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是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黄洋、赵立行、金寿福 。

本书侧重于文明史的视角，以活泼生动的形式叙述了世界古代诸文明及欧洲中世文明的兴衰历程，并揭示其主要特征。作者在充分占有原始文献并吸收海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执教和研究心得，对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进行了系统而简明的阐述。全书辅以近SO幅精美插图以及用于解释专有名词的文本框，章后附有大事年表，书未开列以中文出版的阅读文献，便于学习使用。

本教材供高等院校历史学专业与相关系科教学使用，也是一般读者了解和研究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入门读物。

黄洋，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91年获伦敦大学古典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希腊史研究，在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代表性专著有《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l995年）等。赵立行，1996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中世纪史，尤其专注于欧洲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和文艺复兴史的研究，发表相关领域论文20余篇，代表性专著有《西欧商人阶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转型》（2004年）等。金寿福，1991－2001年就读于德国海德堡大学，2001年获埃及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古埃及史研究，曾多次赴埃及参加考古挖掘和文化活动，在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代表性专著有《法老――戴王冠的人间之神》（2003年）等。

前言

导论 文明的兴起

附 史前历史大事年表

第一编 人类的早期文明

第一章 两河流域文明

第一节 历史发展线索

第二节 宗教与信仰

第三节 文字、文学与艺术

第四节 法律与社会

附 两河流域文明大事年表

第二章 古代埃及文明

第一节 历史发展线索

第二节 法老政治

第三节 宗教信仰与墓葬习俗

第四节 文字、文学与艺术

附 古代埃及文明大事年表

第二编 人类的轴心文明

第一章 古代印度文明

第一节 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

第二节 吠陀文明

第三节 新兴思潮与佛教的兴起

第四节 孔雀帝国与佛教的传播

附 古代印度文明大事年表

第二章 古代希腊文明

第一节 希腊人的神话和早期历史

第二节 希腊城邦制度的确立

第三节 希腊古典时代

第四节 社会、经济与宗教生活

附 古代希腊文明大事年表

第三章 古代犹太文明

第一节 以色列人的早期历史

第二节 以色列人的国家

第三节 早期犹太教

附 古代犹太文明大事年表

第四章 波斯文明

第一节 波斯的兴起

第二节 扩张与帝国

第三节 宗教与艺术

附 古代波斯文明大事年表

第三编 古代帝国

第一章 亚历山大的帝国

第一节 亚历山大东征

第二节 希腊化王国

第三节 希腊化时代的文化

附 希腊化时代大事年表

第二章 罗马的霸业

第一节 罗马建城与王政时代

第二节 罗马共和国：征服与调整

第三节 从共和到帝制

第四节 罗马帝国

附 罗马历史大事年表

第四编 中古文明

第一章 古典文明的挽歌

第一节 西罗马帝国的衰亡

第二节 拜占庭帝国

第二章 西欧基督教文明的兴起

第一节 早期基督教的基础

第二节 克洛维的皈依

第三节 丕平与教皇国

第四节 查理大帝

第五节 分裂与转折

第三章 伊斯兰阿拉伯文明

第一节 伊斯兰教的创始

第二节 伊斯兰教信仰与仪式

第三节 阿拉伯帝国

第四节 阿拉伯文化与教育

第五编 中世纪文明

第一章 庄园与封建制度

第一节 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

第二节 庄园的管理制度

第三节 封君封臣制

第四节 农民的生活

第二章 教会的扩张

第一节 “教权至上论”的形成

第二节 政教斗争

第三节 东西教会大分裂

第四节 异端与宗教裁判所

第三章 社会生活

第一节 贵族制度

第二节 骑士的生活

第三节 婚姻与家庭

第四节 修道生活

第四章 知识生活

第一节 中世纪的教育

第二节 经院哲学

第三节 艺术样式

第四节 文学类型

第六编 中世纪转折

第一章 商业与城市的兴起

第一节 城市复兴的背景

第二节 商人阶层的形成

第三节 城市的地位和管理制度

第四节 庄园的商业化趋势

第二章 十字军东征

第一节 东征前的西欧社会

第二节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第三节 十字军东征的继续

第四节 十字军东征的影响

第三章 王权与教权的盛衰

第一节 城市与王权

第二节 教会的失势

第三节 民族国家的形成

第四节 新文化的萌芽

附 中世纪大事年表

主要阅读书目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前沿报告（2008～2009年度）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研究范围是从人类起源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大历史时代；研究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提供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成果，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和理论价值。同时，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许多当代重大的国际问题和热点问题都应追溯到古代和中世纪历史，因而本学科的研究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研究从史前社会到公元17世纪的历史，学科研究的地域范围主要包括古代希腊罗马、古代西亚北非、中世纪西欧和东欧、古代东亚、古代南亚和中亚，此外，研究领域还包括中西交通史和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等。本报告主要总结了2008年10月至2009年10月在中国大陆出版和发表的有关学术成果。

