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刊误》共四卷，是《后汉书》的刊正卷本，作者是北宋的刘颁。

刘颁，字贡文，临江新喻人。与兄长刘敞原父同登庆历（公元1041年至1048年）进士第。刘颁仕途一直不顺利，在州县任地方官达二十年，才至汴京任国子监直讲。后受欧阳修、赵概等人推荐，担任馆职，因为与当时的御史丞王陶有夙憾，王陶就联络侍御史苏■一起排挤刘颁，刘颁当时已官至员外郎，因受王陶的排挤，只做了个馆阁校勘。到了宋神宗熙宁（公元1068至1077年）年间，才升任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

当时神宗皇帝下诏封太祖赵匡胤的孙子辈中品行端正的为王，以供奉赵匡胤。刘颁上疏反对，“按照礼信，诸侯不得以天子为祖宗，应该供奉其封国的祖先。应尊崇德昭、德芳的后代，让他们世世代代爵位不降，宋庙祭祀时，让他们列位陪祭，这才是褒扬太祖的正确方法。”后来皇帝就按照刘颁的建议办理。熙宁年间，是王安石变法的岁月。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大量地实行一系列改革变法的措施，如青苗法、保甲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等。在变法进行的过程中，准备改革学校贡举法，而学校贡举的改变，将会影响一大批读书人的前途和命运，于是遭到了包括刘颁在内的一些人的反对。刘颁上疏说：“本朝选举士人的制度，已经实行了近百年，历朝的将相大臣，名公名卿，都是由这种制度选拔出来，而实行新法的人却说这种制度埋没人才，这岂不是诬蔑吗？希望朝廷继续实行过去的学校贡举法，不要轻意变动。”

当时王安石也担任皇帝的侍讲官，请求让侍讲的官员坐着讲课，这也受到刘颁的非难，他上疏认为：“侍读大臣在皇帝面前讲课，不能坐下来讲，而是离开座位，站着讲课，这是古来就有的礼制。王安石让侍讲官坐着讲课，好像是表示皇帝尊德乐道，但这应该由皇帝提出，而不应由臣子请求。”当时的礼官们也都同意刘颁的意见。

刘颁曾经主持考试开封府的举人，在考试过程中，与该院的考官王介因故争执，互相骂詈，被监察御史弹劾而罢去礼院官职。开始，主持变法的吕惠卿任考官时，把支持新法的应试者列在高等，而把不支持新法的人放在下等。刘颁担任考官后，又重新覆核，重新排定名次，因此得罪了支持新法的吕惠卿、王安石等人。刘颁又曾经给王安石写信，信中反对王安石实行新法，论述新法的种种不便，引起王安石的不满，再加上以前的种种过失，一怒之下，王安石把刘颁贬为通判泰州，不久又贬为以集贤接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知曹州。曹州就是今天的山东菏泽地区一带，是盗贼横行的地方，严法重刑也不能制止。

刘颁认为严法重刑并不能制止盗贼，“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到任之后，实行宽惠的治民政策，盗贼也就没有了。不久，刘颁又调任开封府判官，又复出任东京转运使。在任期间，宽厚待人，对部属中才能低下的人也心存仁厚，务为保全。不久，刘颁又调任兖州、亳州三地知州，吴居厚接替刘颁担任京东转运使。吴居厚到任后，严格按照朝廷的法令办事，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而吴居厚又揭发刘颁在任时的种种措施，上奏朝廷，于是刘颁又被贬为监衡州盐仓。

哲宗初年，政局发生了变化，新法被废除了，支持新法的人被贬黜了，刘颁又被起用为襄州知州。不久，刘颁又到汴京担任秘书少监，但地不久，就因病要求辞职，于是朝廷任以直龙图阁的头衔，担任蔡州知州。担任给事中的孙觉、胡宗愈，中书舍人苏轼、范百禄等人上疏皇帝，认为刘颁“博记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数器，守道不回，宜优赐之告，使留京师。”这时，刘颁才到蔡州几个月，又被召回汴京担任中书舍人。任职后即上书请求恢复旧制，建紫微阁于西省。不久，因病逝去，终年六十七岁。

刘颁学问渊博，著述丰富，特别精通史学，对于两汉历史尤其熟悉。因为刘颁精能两汉历史，故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时，邀请刘颁两汉部分的撰写工作，刘颁与司马光等人一道，用了十九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编年体史学名著，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编撰《资治通鉴》的同时，刘颁又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撰写《编年纪事》十一卷，自注是“因司马温公所撰编次”。应该是缩写本之类的书籍，今已不传。

