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中国近现代学者梁漱溟编著的哲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21年。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共分为五章。全书从对“文化”的定义开始，次第论述了文化的根本问题所在以及东方文化的特点、西方文化的特点、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等。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中国、印度、西方三个文化系统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了系统的分析，预测了世界文化未来的趋势，对儒学的前途作了乐观的估价。该书将世界的文化分为三个种类：其一是西洋的文化，其二是中国的文化，其三是印度的文化。这三种文化形成人生的三种路向。

梁漱溟自幼接受了以新知识为主的启蒙教育，中学时广泛涉猎了梁启超编《新民丛报》、谭嗣同著《仁学》、张继翻译的日本人幸德秋水著《社会主义之神髓》等许多新书、报刊。1913—1915年间转向佛学，1916年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进入北大哲学门讲授印度哲学，声言只“替释迦、孔子发挥”。有两件事触动过梁漱溟：一是因护送妹夫灵柩赴湘，现场目睹了南北军阀混战下百姓的惨状；二是其父梁济1918年11月沉湖自尽，遗书申明自己是“为国性之一存”。所以，梁漱溟立誓：“自今已往，其敢忘吾亲之志。”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深感国内知识界“风气是极其菲薄东方故有文化”，“在精神上自感受到一种压迫，必须在自己思想上求得解决”。于是在哲学系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在1919年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稿，1920年以同样题目在北京大学做课外讲演。1921年暑假期间，梁漱溟应山东教育厅暑期讲演会之聘，在济南第一中学又做同题公开演讲，由北大学生罗常培记录，随时付印。同年底，在山东正式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对于什么是文化的问题，梁漱溟指出，“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即：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精神生活方面；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等社会生活方面；饮食起居等物质生活方面。他认为文化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其根源在“意欲”。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或者说，西方文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科学与民主两大异彩的文化。西方文化之所以是西方文化，其根本在于路向，民主与科学是西方文化所开发的面目，不能把它们看作西方文化。

对于生活是什么的问题，作者认为，生活就是“相续”，而生物就是生活，就是相续，尽宇宙是一生活。从生活的表层说，生活就是一定范围内“事的相续”，而事即一问一答。问不已答不已，故事之涌出不已，生活遂成天已的相续。生活中呆实的制作是文明，生活中抽象的样法是文化。文化不同即生活的样法不同，也就是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三种：（1）向前要求，就是用奋斗改造局面，满足要求；（2）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即不是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或者说遇到问题不去解决，而是满足现状。（3）转身向后要求。走这条路向的人，既不想改造局面，又不想变更自己的意思，而是根本上将问题或自己的要求取消。据此，文化就有三种路向西方文化各种异彩的本源在于“向前要求”的态度。中国文化以意欲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走第二条路向。所以，中国文化不是落后于西方，而没有什么优长。如果中西不通风气，中国再走千年也不会产生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因为中西不是走一条路向有先有后，而是各走一条路向，各有长短。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走第三条路向。

作者认为，印度文化以宗教为中心，且始终不坠与不变。因为印度没有西洋人那样的余闲，所以他们的动机不是求知，不是科学，而是行为，是实行的目标。他们厌弃生活，期求出世，或者说欲解脱生活复其清静本体。而宗教就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宗教的存在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以对于人的知识之超外背反立根据。“宗教者出世之谓也。”生活与出世一正一反，常相辅以促进文化的发展。只要人在情感方面有不宁存在，只要这种不宁需要安慰勖勉，宗教就有存在的土壤。故宗教存在，永有必要。作者认为，在中国文化里，宗教很淡微，重要且无处不适的是玄学形而上学。作者认为：中国形而上学与西洋、印度都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问题，二是方法。西洋、印度的形而上学追究宇宙本体是什么，其问题是静体的问题；中国形而上学完全讲变化，只讲变化上的抽象道理。从方法上看，西洋印度所用的概念是静的，呆板的；中国所用只是些抽象的虚的概念，如阴阳乾坤之类。作者认为，中国形而上学的大意是调和，即以为宇宙中没有那种绝对的、单一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些东西，也是隐而不现的，凡现出来的都是相对的中庸、平衡、调和。变化就是调和——不调和——调和的过程。而调和到不调和之间也未偿不调和，或者说，求所谓调和不调和实不可得，不过言语表达的力量限于如此罢了这种形而上学的一套思想都源于周易，而其代表是孔子。孔子人生哲学可为中国文明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却并非中国人所适用之文化。因为，尽管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由孔子那里出来，但孔子的人生，孔家的文化从来未曾实现。中国人的生活大体说来是：物质生活方面安分知足，很少向前要求。结果是物质文明不发达，一切文明制度也因此不能开发出来。但从另一方面看，也避免了西方的经济状况，免受西方人所受的痛苦。社会生活方面，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不得发达，我们不如西方。但是，西方人重个人，处处讲权利义务，甚至父子夫妇间都要算帐，此种生活实在不合理。而中国人处处尚情无我，人我不分，不讲权利义务。这种生活处处可得一种情趣，不是冷漠、敌对、算帐的样子，于人生的活气有不少的培养；精神生活方面，中国人是失败的，宗教、文学、艺术、科学、哲学诸方面都无可数。中国人走上第二条文化路向的原因，是“古圣人”系非常的天才，致使后人不能出他们指示的方向和范围，只能顺这条路向走下去。作者认为西洋哲学偏于向外，是对于自然的。结果是略于人事，人生哲学不发达，而所有之人生哲学又自古迄今崇尚理智。总之，“（1）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2）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3）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