1、综合性研究

本年度出版的综合性著述主要包括刘增泉的《西洋上古史》1和晏绍祥的《世界上古史》2。刘著以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为主要篇章，介绍了这一古老的文明地区的上古史。刘增泉教授系法国巴黎索邦大学西洋史博士，法国国家高等社会科学院文化史博士，他将法国西洋史的研究路径引入著作当中，一方面可以充当读者学习西洋上古史的教科书，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变中文学界西洋史单方面依赖英美西洋史的研究取向。晏著将世界上古史划分为原始时代、青铜时代、古典时代和古代世界的转变四个阶段，深入叙述人类的起源与世界古代文明的历程，努力揭示古代世界各种文明在不同时期的特征。同时注意描绘世界古代文明的“世界性”，将中国古代文明纳入世界文明大潮之中加以观照。在译著方面较为引人注目的是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主席、著名人类学家，G.埃利奥特·史密斯的经典之作《人类史》的再版。3本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部著作，对原始人的游荡生活、民族习俗、人种的起源、君主制以及神圣的标志、木乃伊与建筑学的早期文明等做了阐述。

在相关学术史和理论研究方面，于沛与周荣耀主编的《中国世界历史学30年》4第一章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所取得的成就，旨在明确本学科今后发展的方向，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是从事相关领域研究和教学的必读参考书。易建平的《从摩尔根到塞维斯:酋邦理论的创立》5检视了摩尔根以后文化人类学的发现直至塞维斯的酋邦理论，认为塞维斯是摩尔根学说优秀的继承者与发展者。

2、古代西亚北非史研究

本年度国内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在古代两河流域史研究领域，刘健利用大量考古资料和早期文字资料，探讨了苏美尔城邦的外在特征、结构特征以及城邦特色，概括总结了苏美尔城邦的基本特征。6袁指挥对阿马尔那时代近东使节的等级、基本素质和外交权限等问题进行了叙述。7李海峰对古巴比伦时期的土地租赁活动和房产买卖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8张文安的《古代两河流域宗教中的生死信仰》9指出古代两河流域先民认为人类的生命是由神创造并为神服务的，人类没有永生，死亡是命中注定的；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名誉和为神服务；人死后亡灵都要进入地下世界，地下世界是黑暗凄凉、阴森恐怖而不值得向往的。这种生命信仰和死亡信仰反映在祭司神学集团编造出的一系列神话、史诗等宗教文学中，二者互为补充，共同发挥着宣扬宗教教义的文化功能。赵克仁对巴比伦医学文化进行了分析。10

在关于古埃及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方面，郭子林在《中国埃及学研究三十年综述》11中对中国埃及学的发展道路做了全景式描述。在古代埃及政治、经济史研究方面，克努霍特普二世自传体铭文形成于古代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被刻写在位于贝尼·哈桑的克努霍特普二世的坟墓墙壁之上，是我们研究古代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地方贵族势力和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郭丹彤根据德·布克的象形文字拓本将其译出，并对内容作了必要的注释。12郭子林的《王权与专制主义——以古埃及公共权力的演变为例》13一文试图通过对王权与专制主义这两个概念的考察，结合古埃及各个历史阶段公共权力的演变，剖析王权与专制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王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发展为专制主义，而专制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又因不同的历史条件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时，他在《从托勒密埃及国王的经济管理透视专制王权》14一文中指出，托勒密埃及的国王拥有强大的经济权威，而其掌握强大经济权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被所有臣民看做是法老的继承者和神之子。他们依靠强大的经济权力和经济实力掌握了全国行政、司法、宗教、军事等最高权力，确保了专制王权统治的建立与发展，使托勒密埃及专制王权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对托勒密埃及专制主义的形成与演变做了深入论述。15曹彩霞和孙永刚的《论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16指出，希克索斯人在吸收埃及传统文化的同时，对埃及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是对埃及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在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研究方面，郭丹彤在《米格都战役·卡代什战役·海上民族入侵——论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对外战争》17一文中指出，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对外战争频仍，尤以第十八王朝时期的米格都战役、第十九王朝时期的卡代什战役和第二十王朝时期的海上民族入侵为其典型战例。这三个战例不仅反映了埃及的对外战争类型、原因和规则，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反映了新王国时期埃及军事力量由盛及衰的演变过程。因此，它们是我们研究新王国时期埃及对外战争的最佳个案。此外，她还就海上民族对埃及的移民及其对近东世界的影响做了多方面的探讨。18

谢振玲、刘文鹏则对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私人土地租约进行了深入研究，19指出与法老时代相比，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土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王国在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存在，公有经济不断瓦解，私田数量不断增加，而私田中的大部分都采取租佃制的经营方式。