刘颁的著作除了上述的《东汉刊误》、参编《资治通鉴》，另撰<编年记事>外，还有<五代春秋>十五卷，《内传国语》二十卷，《经史新义》七卷，都已经佚失了。存下来的有《中山诗话》和《彭城集》。

刘颁既是一个史学家，也是一位诗人。他一生中曾写下不少诗篇，其中的不少诗篇富有现实主义精神，充满着对国家、民族的关切和对百姓痛苦生活的同情。在《幽州图》一诗中，刘颁写道，“鄙夫平居常叹息，蓟门幽都皆绝域；安得猛士守北方，为排敌人复禹迹。”表达了诗人对燕云失地的关切之情。在《自古》诗中，他对皇帝因嬖幸而封侯加以无情的嘲讽；而在《京北流人》等诗中，对陷于痛苦的流亡生活中的劳动人民则充满了真挚的同情。

刘颁还对诗歌发表评证，写有《中山诗话》，又称《刘贡文诗话》。诗话是我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主要体裁，唐朝末年已经出现这种形式。现在的诗话中，以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司马光的《续诗话》和刘颁的《中山诗话》为最早。《中山诗话》的主要内容是记载当时文坛的一些掌故、趣闻、轶事，如“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条记载，“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乡人有强大年者，续杜句曰：‘江汉思归客’，杨亦属对，乡人徐举‘乾坤一腐儒。’杨默然苦少屈。欧公亦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吏部于唐世文章未尝屈下，独称道李杜不已，欧贵韩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然于李白而甚赏爱，将由李白超卓飞扬，为感动也。”

于此可以了解宋初文坛上存在着宗韩、宗杜、宗李的区别以及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欣赏倾向。在文学理论上，刘颁推重“质愿宏壮”、“含蓄深远”的诗歌，反对为追求平淡而陷入“质多文少”的误区，主张作诗应该除去鄙俗。刘认为作诗的要务是立意，如果立意不高，辞藻再美也算不上上称之作，“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义词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义，翻成鄙野可笑。”

<中山诗话>是成书较早的诗话，因此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粗疏之处。在内容上，除了进行诗歌评论外，还有不少篇幅是记载和诗歌评论、欣赏没有多少关系的朝野轶闻，如“景?中羌人叛”记载，“景?羌人叛，诏遗士献方略，率皆得官，有题关西驿舍曰：弧星荧荧照寒野，汉马萧萧王陵下，庙堂不肯用奇谋，天子徒劳聘贤者。万里危机入燕蓟，八方杀气冲灵夏。逢时还似不逢时，已矣吾生真苟且。”在这里刘颁是讲一首咏怀诗的产生过程，但在记述中就流露出对北宋仁宗皇帝的不满，认为自己“逢时还似不逢时，已矣吾生真苟且。”

在“太宗晚年烧炼丹药”条中记载，“太宗晚年烧炼丹药，潘阆尝献方书，及皇帝升遐，惧诛，匿舒州潜山寺为行者，题诗于钟楼云，‘绕寺千千万万锋，（第二句缺）顽童趁暖贪春睡，忘却登楼打晓钟。’孙仅为郡官，见诗曰：‘此潘逍遥也，告寺僧呼行者，潘已亡去。’”这一段记载透露出太宗皇帝赵光义晚年迷信丹药，让道士炼丹以求长生的历史真象，也是朝廷忌讳的事。

刘颁生性诙谐幽默，说话口不择言，写书撰文也是如此，他的《中山诗话》就是因为在谈论诗歌时顺便把北宋时期朝廷的一些阴暗面给暴露出来，因此当征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下诏禁毁元?党人的书籍时，《中山诗话》也就难逃禁运了。当然《中山诗话》的被毁，除了书中的内容外，作者参加元?党首领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并在政治上反对新法，是一个重要原因。

《东汉刊误》四卷，北宋时刘颁撰写。这部书是刘颁任国子监直讲时撰写的，因为英宗皇帝在阅读<后汉书>时，经常见到垦田字被写成“恳田”，于是下诏国子监刊正。刘颁奏诏刊正，撰成《东汉刊误》四卷，于治平三年（公元1067年）上奏英宗皇帝，受到皇帝的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