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蓬子（1905年-1969年），原名方仁，字裸人，后改名杉尊，笔名丁爱、小莹、姚梦生、梦业、慕容梓，浙江诸暨姚公埠人，姚文元之父。曾就学于诸暨县立中学、绍兴越材中学、上海中国公学与北京大学。

姚蓬子曾就学于诸暨县立中学、绍兴越材中学、上海中国公学与北京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党组宣传部长。次年2月，为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之《文艺生活》月刊主编。1932年6月，与周起应合编《文学月报》。1933年12月，在天津被逮捕，入反省院。1934年5月，在《中央日报》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被释放，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并为曾养甫的《扶轮日报》编辑副刊。1938年3月，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同年5月，与老舍合编该协会《抗战文艺》三日刊。10月，武汉沦陷，赴重庆任职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后创办作家书屋，又与老舍、赵铭彝等创刊《文坛小报》。1945年，抗战胜利，迁作家书屋至上海继续营业。1955年后，成为自由职业者，以译著和写作为生。1963年后，任教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1969年病卒。著有《银铃》《蓬子诗钞》《剪影集》等。

鲁迅先生不多的传世诗作中有一首七言绝句《赠蓬子》，是1932年鲁迅应姚蓬子请求写字时即兴记事之作。诗中所说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时，沪上青年诗人穆木天的妻子沈若芸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到姚蓬子家寻找丈夫的事情。全诗如下：“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诗写得诙谐风趣，亦足见鲁迅对后辈进步文子姚蓬子、穆木天等相当友善。他对姚蓬子产生反感是两年后的事，而且与姚蓬子在南京报纸上刊登声明脱离共产党一事有关。鲁迅一向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他认为姚蓬子在南京已叛变投敌，倒向敌人阵营，甚为不齿，中断了与姚的任何交往联系。在上海，鲁迅还告诫自己认识的进步文化人士不宜再与姚蓬子交往，指出他很不可靠。如他在1934年8月31日《致姚克》信中就说道：“……先生所认识的贵同宗，听说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编一种杂志，特此报喜。”1934年11月12日在《致萧红萧军》信中又写道：“……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这儿要说明的是当时鲁迅先生并不清楚丁玲关押在南京的真实情况，以为她已自首，故说“政府在养她”）历史是复杂的，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往往也是复杂的，姚蓬子在南京度过的三四年时光里，有过一段充满忏悔、交织着矛盾的心路经历和充满戏剧化色彩的际遇，他居然得到中统头子徐恩曾的庇护与关照，彼此结为好友，只是漫长的风云变幻埋没了那些前尘往事，使之鲜为人知…… 1934年6月，南京新街口明瓦廊二十一号旧宅院里，人来人往，显得很热闹。这是新迁来不久的姚蓬子夫妇在张罗着给爱子姚文元过生日。这小子白胖胖的，穿一身新衣，被年轻的保姆抱在怀里，笑嘻嘻的，憨态可掬。姚蓬子西装革履，和妻子周修文站在门口恭迎贺客，神态客气而谦卑。他在南京的朋友熟人并不多，只来了唐槐秋等人，倒是国民党政界的御用文人王平陵、曾虚白、马星野等都赶来捧场。但不知为什么，姚蓬子总是高兴不起来。他意识到自打南京《中央日报》上刊出《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后，他就被自己的同志战友视作异类，备受冷落疏远。这令他感到压抑悲哀。

姚蓬子1906年出生于一书香世家。其父亲姚汉章是清末举人，早在民国初年，他就在上海中华书局当编辑。当年中华版的许多教科书，大多出于他的手笔，那些宣传新文化的书影响过千百万国人。姚蓬子大学毕业后投身沪上文坛，出版过几本书（包括译著）。他追求进步，思想活跃，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加入“左联”，一年后主编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的《文艺生活》月刊，并结识了鲁迅、茅盾、冯雪峰、钱杏邨、郁达夫等不少左派著名作家。姚蓬子能文善辩，有些才干，他在1933年出版的小说集《剪影集》曾受到社会关注，好评甚多，鲁迅还为他写过评论文章。1933年夏，姚蓬子担任“左联”天津支部副书记时，已当上全国“左联”常委，而且又参加党的秘密地下工作，担任中共特科“河北省交通联络员”，致力于抗日救国运动。当年冬天，因被叛徒出卖，姚蓬子与战友洪灵菲、潘漠华同在天津被中统特工逮捕，押解往南京，关进夫子庙附近瞻园内的看守所，吃了一些苦头。姚蓬子这时才意识到文化人从事革命活动也是充满风险的。他曾顶住中统文化大特务张道藩的劝降，然而当中统头子徐恩曾亲自出马劝降时，他动摇了。