在古代埃及宗教、社会文化史方面，学术界注意到了古埃及妇女在神庙中的独特职能和地位，金寿福在《古代埃及妇女在神庙中的职能和地位》一文中指出，从新王国开始，古代埃及妇女，特别是王室的女性在神庙里，尤其是在阿蒙神庙里的地位迅速提高，在第三中间期和王朝后期甚至居于阿蒙神庙的领导地位。不过，这种表面上的显赫是以服务于男性权力欲望和经济利益为前提。史海波、郭丹彤的《从教谕文献看古代埃及伦理教育的传统内容》20提醒学者们通过对教谕文献中的伦理教育侧重点的探讨，可以更为深刻而精确地了解古代埃及人的伦理道德准则以及社会价值取向。护身符是古埃及宗教文化的重要艺术形式，赵克仁的《古埃及护身符的制作原理、分类与文化蕴涵》21对此问题给予了关注。此外，他还分析了形成古埃及艺术风格的地理环境因素，22并对法老艺术形象的成因与功能作了检视。23赵克仁对埃及新王国时期神庙的功能与作用做了分析。24王海利在《古代埃及社会观简论》25中提出寻求社会和谐是埃及文明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在译著方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富兰克弗特的《近东文明的起源》26。此书系统论述了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史学界对古代近东研究的状况，进而分别论述了古代近东两个文明地区（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早期文明以及城市的出现，最后论述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埃及文明的影响。　3、希腊、罗马古代史研究

这一研究领域仍然是本年度世界上古史研究的重点所在，相比其他研究领域，具有论题集中、观点鲜明的特点。黄洋、晏绍祥的《希腊史研究入门》27从古希腊史的概况、研究史、经典著作、基本史料、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系统介绍了这一专门领域的基础知识。

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为主要的参照，对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研究的思想来源、贡献及特色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总结和评析。王志超评述了以研究雅典民主政治而著称的美国著名的古典学者约西亚·奥伯的主要观点及其学术特点。31祝宏俊介绍了当代西方（英、美）斯巴达研究的趋势。32陈德正论述了晚清教育中的外国历史课程与希腊罗马史，33魏凤莲则对近年来国内古希腊民主制研究进行了学术总结。34

希腊城邦问题依然是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杨共乐对古代希腊城邦特征进行了探析。35李慎令、贾文言则指出，城邦既是一个以公民权为核心的公民集体，也是一个包含奴隶、外邦人、外侨在内的社会。在城邦的这一特性下，雅典社会的经济性质则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36张康之、张乾友在《变形的镜像：学术界对古希腊城邦生活的误读》37一文中驳斥了学术界将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作为公共生活理想形态的惯常看法，指出将城邦生活视作现代公共生活的原型是不正确的，城邦生活只是一种共同生活的形态。

关于雅典民主政治问题，李尚君论述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激进民主制”。38作者从当时雅典的历史语境出发来分析当时民主政治的性质，指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激进民主制”是社会危机中的一种极端状态，可能导致此状态发生的某些基本特征的确存在于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现实之中，雅典人将这些特征予以制度化，使得当时的民主政治尽管没有进入极端危机状态，但也明显表现出激进性质。李艳辉指出扼杀精英是古代雅典民主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而民主政治中无休止的派系斗争则是精英遭到扼杀的深层原因。39虞崇胜、杨刻俭分析了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地缘因素。40邵欣欣、郭小凌对雅典政治制度中的“Ostracism”一词进行了考辩，41指出“陶片放逐”的译法比“贝壳流放”更加合理。雅典的陪审法庭创建于梭伦改革时期，最初附属于公民大会。张春梅对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陪审法庭的变革进行了形式和性质上的分析。42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一直存在“民众的统治”与“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蒋保的文章《民众的统治抑或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寡头统治?——雅典民主政治新论》43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与民众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结论：雅典民主政治既非“民众的统治”，也不是“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而是民众与政治领袖的共治，民主政治权力为民众和政治领袖所共享。祝宏俊则通过与雅典等希腊其他国家政治制度的对比，对斯巴达的王政及其特征进行了总结。44

在古希腊经济史方面，晏绍祥对颇有争议的古风时代希腊社会经济进行了探讨，45认为人口的增加、生产技术局部的变革、地中海地区贸易联系的恢复，表明古风时代的希腊经济确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希腊本土若干工商业中心的出现，显示贸易和手工业对于希腊城邦的形成仍有所贡献。不过古风时代希腊的经济无论与工商业的联系多么密切，仍是农本经济，与近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有本质的区别。祝宏俊对古代斯巴达的土地占有稳定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46分析了古代斯巴达土地制度中包含的稳定性因素和不稳定性因素。

