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澂（1547年-1625年），字道澈，号天池、天池居士、撄宁生，江苏常熟人，明大学士文靖公严讷次子。中国明末琴家，虞山派创始人之一。

严澂是明大学士文靖公严讷次子。严讷做过宰相，他以父荫官，于公元1604年任邵武知府。

在他上任前，先到郡邑城隍神前发誓：“必不携邵武一钱归，神其鉴诸。”到任后，抵制一切贿赂活动。当地有着相沿已久的习惯，就是要向知府供奉丰盛的茶果银子，严澂坚辞不获，诸公一再苦劝作为薪水费用，在任三年，攒了若干钱，决定拿这些银子用来休整桥梁，凡郡邑内倾坏的桥梁均修治一新，使群众得到方便，（见《柳南随笔》）。

严澂归里后，以琴自娱。常熟地方的琴人很多，并受到南宋浙江派徐天民的影响。徐天民传下《徐门琴谱》十卷和《霞外琴谱》十五曲，明代琴家非常推重徐门的传授，称之为“徐门正传”。徐天民的孙子徐梦吉、号晓山，曾在常熟教过书。常熟有一位著名琴师陈爱桐，严澂就是向他的儿子陈星源学的琴。

据《柳南随笔》中记载，严澂还向一个姓徐的樵夫学琴，即是传说中言子在墓地教他清商数曲的那位樵夫，严澂为樵夫取名徐亦仙。

严澂继承了当地的琴学，又吸取了京师的名手沈音的长处，用他自己的话说：“以沈之长，辅琴川之遗，亦以琴川之长，辅沈之遗。”综合诸家之长，形成了具有“清、微、淡、远”的一代琴风。

由于常熟县境有一座虞山，虞山之下有一条河叫做琴川，严澂组织的琴社用了“琴川社”的名称，也称琴川派或虞山派。虞山派是明、清之际最有影响的琴派。

他创立琴川琴社，与一众琴师研讨琴学，著有《松弦馆琴谱》。

他抨击当时于琴曲中滥填文词的风气，主张发挥音乐本身的表现力。严澂所录之曲，只有谱子没有文字，他主张音乐应发挥它本身的表现力，不必借助于文词；认为音乐表达感情有其独到之处，是文词所不及的。

根据《常昭合志稿》中记载，《松弦馆琴谱》中自序曰：“古乐湮而琴不传，所传者声而已。近世一、二俗工，取古文词用一字当一声，而谓能声；又取古曲随一声当一字，而谓能文。噫！古乐然乎哉？盖一字也，曼声而歌之，则五音殆几乎编、故古乐，声一字而鼓不知其凡几。而欲声字相当，有是理呼？考古诗被诸管弦者，大抵倚声而歌，非以歌取声，今世所传古琴，操者皆其词非其声也。观濮上之音，师涓能听而得之，此有调无文之明证。孔子鼓琴得其人，师襄始言为《文王操》，使有词可读，孔子不待问师襄亦不待可言矣，云云。”

由于琴坛一度出现滥制琴歌的风气——它始自龚经的《浙音释字琴谱》，把所有器乐化的琴曲，机械地每一音都填上一个字作为歌词。这种歌，歌词不伦不类，逻辑混乱，语意重复，既无文采，更无诗意。杨抡、杨表正等人也群起效颦，把一些古诗词甚至散文，也一律逐字配音，所配曲调平庸呆板，根本无法演唱。这种歪风一时充斥琴坛，出版了不少质量低劣的谱集。

由于严澂的大声疾呼，适时进行中肯的批评，一时琴道大振，改变了这种状况，虞山派因此受了人们的尊重。

严澂亦擅长诗文、书法，留有《云松巢集》。

1938年出版的《今虞琴刊》中，庄剑丞所写《今虞琴社同人常熟谒墓游山记》有一段文章记载：“丙子（1937年）初夏，吴门今虞琴社举行虞山琴集，旅外同人，先期来会。五月二日午后四时，自平门外梅村桥，乘汽车赴虞，车行甚速，五时即达。至则吴景略、张骥一、严慧荪三君，已凭汽艇侯於站次，遂易舟行，五里抵斜桥，天池先生墓在焉，相偕登陆，吾师査阜西先生告同人曰：‘此届会於虞山，凡有三义，首谒墓，次琴集，再次为游山，而谒墓尤为要。以天池先生为有明一代琴宗，首倡琴川雅社，为同调切磋之所，一时海内琴士，莫不闻风向往。所著《松弦馆琴谱》力主清微淡远，与江湖游士之烦手淫声，藉为炫耀者，迥有霄壤之别，用能不趋俗尚，振起宗风，镕各派于一炉，而归於中和之古乐，实三百年来琴学上一大功臣。同人夙抱景仰之诚，期收勉学之效，今兹到此，自应瞻拜致敬，将来并拟由本社建立碑亭，以垂不朽’於是同人等雁行肃立，查师司仪，行三鞠躬礼示敬......”——由此可见后人对严澂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