徐恩曾，1898年生，浙江湖州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回国后在上海当机电工程师。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加入陈果夫、陈立夫的CC集团。1931年当上中统调查科长，成为中统的实际负责人。总部设在南京新街口附近正元实业社三楼上。徐恩曾老谋深算，藏而不露，自认为懂些心理学。他摸透了姚蓬子的心理，令手下不要对他上刑逼供，将他押往北郊燕子矶的中央反省院辟室拘押，密令反省院长杨某授意几个在押犯对姚寻衅、打骂、罚跪，百般折磨，搞得姚蓬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痛苦万分，而后杨院长才姗姗来迟喝斥那些在押犯，对姚蓬子好言抚慰。

徐恩曾风流成姓，惯爱渔猎女色，他宠爱的如夫人费侠相当漂亮。费侠在北平见满女中毕业后参加过学生运动，后加入共产党，奉命打入南京的国民党社会部任科员，秘密从事党的情报收集工作。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费侠也被捕，她的美貌和优雅气质很快就吸引住了徐恩曾。徐遂软硬兼施，迫使费侠自首，投入他的怀抱。徐恩曾“金屋藏娇”，特为她在南京城西清凉山下租了一座单门独户、环境幽静的法国式小别墅，他常来这儿与费侠寻欢作乐。说来也巧，费侠爱好文艺，琴棋书画都会一些，尤喜欢读些欧美文学作品，对苏联小说、散文也很感兴趣。她对姚蓬子翻译出版的《屠格涅夫散文选萃》、《可爱的朋友》、《银玲》等书相当欣赏。当徐恩曾在她面前夸耀自己如何收拾姚蓬子时，引起费侠的反感，责备丈夫的手太辣了，再三劝他对姚蓬子网开一面，予以善待，因为姚毕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文人。徐恩曾细想：如夫人的话着实有理，瞻前思后，真还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他改变了态度。约半个月后，徐恩曾亲自找姚蓬子谈话，软硬兼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表示自己实在不忍看到姚蓬子落得像殷夫、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被处决那样的下场。况且他与姚蓬子都是浙江同乡，又是世交。他劝姚蓬子迷途知返，并暗示并不会太为难他。姚蓬子思前瞻后，终于屈服了。他很快被保释出来，且是由徐恩曾授意时任反省院副院长的鲍君甫（即名噪一时的杨登瀛）出面作担保。姚出来后被安排在半官方的《钟声》月刊任副主编，有一份不菲的薪水。徐恩曾还安排部长将姚的妻儿都从上海接来南京团聚，后来姚为儿子文元的生日办了两桌酒席。当时姚蓬子兴致不高，以致太太骂他“瘟头瘟脑，脑袋不清”。这对夫妇怎么也没料到的是，当日晚上徐恩曾偕同年轻貌美的如夫人费侠同乘坐一辆小汽车悄然来到明瓦廊姚宅看望了已入梦乡的姚文元，夸这孩子生得富态乖巧，有福相，日后必有锦绣前程，并留下一个沉甸甸的红包和一对银手镯。姚蓬子很感动，以后徐恩曾夫妇一直与姚蓬子夫妇保持私下来往。费侠还认姚文元为干儿子，姚文元则叫她寄娘（意同干娘），而宠爱如夫人的徐恩曾也就顺其意愿，名正言顺地成了姚文元的寄爹（干爹）。多年后，姚文元得志成名，“左”得出奇，“革命”得吓人，但他最忌讳别人提到他儿时在南京的那一段经历。这几乎成了他的心病。

从1935年开始，经徐恩曾和朱家骅（中统另一个头目，亦是浙江人）安排，姚蓬子去芜湖《大江日报》（该报系国民党中宣部控股）任常务副主编，一天四个版，发行量几千份，主要新闻均来自南京中央社，没啥可读性。同时他仍兼《钟声》副主编。他来往于南京、芜湖之间。那时知名女作家丁玲仍被关押在南京的中央看守所，她是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的，出卖她的是她的后一个丈夫冯达。丁玲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拒不与当局合作，因此受到特务的残酷迫害。由于中外进步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当局未敢杀害她。1935年4月她被保外就医，迁往中山门外苜蓿园十一号的西式平房居住。养病的同时她又开始写作。她仍处于中统特务的监控之下，自由仍受到限制。姚蓬子的知名度远不及已出版《母亲》、《莎菲女士日记》等好几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的丁玲，但两人过去在上海就较熟。姚蓬子可以自由前往苜蓿园探望丁玲，与她共进午餐，谈论文学时政，还向丁玲诉说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愧疚，反复表示他虽曾被迫脱党自首，但他委实不曾出卖上海、天津等地的“左联”战友和同志，也未曾泄露党内机密。说到动情处，姚蓬子赌咒发誓，还流下泪水，令丁玲将信将疑。显然当时她对姚蓬子并无多少恶感，一次还曾开口向他借两百元钱，用于治病并接济远在湘西临澧家乡的母亲和幼女。姚蓬子慨然解囊相助，并表示不必再归还了，因为他眼下的生活较宽裕。