在希腊各城邦关系问题的研究方面，张强对十篇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法令铭文进行了译注，47这些铭文集中反映出作为盟主之邦的雅典在政治、经济及司法等诸多方面对盟邦主权的肆意践踏，是解读该时期雅典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徐晓旭的《腓利二世-霸权与泛希腊主义》48所研究的问题是马其顿腓力二世谋求希腊霸权的行动与泛希腊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冯金朋在《试论彼奥提亚统一运动》49一文中论述了彼奥提亚统一运动的特殊性及其曲折道路。

在古希腊社会文化史方面，吴晓群著《希腊思想与文化》50具体论述了个人的诗歌与公众的戏剧、贵族生活的范式及其变形、体育赛会的由来及其内容、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与思想等内容。此外，他还论述了荷马史诗对希腊人及其文化的影响。51王邵励的《奥林匹亚公祭竞技会的勃兴背景：一项历史学的综合考察》52指出，古竞技会的勃兴，体育竞技联袂于泛希腊节庆，反映了长时段的古希腊宗教文化积淀的成果，顺应了古希腊世界一体化的社会发展趋势，昭示着城邦公民政治崛起的新的历史转向。裔昭印以古希腊著名女诗人萨福为例，分析了古希腊时期同性恋由褒到贬并最终被社会舆论所否定的历程。53魏凤莲重新解读了古希腊宗教神话中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的关系。54崔丽娜在《试析希腊化宗教中的东方传统》55一文中认为，希腊化宗教是希腊因素与东方因素融合的结果，其中东方因素更为突出。祝宏俊的《古希腊节制思想》56是国内学术界对节制美德进行专门的研究的首部作品，作者充分利用了古希腊神话、文学，尤其是哲学方面的资料，将古希腊的“节制”思想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认识。苏振兴总结了古典时代希腊人教育思想的转折的多方面因素。57徐浩在《论古代希腊历史批判方法的演进》一文中指出，古代希腊历史写作长期以来等同于神话传说和史诗。但自公元前6世纪起，古希腊人的历史写作具有了一种求真精神，开始了历史批判方法和历史学的孕育阶段；希罗多德以探寻的方法进行历史写作，从而使历史批判方法和历史学进入萌芽阶段；修昔底德则将历史批判方法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历史批判方法和历史学最终形成。58李尚君通过对希罗多德《历史》起源问题的分析，试图考察历史学与生俱来的某些特性。59

关于希腊史的译著在本年度也新品迭出。古代名著的出版品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郭霞翻译的《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60。该书是目前在埃及发现的最有价值的纸草文献之一，涉及的是公元前五世纪末至前四世纪初为学界所普遍关注的历史。它包括开罗断片、佛罗伦萨断片和伦敦断片三部分，因其全部发现于埃及的奥克西林库斯，并且都为古希腊历史之记载，内容上又彼此相联系，故而校勘者合称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对近代以来希腊史研究成果的引介上，晏绍祥翻译了英国人默里的《早期希腊》61，王大庆翻译了布克哈特的《希腊人和希腊文明》62。

关于古罗马史的学术史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晏绍祥介绍了20世纪初以来西方学术界有关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特点的争论。63王双洪探讨了生活年代相距甚远的奥古斯丁和孟德斯鸠关于罗马异教问题的一场辩驳。64

在古代罗马政治、军事史研究方面，学者们不断开拓出新领域。熊莹以公元20年的皮索案为例，分析了“除名毁忆”与罗马元首制初期的政治文化的关系。65文章结合“除名毁忆”历史的梳理与贵族文化内涵的挖掘，通过新发现的元老院法令铭文，对公元20年的皮索案进行了深入剖析，可一窥元首制初期的政治文化。对皮索的惩罚展现了一个人身后之名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家庭的现实需要。贵族家庭在创造、维护和控制家庭成员在公共记忆中的主动角色方面得到了官方的充分认可，家庭的主动“除名毁忆”构成了贵族阶层自我保护机制的核心。宋立宏以罗马不列颠为中心，分别探讨了行省中的罗马军队问题66和罗马帝国的地方政府问题。67张晓校考察了罗马军队与帝国边患的关系。68公元3世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帝国的政治体制完成了从元首制向君主制的转型。王振霞的论文对这一政治体制的变革进行了论述。69

