意见和主张。他指示阳翰笙去着手组织力量,并提议由老舍出任“掌门人”。文协不设理事长,采用集体领导的方式,而一切会务由“总务主任”老舍主持,大批的中共人物,如郭沫若、茅盾、田汉、罗荪等,则分别担任了理事或候补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抗日文艺工作。《抗战文艺》是文协的会刊,更是文协重要的宣传阵地。编委会严格按照“三三制”组成,具体负责者,则定为楼适夷、姚蓬子和蒋锡金3人。名单是老舍提出来的,经过文协中的党小组的讨论,并最终请示了周恩来。这样的安排严格地保证了党对刊物的领导权,正如蒋锡金所说:“在具体执行编务遇有问题有争执时,我和适夷对姚蓬子是二比一,老舍有时也来参与编务,那就变成三比一,姚蓬子总是少数。” 文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文协成立一周年之际,中共通过《新华日报》社论,指出“深入前线和敌人的后方”,开展“文章入伍”和“文章下乡”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文协还屡次召开座谈会,讨论如何保障战时作家的基本生活,《新华日报》及时地发表了《给文艺作家以实际帮助》的社论,指出最“实际”的帮助,是必须“提高文艺工作者的政治地位”,“在法律上保障文艺工作者言论出版自由和不受恶势力的袭击”。1944年文协为纪念老舍创作20周年举办活动,《新华日报》立即发表短评,借用老舍的一句话向生活在战局最为艰难时刻的文艺家们指明了方向——“尽管贫穷,我们要咬紧牙关忍受,要保持清高,不可变节”。文协的成立,使党有了自己的文艺队伍;是党的正确领导,方使文协永葆战斗的青春。

文协成立以后,设立了总务、组织、研究、出版4个部门。他们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步调一致地领导着全体会员进行战斗。

为了响应“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号召,文协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战地访问团或慰劳团,帮助大家深入民众和军队,深入前线与后方,极大地促进了文艺与抗战的结合,作家与人民的结合。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作家战地访问团”。1939年6月18日,这支由王礼锡、宋之的等14位作家组成的“笔游击队”从重庆出发,经内江、成都、绵阳、剑门、广元、褒城、宝鸡、西安、华阴,直抵中条山和晋东南前线。他们一方面将前线战士的英勇事迹以及侵略者的残酷暴行报告给全国的人民,另一方面也将民族战争中生长起来的抗战文化带到了广袤的敌后与疆场。他们用自己的笔完成了这一“下乡”与“入伍”的任务,也用自己的行动谱写出了这一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诗篇。 为了更好地为前线将士及广大民众服务,文协开展了创作通俗文艺作品的运动。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文学的大众化,也促进了新文艺的蓬勃发展。他们成立了通俗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这一工作,他们还通过了为前线士兵编纂一百种通俗读物的决议,分派给全国的作家来完成。1938年他们举办了两期“通俗文艺讲习班”,并将其讲义以《通俗文艺五讲》出版。与此同时,何容与老向主编了通俗文学刊物《抗到底》,总会和成都分会亦合办了《通俗文艺》杂志……老舍曾回忆说:“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座谈会、联谊会……大家所谈的差不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如何教文艺下乡与入伍,一个是怎么使文艺效劳于抗战。前者是使大家开始注意到民间通俗文艺的原因;后者是在使大家于诗、小说、戏剧而外,更注意到朗诵诗、街头剧及报告文学等新体裁。” 为了团结更多的作家,文协充分开展组织方面的工作,不仅于全国各主要城市(沦陷区除外),如成都、贵阳、桂林、昆明以及延安、香港等地建立起了分会,而且始终将关心作家们的生活放在了各项工作的首位。抗战期间知识分子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因贫而病,因病而更贫;或呻吟于病榻,或惨死于异乡。卧病则全家断炊,死亡则妻小同弃”。为此文协多次召开会议,并拟定了《保障作家稿费版权版税意见书》。1944年7月又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筹募援救贫病作家基金的运动,在各分会的共同努力下,一共募集到了700多万元,不仅解决了部分作家的困难,而且使所有的会员们相濡以沫,空前地团结起来。 为了开辟自己的阵地,文协于荜路蓝缕之中坚持创办了自己的会刊《抗战文艺》。它不仅是抗战期间寿命最长的一份刊物,而且也成为了抗战之中文艺界的一面鲜艳的旗帜。老舍曾这样称赞道:“它实在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文献。它不单刊露了战时的文艺创作,也发表了战时文艺的一切意见与讨论,并且报告了许多文艺者的活动。它是文,也是史。它将成为将来文学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资料。同时它也表现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读者看到作家们是怎样的在抗战中团结到一起,始终不懈的打着他们的大旗,向暴敌进攻。”为了坚守这块阵地,文协做出了坚忍不拔的努力。发行的地点,8年间竟换了5个地方;即使武汉撤退期间,在总会已经撤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出版了4期特刊,距武汉失守仅仅10天。

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对于世界来说,它不仅处于欧战爆发的前夕,而且中国人民敢不敢抗击日本的大举进攻,中国会不会灭亡,亦成为了世界舆论最为敏感与关注的问题。为此,文协自成立以后便积极地与世界革命文学取得联系,努力地将中国人民誓死不屈的决心和勇气传递给全世界。

文协设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其任务是将中国的抗战文艺活动及其作品系统地介绍到国外。为了加强交流工作,该会特聘请林语堂、谢寿康、萧石君为驻法代表,熊式一、苏芹生为驻英国代表,萧三为驻苏联代表,胡天石为驻日内瓦代表。1938年11月,中苏文艺研究会正式成立,文协成员宋之的、魏猛克、史东山等均在其中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在组织工作上,文协多次向世界文化界、文艺界发布宣言或公开信,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在它的成立大会上,由茅盾起草的《告世界文艺家书》即庄重宣布:“我们——立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统一旗帜下的文艺工作者,盼望全世界中国之友的文艺家给予我们更多的力量,为了争取远东的真正和平,为了给予摧残文化的野心的侵略者以打击,为了实现人类的和平相处,自由发展,让我们携着手共同前进!”这封公开信以及由胡风起草的《致日本被压迫作家书》,被分别译成了日、英、德、俄、法、世界语等文字,于世界各大报刊发表,使中国抗战文学的声音传向各个国家。文协还就日寇轰炸广州、武汉、重庆等地,多次通电诉诸世界舆论,并致电国际作家保障文化自由协会及苏、美、英等国的文化组织,对于他们的声援表示由衷的感谢。 文协还注重开展文学上的交流,既包括请进来,又包括送出去。文协多次举办了纪念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托尔斯泰、普希金以及罗曼·罗兰等外国作家的活动,还发动与开展了一个中国作品“出国”的运动——《中国抗战小说选》在英国出版,《中国抗战诗选》在美国出版,《中国抗战文艺选集》在匈牙利出版,“中国抗战文学专号”由《国际文学》杂志以8种文字出版……1939年8月,总会与香港分会共同创办了一份英文版的刊物《中国作家》,向海外人士详细介绍中国的新文学。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一面光辉的旗帜,也是一个战斗的堡垒。正如当年《新华日报》所指出的:“这个协会的成立,是我们民族解放斗争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是我们文艺发展史上最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