他还告诉丁玲，他出于愧疚赎罪心理，暗中资助过洪灵菲（已在南京壮烈牺牲）和潘漠华的家小。丁玲相信姚蓬子没有说谎。姚劝说她不妨为芜湖《大江日报》和南京《钟声》月刊写点文稿以赚取稿费，改善生活，但她毅然拒绝了。她不愿变相地与残杀她的前夫胡也频又百般摧残她的国民党当局合作。一天，姚蓬子在夫子庙六朝居大酒楼的宴席上无意中听中统骨干张冲说到近日要抓捕因怀孕而被保释，但又与中共地下党接上头的女共产党员张瑞云，并已设下计策。姚蓬子很感不安，他知道张瑞云是钱壮飞的情报员（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并且是徐恩曾的姑表弟。顾顺章叛变后钱壮飞截下密电本并向上海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报警，立下大功。不久前担任红一军团保卫部负责人的钱壮飞已在长征途中牺牲），若是张瑞云再被捕，则必死无疑，寻思再三，姚蓬子鼓起勇气，给曾是他好友的青年进步剧作家洪宇写去一封化名密信，请他速转告张瑞云其处境很危险，得离开南京。办完了这事后，姚蓬子才稍感心安。他还利用自己与徐恩曾夫妇的密切关系几次进言，为囚禁中的丁玲、田汉等“左联”作家说话，认为当局应宽待这些很有影响的进步文化人士，最好无条件释放。这有利于改善国民党在国际上和民众中的形象。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海外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披露：当年在南京“自新”的姚蓬子私下的言论颇多同情中共，甚至多次为丁玲等人说情……这也说明人是复杂的。田汉在1935年7月获得自由，离开南京去了上海。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当局释放，辗转去了延安。后来她对自己在南京与姚蓬子交往的回忆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承认得到过姚的同情和帮助，但又大骂姚一通，个中原因是不言而喻的。1936年姚蓬子改任有美国商界背景的《扶轮日报》副主编，在宣传抗日方面做了些工作。那时他已迁往石鼓路东段，入住一处旧式四合院，地方较宽敞，院子花木很多，又加设了卫生设施。抗战时期，姚一家人去了重庆大后方。抗战胜利后，姚蓬子举家迁回上海，开办了作家书屋，生意尚可，至解放初，赚了不少钱，在静安寺附近买下一套新建的住房。1954年公私合营，作家书屋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姚蓬子、周修文夫妇同进入该出版社当职员，生活小康自在。姚文元那时已加入共产党，思想激进，唯文才欠缺，写不出像样诗文转而写文艺评论。他因下边两个妹妹皆于解放前早夭而成姚家独子，成家后仍与父母同住。

1955年姚蓬子因卷入轰动全国的“潘汉年、杨帆反党小集团”案件而被捕，全因他当年曾兼中共特科交通联络员，接受过潘汉年领导。被释放后，姚蓬子一度成了无业者，后经有关部门安排进入上海师院中文系任兼课讲师，一干多年，倒也勤勤恳恳，安分守己。但一来政治运动便因历史问题而难过关，挨整得够呛。而姚文元已在1957年后因写大批判文章整人批人而急剧走红，“文革”初竟然一跃而登上中国政坛，红极一时，到头来又落个镣铐加身被推上历史审判台的下场。这些不再赘述。姚蓬子晚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常遭儿子儿媳厉言训斥，但比起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他真就幸运多了。他毕竟沾了儿子不少光。1969年他在沪上家中郁郁以终，享年六十四岁。

《处女的心》：法国果尔蒙著，姚蓬子译，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出版。

《银铃》：（诗集） 姚蓬子著，上海水沫书店1929年出版。

《我的童年》：苏联高尔基著，姚蓬子译，上海大光书局出版。

《论胡适实用主义》：姚蓬子著，出版年月不详。

《剪影集》：姚蓬子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出版公司出版1933年5月初版，1934年12月再版。

《浮世画》：姚蓬子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出版公司1932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