作者从三个方面的变迁预测世界未来文化发展的走向。第一个方面，事实的变迁即经济的变迁。西方在中世纪以后，逐步造成新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使社会划分成两个阶级，且贫富悬殊，太不合理。人们要求改变这种经济现象，实行社会主义。西方文化的转变萌芽于此，人类文化由此发生根本改变：由第一条路向折到第二条路向。也就是说，对生存问题不再注目，而转向人对人的关系问题。或者说，经济改正以后的社会将从物质不满足时代转入精神不安定时代，从取得时代转向享受时代，这就不能不从物的一致转向心的认同。第二方面，见解的变迁或科学的变迁。见解的变迁主要指心理学的变迁。先前的心理学差不多以意识为整个心理，而不知无意识部分实乃根本。后来人们知道人类心理的重要部分不是知，而是情和意。这样，西方人的眼睛逐步关注到人类情感方面，与孔子接近了，也就不能不走第二条路向。第三方面，态度的变迁或哲学的变迁。西方哲学从前讲绝对，后来讲相对；从前主知，后来主情意；从前用理智，后来尚直觉；从前是静的，后来是动的；从前只是知识的，后来是行为的。总之，从前是向外看的，后来回转其视线于自己，于生命，这就与求生命、重人事的东方哲学走上同一条路向。与此相关，西方思想家也明显地要求改变人生态度，其趋向是走孔子的路，中国的路，也就是：提倡泛爱、灵肉一致等，以改变过去的冲突、对抗、狭隘、空洞、疲乏的人生。

概述就物质、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生活推说未来文化。作者认为，经济根本改造以后应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照此主义，人们未来的生活安定恬淡许多且从容不迫，物质事业退居从属地位，生产上向着艺术创造一路走，而所有这些都像中国从来的样子。政治生活方面，近世什么专制、共和及统驭式的法律将不复存在，而走尚情无我的道路。在情志方面，宗教和艺术都不济事，未来世界将以礼乐取代法律。这完全符合孔家宗旨。精神生活方面，人类将从物质不满足时代转到精神不安宁时代，但那时宗教一途走不通，各种宗教都将失势。那时孔子求仁的学问必将大大发扬，就是说，也将走中国的路。总之，作者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所以不赞成东西文化融合之说。

概述提出三期文化重现说。作者认为，人类生活中的问题有三个层次，人类生活也就有三种态度，由这三种态度组成三大系文化。三系文化迥然不同，论其成绩，则无所谓谁家好坏，都是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但论其态度，则有合宜不合宜之分。在物质不满足时代，希腊人的态度是对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态度拿出的太早了，因为问题还不到。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因其适应人类的问题。东方文化的失败，并非因其本身不好，只是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条路，中国人也不例外。但他不待第一条路走完便折向第二条路，成为文化的早熟。不过，虽然在以前不合时宜而此刻则机运到来。西洋走第一条路到了尽头，要走第二条路了。印度文化也是文化的早熟，它不待走完第一条、第二条路迳直拐到第三条路上去。而未来文化之兴，实足以引进第三问题，所以中国文化复兴以后将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印度人的生活差不多是一种贵族式生活，非可遍及平民的。只有到人人生计都有安顿之时，才容得人人去作。于是，古希腊、中国、印度三种文化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作者申明：“我并非有意把他们弄得这般整齐好玩，无奈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实有那么三个层次，其文化的路径就有这么三个转折，而古人又恰好把这三条路都已各别走过，所以事实上没法要他不重现一遭”。