学者对古罗马文化史也给予了很大关注。蔡丽娟总结了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文化特征。70禹群英指出了图书与古罗马文化发展之间的怪圈。71王成军将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与司马迁的传记史学观念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72梁洁的专著《撒路斯特史学思想研究》73论述的是罗马共和时期的一位史家——撒路斯特和他的两部作品《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本书指出撒路斯特以小见大的选材、客观的写作特点和朴实的文风都是后来学者对他评价颇高的原因。冯洁音翻译的《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74系统梳理了希腊史学、希伯来史学与波斯史学之渊源以及它们各自的特点。姬庆红论述了古罗马教仆统治阶层的子女教育、平民甚至奴隶儿童的初级教育所做的贡献。75晏绍祥在《波里比阿论古典罗马共和国政制》76一文中重点探讨了波里比阿有关单纯政体产生、堕落和循环的理论，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他关于罗马共和政体乃混合政体、混合政体相对稳定的观念以及混合性质在罗马政体中的具体表现，并对波里比阿的理论与罗马共和国政治实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指出波里比阿理想化的论述与共和国的实际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此外，杨俊明、尹宁对共和前期古罗马公民的职业道德做了考察。77宫秀华、孙敏分析了罗马—高卢城市兴起的因素。78邹芝在《试析共和向帝制转型时期的古罗马婚姻》79一文中指出，在转型时期，古罗马人的婚姻由“有夫权婚姻”向“无夫权婚姻”过渡，婚姻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但从实质而言，没有大的变化。在罗马人的婚姻中，重要的既不是爱，也不是欲望，而是忠诚。婚姻的实质就是生育合法的罗马公民，以巩固和延续帝国的统治。曹振宇总结了古希腊罗马科学技术的成就及影响。80王鹤对“罗马化”问题做了简要论述。81杨师群对两周秦汉与古希腊罗马的工商业进行了比较研究。82

4、古代东亚史研究

王仲殊与王巍从考古学角度分别对埼玉稻荷山古坟铁剑的铭文与日本埼玉稻荷山古坟和埼玉古坟群进行了详细考察。83另外，王仲殊在《考古》杂志发表了论述日本高松冢古坟年代及所葬何人问题的文章。84作者重申，高松冢古坟的海兽葡萄镜在大小、形状和装饰上和中国唐朝首都长安东部郊区的独孤思贞墓的海兽葡萄镜是“同范镜”。由于独孤思贞墓安葬在公元698年，根据他的墓志铭，可以推断这面海兽葡萄镜是被702年进入唐朝的第七次遣唐使于704年带到了日本，不久便归忍壁亲王所有，忍壁亲王于705年5月去世，此镜乃被作为随葬品而纳入其墓中。韩宾娜在《藤原京迁都与日本律令制的中央落实》85一文中指出，日本对唐朝律令制的切实导入，与藤原京迁都相与表里。在此过程中，宫都空间布局、官僚机构组织和土地所有制形式，都首次以整体面貌在日本的中央得到确定的落实。当人们去追究日本何以会如此热衷唐制导入的动力原因时，日中之间古已有之的竞争关系，则为人们认识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徐建新的《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的分期与编年方法》86一文以数十种传世的好太王碑拓本为资料，对拓本的分期和编年方法问题做一番探讨，并采用了一种新的更为接近真实的拓本编年方法。拜根兴研究了唐高句丽遗民问题。87他根据已发现的高句丽遗民墓志铭及相关遗迹遗物，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比较，探讨了高句丽遗民遗迹遗物的现状、分布、收藏地点，以及研究的意义。张春海的《论高丽在刑罚适用上对唐制的变通》88将高丽和唐朝的刑罚适用问题进行了对比，概括为四种情况：唐的刑罚重而高丽轻；唐的刑罚适用标准严而高丽松；高丽对唐的刑罚进行了改造并和其固有的刑罚同时适用；高丽在实践中有一套广泛适用的耻辱刑系统。

元帝国（1271-1368）时代的高丽是韩国历史上所谓“国难之时代”，作为元帝国的附庸，高丽不仅要向元朝纳贡称臣，还要随时满足元朝提出的各种临时性要求。作为附庸与宗主国关系的延伸，高丽成为元帝国发配犯人重要的域外流放地，其中大青岛的地位颇引人注目。权五重的文章89主要关注了流放形态、流放对象在不同时期呈现的特征，以及大青岛在元代诸多流配地中占有的位置，流配于此的人物等问题。刁书仁关注的是朝鲜王朝对中国书籍的购求及其对儒家文化的吸收问题，90文中指出，朝鲜王朝从中国获取书籍的数量、种类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其从明朝获取书籍的途径一是由明廷赐给，二是由使臣在市场购买。与此同时，朝鲜王朝也重视对引进书籍的印制和传播，努力吸取书籍中蕴寓的思想理念、行为规范，从而使儒学在朝鲜半岛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孙卫国以《皇明通纪》及其续补诸书为中心考察了其对朝鲜的影响。91

