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先生祠堂记》是北宋政治家范仲淹贬居睦州之时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严先生祠堂记1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2。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3，乘六龙，得圣人之时4，臣妾亿兆5，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6，归江湖7，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8，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9，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10，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11，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12，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13，先生之风，山高水长14！”

严先生是光武帝的老朋友，他们之间以道义互相推崇。后来光武帝得到《赤符》，乘驾着六龙的阳气，获得了登极称帝的时机。那时他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天下有谁能比得上呢？只有先生能够以节操方面来尊崇他。后来二人的交谊感应星象异动，先生退隐江湖，达到了圣人超逸清高的境界，视高官厚禄如粪土，普天之下又有谁超过他的谦下？ 只有光武帝以礼敬甘居其下。

《易经》中《蛊》卦的其他爻都在热衷于讲事功，上九爻却独能表示“不侍奉王候，行事高蹈绝俗”，这就是先生立身的依据：《屯》卦“初九”一爻的象辞讲道：阳刚之气正在发扬，因而能“以尊贵之身礼敬卑贱之人，大得民心”，这就是光武帝立身的依据。可以说先生的品质，比日月还高; 光武帝的气量比天地还大。如果不是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气量的宏大；如果不是光武帝，又怎能促成先生品质的崇高呢?？先生的作为使贪婪的人清廉起来，胆怯的人勇敢起来，这对维护礼仪教化确实是很有功劳的。

我到这个州任职后，开始建造祠堂来祭奠先生，又免除了先生四家后裔的福役，让他们负责祭祀的事情。从而又作了一首歌：云雾缭绕的高山，郁郁苍苍，大江的水浩浩荡荡，先生的品德啊，比高山还高，比长江还长。

《严先生祠堂记》写于范仲淹贬居睦州之时。史载他每次外贬，同僚都要为他饯行，第一次称他“此行极光”，第二次称他“此行愈光”，第三次称他“此行尤光”。可见他的被贬，实际上恰好是他心忧天下的写照。睦州人杰地灵，既有新安江这样的奇美山水，又有严子陵这样的高义之士，身为知州的范仲淹由严子陵而联想到自己，由汉光武而联想到当世之时弊，于是当他“来守是邦”,即着手“构堂而奠”，写下这篇文章，表达他对于严先生的仰慕之情，以及对于盛世的向往之心。

全篇以先生名篇，文中却不单言先生一人，而以光武与之相对应来写；不只是一味地“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注意在遗词为文中，处处体现严子陵的高洁之风。

文章一开始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龙”，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龙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

清代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五：一起一结，中间整整相对。有发挥，有佐证， 有咏叹，有交互，此今日制义之所自出也。

清代王符曾《古文小品咀华》卷四：中间对偶处仍流走，有节节相生妙。先生立朝，风度端凝，而为文亦如之。先生文章，湛深经术，而为人亦如之。字句都担斤两。

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九：题严先生，却将光武两两相形，竟作一篇对偶文字， 至末乃归到先生，最有体格。且以歌作结，能使通篇生动，不失之板。妙甚。

清代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卷一：有起有结，有平有侧，有夹缝。予尤爱其起句。以“先生”特安于光武之上，平中已寓侧也。而每比俱先主人，极得尊题之法。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吴县（今属江苏）人。少孤贫，力学。大中样符八年（1015年）进士。宝元三年（1040年）任陕西招讨副使，兼知延州，抗御西变。庆历三年（1043年）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推行新政，力图改革，遭保守派反对而罢政，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卒谥文正。工诗文，有《范文正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