根据上述分析，作者认为中国人当时应持的态度是：毫不容留地排斥印度态度，全盘接受、根本改过西方文化，批评的拿出中国原来的态度。总之，鉴于西洋文化之弊害而知所戒，并预备促进世界第二条路向文化之实现。因此，新派人士提倡民主与科学是应该赞成的，但新派并没有给人们以根本的人生态度，不加修正地把西方文化原盘拿来的态度也不对。旧派反对新派，不能赞成，但他们反对新派并不彻底。作者不赞成佛化派，因为这条路向和态度的提出，为时尚早，也会延续国内的动乱。只有把人类送过第二路人生这关，才能使他们从佛教而得救，也才能使佛教见其真。作者最后强调，他提出的态度是孔子所谓“刚”，也就是主张先根本启发一种人生，超脱个人的为我，物质的歆羡，处处的算帐，有所为的而为，提倡奋往向前，提一种风气，一种生活，也就是所谓适宜的第二路人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版出版以后，不过一年即销售10万余册，同时引发了近百篇论文、讲演、十几本小册子，同作者进行讨论、商榷。论者大都肯定此书的学术价值、历史地位，同时对书中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发表了许多不同见解。该书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过思想学术界的重视。自20世纪70至80年代起，随着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该书再度受到人们的注意，并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

中国现代哲学家李石岑：在中国出版界沉寂的时候，居然有这部有系统的著作出现，诚为学术界一宗顶可乐观的事。此书是讨论或比较东西文化和哲学的，应该主论东西文化旁及东西哲学、或附论东西哲学。但该书内容却并非如此，而是由东西哲学观察东西文化；所举哲学也仅是一家或一宗，或专论纯正哲学的。这是此书一大错处。

中国民国时期教育家刘伯明：“就其全体而观之，是书确有贡献于今日，其影响之及于今日学术界者，必甚健全”。梁漱溟的三种文化路向说对阻遏“侈谈西化”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将第三路向的印度化作为人类之归宿是不通的，是“依据佛学成见”来评论三种文化的结果。梁漱溟的文化绝缘论，在中西文化不但可以借鉴，而且能够调和。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错误。西方文化有科学、神秘、人本三种倾向，漱溟只及其一，而忽略簿论章了西方“带浪漫色彩之神秘思想”和情感生活人生哲学的精华。直觉主义应该分两派，一主理性，一主情感，西方也有主情感的直觉主义。而漱溟所谓“向外逐物”的西方文化仅仅是培根一系，并不能囊括全体，所以“率皆偏而不全，易滋误解”。

中国现代哲学家张东荪：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在论哲学而不是在论文化，是以哲学代表文化，而不是用科学来分析文化的整体和全貌，所以只不过说出了文化的一部分问题。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吴稚晖：梁启超“欧游心影”的美妙言词“欺骗了”梁漱溟，使他对西方文化产生了误解，得出了错误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者杨明斋：就《东西文化及其评传哲学》一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批评其错误：一是“以人的意欲为文化的根源及意欲方向不同产出文化即异之错误”。否定了梁漱溟从意欲演绎出来的三路向说，而坚持唯物主义的进化史观。二是“西洋中国印度生活的理智直觉感觉之运用的公式之错误”。三是“孔子的人生观解释之错误”。漱溟对孔子的解释太过主观，对中国人的人生过于美化。

《东西文化及其评传哲学》首版于1921年10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行。1922年又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87年商务印书馆又根据小字本影印出版。1989年山东人民出版杜将此书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出版。

梁漱溟（1893—1988），近现代学者。原名焕鼎，字寿铭，桂林人。清宣统三年（1911）入同盟会京津支部。民国六年（1917）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次年正式任课。民国十三年（1924）辞职，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及重华书院。后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等职。一生致力于儒学、佛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论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