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这六经被人们公认为宝典。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学者在研习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想派别，后经相互争辩、互相渗透和整合，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汉朝是经学发展最为繁荣和昌盛的时期。

发展历史

前一四零年，汉武帝即位。召集全国文士，亲自出题考试，并亲自阅卷，重用《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并下令非儒学的诸子百家一概被罢斥，儒学从此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公孙弘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汉武帝为了提倡儒学，前一二四年，擢升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前，丞相皆为列侯贵族，公孙弘出身贫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学因此成为最行时的学术。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任用或升迁，儒学独尊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汉武帝特别提倡《春秋公羊》学，这是因为《春秋》经是孔子正名分（诛乱臣贼子）的著作，是封建专制主义具体应用在政治上的典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完整表现，其他经书都不象《春秋》那样适用。还有一个特点是《春秋》经文字极其简单隐晦，便于学者在最大限度内加以穿凿和引申。汉武帝选中《公羊春秋》，在政治需要上是完全切合的。适应这个需要，制成整套《公羊》学说的大师，就是被西汉儒生称为“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的董仲舒。

西汉前期，朝廷也立儒经博士，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指导政治的却还是黄老刑名之学。儒生与黄老刑名学者，经常发生争论，例如汉景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辩汤武革命。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汉景帝下判断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不要学者再争论汤武革命的是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革命。辕固又与道家窦太后辩两家高低。窦太后发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汉景帝给他一把好刀，没有被野猪咬死。这种学派间的斗争，显然阻碍着统治阶级内部的统 一，也就减少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经董仲舒这个巨大的加工，向来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一变而成为“霸（黄老刑名）王（儒）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儒学了。

董仲舒的哲学基本上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他认为任何一个事或物，一定是相反的事或物合成的。例如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前必有后，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这叫做“凡物必有合”。合的两方面性质不相同，这叫做“合各有阴阳”。阴阳数量可以相等，性质却有一定，阳性尊、阴性卑，这叫做“同度而不同意”。君、父、夫是阳（三纲），臣、子、妻是阴，阴不得独立行事，只能从阳行事，事成不得分功。这叫做“阳兼于阴，阴兼（被兼）于阳”。阴阳不得同时并起，一定要有先后，阳总在先，阴总在后，阳是主体，阴是附属，这叫做“一而不二”。阴阳二物，按一定的时候互相交替，一个起来，一个下去，一个增多，一个减少。起来了的到时候要下去，下去了的到时候又起来；多了的不能多到过度，少了的不能少到绝灭，终而复始，循环不止，这叫做“常一而不灭”。做事不论大小难易，违反天道（一而不二）一定无成，比如目不能两看，耳不能两听，手不能一手画方一手画圆，不一就要生患（心有二中），这叫做“君子贱二而贵一”。天地的精气合起来成一，分开来成阴阳，再分成春夏秋冬四时，配到东南中西北五方成五行。木（东）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顺次叫做“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逆次叫做“五行相胜”（如水胜火，金胜木）。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人受天命而生，同天一样，也有阴阳五行。人是天之副，与天合而为一，这叫做“人副天”。董仲舒哲学的结论是“道（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易经》的阴阳学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融合成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这样，把儒家与阴阳五行家统一起来了。《易经》阴阳学说明阴阳的基本观点是仁与义（“天地之大德曰生……禁民为非曰义”），董仲舒说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刑主杀，德主生，天亲阳而疏阴，重德而不重刑。这样，把儒家的仁义与黄老刑名之学统一起来了。董仲舒说天不是为王生民，而是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让他做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夺去他的王位。有道伐无道，是天理也是人理。这样，把儒家汤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统一起来了。墨学的本旨在于利民，董仲舒说，天使人有义和利两种生活，利（物质）养人的身体，义养人的精神，缺一不可，而义重于利。这样，把儒家与墨家统一起来了，儒家孟子学派说性善，荀子学派说性恶，董仲舒说天有阴与阳，人有性与情（情欲），性有为善的端绪，但必待教诲而后成为善。这样，把孟荀两派统一起来了。董仲舒的哲学观点是循环的不是发展的，是调和的不是斗争的，有唯物论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论；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学。董仲舒的统一论是各家学说的融合体，正是最适合于西汉政治上需要的一种哲学。

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

（一）大一统——董仲舒说：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因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请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