从观念史的角度，翟意安对古代至中世纪日本人中华观念的演变进行了考察。92许晓光论述了近代早期日本等级制度和特权观念的变化。93韩东育从文化角度检视了“武士道”死亡价值观。94徐静波考察了大航海时代以后日本人对外界与自身的新认识。95对日本朱子学的研究则以陈景彦、王玉强的《禅儒一致构造与中世日本朱子学》96和《浅析伊藤人斋的朱子学观》97以及唐利国的《论日本近世前期山鹿流兵学的确立——以山鹿素行的朱子学批判为中心》98为代表。

此外，王军对日本庄园公领制进行了初步探讨。99吴佩军、尤建设对日本德川时代朱印船贸易发展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考察，100周爱萍同样关注的是德川时代的经济，重在考察三货制度下的货币流通问题。101　5、古代中西交通史

Soter Megas问题由来已久，杨巨平根据近年新发现的碑铭钱币资料对此做了辨析。109 文章认为Soter Megas确实既非《后汉书》中的阎膏珍，也非“Rabatak铭文”中的Vima Taktu，而是那位受命于阎膏珍去“监领”“天竺”的将军。黎道纲的《参半国不在文单西北辨——论参半在尖竹汶》110根据泰国的考古发现，发现尖竹汶帕涅古城的地理环境与《太平御览》有关参半的记载十分一致，尖竹汶府帕涅古城正是参半国所在。何平对柬埔寨古代社会的演进及其特点做了探析，111指出柬埔寨历史上并没有过一个奴隶制占主导地位的奴隶社会时期。　7．古代非洲史研究

许永璋对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中记载的“麻那里”进行了考辨，112指出它不是澳洲北部达尔文港以东一带，也不是肯尼亚的马林迪，而是坦桑尼亚的松戈·姆纳拉岛。

⒈ 综合性研究

学者们对涉及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怀有浓厚兴趣。孟广林对西方史学界关于中世纪英国“宪政王权”问题进行了考量。113文章指出，在西方政治史领域，中世纪英国的“宪政王权”一直是欧美史学家探讨和争论的热点。近些年来西方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早已颠覆了流传甚广的习见和程式化的表述。其中最突出的是“宪政王权”的相关研究，包括何谓“宪政王权”、“宪政王权”的起源、议会与国王权威的关系以及“1399年革命”和“兰开斯特宪政主义”。张淑清评述了国外关于古代、中世纪犹太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情况。114刘新成论述了全球史观下如何进行近代早期世界史的编纂问题。115刘明翰则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研究情况做了归纳总结。116倪世光梳理了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骑士研究。117陈日华介绍了关于中古英国地方自治及地方主义的研究状况。118高铁军分析了近几年中国世界中古史学科的研究现状。119徐煜、高志平对西方学界关于近代早期英国宪政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120李彦雄分别介绍了国外学者关于英国自由农民问题的研究情况121和西方关于中世纪晚期英国自由农发展地区不平衡的几种解释。122张炜对中国著名欧洲中世纪史学者阎宗临的学术成就及其文化史观做了分析。123同时，对西方史学界近十年来关于近代早期印刷出版史的研究动向进行了介绍。124

在世界中世纪史的著述方面，主要包括谢丰斋编著的《世界中古史：公元5—15世纪的古代世界 》125和刘增泉的《西洋中古史》126。除此之外，多以译著为主。其中主要有郭方、李桂芝、张炜等翻译的《剑桥插图中世纪史：1250—1520》127，涉及中世纪的结束、危机时代、瘟疫、饥荒、国内冲突，并且在最后几个章节论及欧洲强有力的经济和殖民扩张、文化复兴和宗教改革。另外，范勇鹏翻译了《不列颠人传说和历史》128，肖明翰翻译了英国人布莱尔的《盎格鲁-撒克逊简史》129，陈默翻译了蒙茅斯的杰佛里所著《不列颠诸王史》。130　⒉ 欧洲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史

本年度发表的成果规模空前，达数十篇之多，显示出中国学者极为浓厚的研究兴趣。“封建”的概念及其意义始终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侯建新131和侯树栋都对此问题给予了关注。在《论三大封建主义概念》132中，侯树栋分别对狭义封建主义、广义封建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三大封建主义概念都有各自的学术功用，它们为认识前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无需再以“封建”的本义否定这个词的其他含义。徐煜考察了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宪政斗争，指出中等阶层的壮大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是这一时期英国宪政斗争的根本原因。133王权问题也是中世纪史的核心问题之一。蔺志强以亨利三世时代早期为主考察了中古英国的幼主托孤与王权运作之间关系。134于洪的《论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135指出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主要包括王权的合法性、国王的权能以及王权的有限性等三个方面，逐渐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反抗王权、争取权利和自由的旗帜，从而演变为英国近代宪政发展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