（二）更化——秦行法家政治，刑罚惨刻，汉律大体沿袭秦律，路温舒《尚德缓刑书》里说，“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董仲舒主张更化，就是要求以仁德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他认为限田是更化（改制）的关键所在。他说，秦行商鞅法，准许民间卖买田地，富家田联成一大片，贫民连放个锥子的地方也没有。耕种富家田，要纳税十分之五，穷的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汉朝继承秦法，一切不变。富人贵人凭借势力，与庶民争利，庶民怎能抵得住他们！于是富贵人家，奴婢多得很，牛羊多得很，田宅多得很，产业多得很，积蓄多得很，但是依然贪多无厌，一味压榨求利。庶民天天遭剥削，月月见紧缩，从小穷变成大穷。富贵人家奢侈淫佚，贫苦人家穷急愁苦，这实在是更化的时候了。董仲舒建议限田，不许豪富占田过限；释放奴婢，禁止擅杀奴婢；减轻赋税，节省徭役，让庶民的负担略为宽舒些。董仲舒这个对农民充满同情心的正义性建议，后来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但专禁商贾占田，没收他们的田宅和奴婢，不是董仲舒普遍限田的原意。

（三）推阴阳灾异——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汉武帝曾召集各种占卜家，问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说大吉。辩论纷纭，不得解决。汉武帝判断说，一切宜忌，以五行家为主。五行家得汉武帝的尊信，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导者，儒家和它合流，是很自然的。《春秋》经记录天变灾异，原来并不含什么迷信的意义。陆贾在汉高帝时作《新语》，说“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足见战国儒者，已开始推灾异。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的阴阳五行化。这在董仲舒学说里，是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部分，儒学蒙上浓厚的迷信色彩，几乎起着宗教的作用了。但是，这个迷信部分，俗儒可以用来对朝廷奉迎取宠，正直的儒生也可以用来进行谏诤，因为在专制政治的朝廷上，臣下议论朝政，是一种冒险的行为。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变灾异来附会经义，以此为论据，对称为天的儿子的皇帝表示异议，多少起些减轻危险性的作用（当然，天子也利用天变灾异来斥逐大臣）。自从董仲舒开出这一条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经师，都认为这是一条最合时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经学里，借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

（四）断狱——儒家谈德治，向来与法家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秋》经义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狱，儒法两家合流了。西汉初萧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汉武帝时，律和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罪律四百零九条，凡一千八百八十二目，又有死罪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法令烦多，连掌管法令的官吏也不能全部看完。官吏按罪人贿赂的有无，任意引用一条法令作根据，判轻罪为死罪，或判死罪为轻罪。董仲舒断疑狱二百三十二件，大体上从轻判决，救活了许多人命。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狱。

孔子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儒学是汉人称为朴学的原始儒学，它的特点是（一）思想上还拘泥于残余的领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统治的需要；（二）儒家还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种学派，使统一到儒学里面来。董仲舒生在汉景帝、汉武帝时候，西汉政治上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学术上统一的条件也成熟了。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作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

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首先变朴学为西汉经学的大师，了解了他的学说，也就了解了西汉今文经学的本质。下面叙述的今文经学的盛况，也就是这种本质的盛况。

汉武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来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叫做守家法。自汉武帝至西汉灭亡，百余年间，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一百余万字。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一个士人从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了才学会说经。这样又苦又难的经学，太学里却经常聚会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甘愿受苦受难从大师受学，因为士人求利禄，只有经学是一条主要的道路。

凡是博士教弟子的经书，都是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的，因此叫做今（汉）文（字）经。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是一种迷信的、烦琐的、穿凿附会很少有学术价值的学问。朝廷指定它作为士人求仕的道路，以便有效地控制士人，使他们戴着空虚昏暗的头脑，在利禄的道路上一辈又一辈地追求下去。

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路。

用篆文（战国时文字及秦小篆）写的经书叫做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说叫做古文经学。它的特点是：（一）保持朴学的传统，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与烦琐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二）迷信成分极少或排斥迷信，与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三）少数儒生私家自相传授，在政治上主张复古，与迎合世务的博士学——今文经学趋向不同。还有一个特点是两种经学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进步性的思想。自然，古文经学在反对迷信这一点上，比起今文经学来，到底还是进步一些，东汉王充、南朝范缜的学说就是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王莽要夺取西汉政权，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部分势力，经学上也对古文经学让步，在太学里立《左氏春秋》、《毛诗》、《周礼》、《古文尚书》四个古文经学博士。今文博士坚决反对古文经学从私学上升为官学，与古文经学的提倡者刘歆进行了剧烈的宗派斗争。刘歆凭借政治力量，暂时压倒今文博士。东汉光武帝取消古文博士，古文又成为私学。东汉时期，私学在士人间盛行，产生不少著名的大师，经学上成绩远超过官学，但总是得不到官学的地位。官私两学的不断冲突，正反映出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冲突。

任何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总是由两个主要的敌对阶级构成的，总是依照对立统一的法则而存在并发展的。两大敌对阶级在相互关系上，如果说，只有一个斗争性，或者说，只有一个同一性，那么，这个社会就根本不会存在。自然，斗争是绝对的，但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并不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因为总还有同一的一面，其间保持着不可割断的经济等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儒墨道三大学派的政治思想。道家和法家所谓黄老刑名之学只看对立面，对人民进行绝对的压迫。这种学说到秦二世行督责时达到了顶点，秦朝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墨家只看统一面，放弃斗争性，劝告两大敌对阶级在同一性上实行尚同兼爱。这种学说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幻想。儒家与道墨不同，它主张用礼来节制对人民的剥削，借以和缓阶级间的斗争性；主张仁民爱物、尚德缓刑，借以扩大阶级间的同一性。儒家学说比起道墨两家来，较为接近对立统一的法则，也就是较为接近社会的实际，因之它成为汉以后长期封建社会的政治指导思想，没有一个学派或宗教能夺取它的正统地位。

当然，儒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实于儒家学说的儒者，常为人民发出诉疾苦、申冤抑的言论，也常为人民做出去祸害、救灾难的事迹，甚至不惜破家杀身对君主犯颜直谏，要求改善政治。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们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意义，为爱邦而爱及邦本，也就真诚地成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对残暴政治）的言论和事迹，很大一部分是与儒家学说有关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极重伦理道德，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美德的阐发，虽然无不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但某些精到处也往往与人民的伦理道德有其同一性。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阶级局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华，可以大大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清理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继承并发扬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主要应从研究儒家学说入手。

孔子首创儒学。儒学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为天子。天与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国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败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兴起。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尧舜禅让，其次是汤武革命。这些根本观点，与道家、法家的主张法治（霸道）、反对革命是对立的。孟子发挥孔子的德治思想，最为透彻，西汉以下的儒学，基本上是孟子学说的衍变。

秦行法家政治，正统派儒学持异议，最后遭到焚书坑儒的惨祸。西汉前期，朝廷并用儒学和黄老刑名之学，但黄老刑名之学仍处优势。西汉中期，儒学经董仲舒改革，成为合时宜的学说，形式上取得优势，但黄老刑名之学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西汉后期，儒学取得确实优势，完成了排斥黄老刑名之学的愿望，但所谓德治，无非是朝廷纵容官吏及豪强作恶，刑罚不加，纲纪废弛，人民受尽贪暴政治的祸害，西汉也就灭亡了。

忠实于儒家学说的一些儒者，对着三个时期的政治，曾发出不少反对的议论。叙述西汉儒学，应该看到多数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应该看到少数同情人民的正统儒者。下面列举几条，略见正统儒者的代表性言论。

贾谊《新书·大政篇》说：人君“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给予）有德，天有常灾，必予夺民时（使民失农时者）。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轻视）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道说人事。他在对策里说，“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人君改过为善）而已矣”。董仲舒所讲天人之际，本意在利用天变灾异来进行谏诤，剥去迷信部分，实质上仍是孔孟的仁义学说。

汉昭帝时，泰山等地发生怪异事。眭弘上书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眭弘以为汉运已经终了，要求朝廷访求天下贤人，“禅以帝位”，“以承顺天命”。朝廷加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杀眭弘。董仲舒遵守有德代失德的训条，眭弘为这个训条遭杀身之祸，足见他们是忠实于自己的学说的。

汉宣帝重用治狱之吏，盖宽饶上书，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他暗示汉宣帝应让位给贤者。朝廷说他自己想做皇帝，“大逆不道”。盖宽饶自杀。

汉元帝用儒生为政，朝纲不振。贡禹上书说：“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合）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

谷永在汉成帝时上书说：“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去无道，开（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夫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去恶弱的旧君，改立贤圣为新君），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

鲍宣在汉哀帝时上书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耶！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天子，下为黎庶（民）父母，为天牧养元元（民），视之（官与民）当如一……今贫民菜食不厌（饱），衣又穿空（孔），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私用官爵），官非其人（私用小人），而望天悦民服，岂不难哉！……天人同心，人心悦则天意解矣”。

上列诸儒言论，自董仲舒以下，无不附会天变灾异来反对暴政，要求德治。他们拥护封建统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并不拥护一姓常存。他们同情人民疾苦，但着重在劝告朝廷，并不同情农民起义。所以儒学始终是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拥护封建统治则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