在土地制度研究领域，赵文洪的《公地制度中财产权利的公共性》136认为公地制度下财产权利的公共性，既表现于公地共同体在对外关系中，集体地拥有和行使财产权利；又表现于共同体成员之间土地财产的混合，以及全体成员行使财产权利方式的集体性。陈日华考察了中古时期英格兰王室森林问题。137石强注意到了英国都铎时期土地占有权的流转问题。138

在宗教问题领域，李隆国从奥罗修论战争、奥罗修论和平和奥罗修的文体与中世纪史学三方面论述了奥罗修与基督教史学的转型。139李建军分析了西欧中世纪教会和修会对妇女修道的矛盾态度及其思想根源。140黄玉婷、张凯斌的《柏拉图主义在奥古斯丁神学体系中的作用》141一文强调了柏拉图主义及其以后的新柏拉图主义对构建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影响。通过吸收、借鉴、改造这两种学术流派的相关核心理论，奥古斯丁使两种分属不同时段的历史思想之间实现了嫁接与融合，从而推动了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神学向着理性哲学方向的发展。田婧将目光聚焦加洛林王朝时期的爱尔兰僧侣，从多个角度指出了其这一时期文化复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42李勤的《中世纪西欧神权统治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影响》143认为，中世纪西欧神权统治不仅使西欧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分立的二元权力体系，对西欧的王权也有很大的限制作用，还便利了西欧各国民主力量的产生与壮大，基督教本身也蕴涵着民主的精神内核。

在对经济、商业问题的研究方面，马克垚对前工业社会中西经济周期性升降进行了比较研究。144谢丰斋的《13世纪英国庄园农业“商品化”刍论》145对13世纪以来英国庄园农业中出现的“商品化”趋势做了解读。刘景华、宋家臣考察了意大利商人在英国中世纪晚期经济崛起中的作用。146刘景华、徐艳丽强调的是英国崛起中的尼德兰因素。147杨师群对中世纪中西方国家税权制度做了比较。148柴彬考察了英国近代早期国家管制对物价的调节作用。149张殿清、王玉亮将16世纪明朝财政供养率与英国都铎王朝进行了比较，150指出16世纪明朝的高财政供养率阻碍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都铎王朝的低财政供养率则促进了英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成功转型。朱明在《16世纪西欧“价格革命”新探》151一文通过对气候和人口、商业和市场、信贷发展几个因素的考察，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解释，指出价格革命有更复杂的背景和原因，这些多元因素与价格运动相互作用，影响了欧洲近代早期的经济发展道路。于民针对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一些关于圈地运动和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性问题的研究趋向，提出圈地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主要是牧羊业自身的生产特点及其所决定的远比种植业要高得多的丰厚利润等观点。

法律问题是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一环。赵立行的《查理大帝“法令集”浅析》152指出，法令集是查理大帝改造旧有法律、制定新法律规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成果，也是查理大帝维持皇权至上、确立基督教和庄园经济模式的重要一环，对维护查理大帝的统治、保持加洛林帝国的稳定以及整合不同文化和势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程汉大在总结了近代早期英国法制发展历程侯认为，政治与法律的良性互动是英国法治道路成功的根本原因。153陈志坚的《为他人的利益而占有财产——中世纪英国的地产托管、封土保有与家产继承》154一文指出，流行于中世纪英国的地产托管（uses）是地产主在实践中创设的一种地产处置手段。这种源自“现实需要”的地产处置手段与体现地产主阶层整体利益的普通法继承规则旨趣不同，二者是规避与被规避的关系。在教会法庭、大法官庭的支持下，前者挑战后者，并迫使后者妥协，承认地产托管的合法性，从而形成了地产托管制大行其道的局面。这标志个体地产主在摆脱土地上的各种封建束缚、争取对土地的自由处置权的过程中取得了初步胜利。在另一篇文章中，他通过对中世纪英国财产继承制度的考察，同样指出在主流的普通法继承规则之外，英国还存在诸多非主流因素，有效地平衡了家庭成员的继承份额，协调了个体封建主和封建主阶层的整体利益，匡正了不合时宜的普通法继承规则。155

在社会史方面，李桂芝的《贝居因运动——性别视角的历史考察》，156从性别构建的角度对贝居因运动的历史发展进行考察，指出这次运动打破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性别定位，女性不再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从而赋予妇女在当时所能享有的最大的自由和独立。黑死病期间,“投毒说”的流行在西欧引发了对犹太人的迫害狂潮，高建红的《浅析西欧黑死病期间的“投毒说”》157对此给予了关注。莫玉梅则对英国犹太财政署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158刘林海的《从互惠到利他——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济贫观念的变化》159一文认为，宗教改革时期的济贫改革是近代欧洲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基督教的济贫观念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传统的以互惠为主要特征的功利性救济观转为以强调爱，即上帝之爱和基督徒之爱为主要特征的利他性救济观。救济不再是为救赎准备条件的手段，而成为责任和义务，是基督徒身份的主要标志。宗教改革与这种观念的形成关系密切。陈勇的《咖啡馆与近代早期英国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话题的历史管窥》160以近代早期英国的公共领域为对象，以咖啡馆为切入口，联系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历史考察，并就咖啡馆公共领域的平等性和咖啡馆与社团的关系问题作了辨析。刘淑青在对近代早期英国猎巫运动中的妇女的考察过程中强调了猎巫与性别的紧密联系，可看作是女性之间的一场斗争。161张佳生对近代早期英国的乞讨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162刘涛阐述了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济贫法的演变。163徐华娟以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富裕农民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其教育状况、公共政治生活和消费水准问题做了探析。16416世纪英国社会奢侈之风盛行，谭赛花的《16世纪英国抑奢法对服饰的管制》一文对此进行了考察。165郭华的《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休闲生活考察》166从乡村的礼庆娱乐和宗教节日娱乐两方面进行了考察，探讨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休闲生活状况，透视出英国社会的变迁。

在文化史研究领域，具体到文艺复兴史研究方面，朱孝远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政治思想的变化，167旨在折射出不同时期公民参政的目标和要求。卢少鹏、杨芳论述了马基雅维里的共和主义政治观。168裔昭印的《从法律看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妇女的地位》169以社会性别的视角，从法律方面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妇女的地位作了探讨。刘广明指出了中世纪大学的学术自由具有的矛盾二重性：学术活动主体的独立性与依附性之间的矛盾，学术权力使用的严肃性与随意性之间的矛盾，学术活动的多样性与学术活动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学术活动的目的性与工具性之间的矛盾。170邹薇总结了14、15世纪英国修道院编年史的写作特点及演变趋向171，指出这一时期的编年史家将史料选用范围拓宽到世俗世界，采用新的写作手法，他们的史学思想也有所转变，使修道院编年史的著作结构和写作体例发生了新的变化。朱文富、王凯强调了西欧中世纪修道院的抄写室为古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播作出的贡献。172王建妮考察了亨利八世时期人文主义向英国大学渗透的情况。173周春生提出了对莫尔乌托邦政治理念的新认识，174认为学人不应当用空想来替换乌托邦概念，事实上莫尔的乌托邦是包含诸多现实内容、诸多现实矛盾的理想政治社会。张炜、郭方的《语言、印刷媒介与近代早期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175以16世纪印刷出版的英语印刷媒介为研究对象，从多个方面探讨了其在英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吴莉苇以对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16至18世纪西文中国地图藏品的分析为基础，论述欧洲近代制图史上3种中国地图绘制模式的特征及其变异，以及此种继承性与变异性与近代早期欧洲人中国观的关系。176

⒊ 俄罗斯与拜占廷问题研究

吴舒屏从文化角度对东正教形成原因做了新的探析，177文章认为对东正教的形成而言，各种纷繁复杂的神学争论是与政治因素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致成因素，其存在的依据及内在动力即是西方长期对立的拉丁文化传统与拜占庭文化传统。

王振海则梳理了俄罗斯民族选择东正教的历史渊源。178

4．阿拉伯史研究

周放的《征服与被征服——解读“舒欧比亚”》183通过对“舒欧比亚”的解读，指出了世界史上一种罕见的“例外”：被征服者不仅接受了征服者的伊斯兰教信仰，而且还接受了后者的语言，尽管前者的文化要比后者先进得多。这也就凸现出伊斯兰教与阿拉伯语本身的某些“优点”。祁学义考察了爱资哈尔大学的教育和学术功能。184谢南斌、蓝祥龙的《中古时期阿拉伯教育与东西方文化交融》185指出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中世纪阿拉伯教育对东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阿拉伯科学形成的过程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大融合的过程，该文从研究中古时期阿拉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百年翻译运动入手，探讨中古时期阿拉伯教育对促进中西文化交融的作用。另外，苏丹学者贾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和中国学者史月共同完成了《中世纪阿中文明对话及其缘起》，186以阿拉伯文、中文文献及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唐朝至明朝期间阿中友好往来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许晓光挖掘了赫勒敦史学研究中的唯物论思想因素。187

综上所述，2008—2009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力量大大增强，成果数量显著增加。在研究选题方面，对古代政治制度、文明发展、封建制度、文艺复兴等问题继续给予关注，同时，也出现了一批角度新、材料新、观点新的研究成果，集中表现在：一、更加注重利用网络资源搜集新史料，在某些专题领域做了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二、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除了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外，学者们将更多目光聚焦于社会文化史方面，涌现出大量选题新颖的论文；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努力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对于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大量引介和评述。

总之，中国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种种困难与不足依然很突出，值得研究者深思。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基础一直是十分薄弱，这一基本态势在新世纪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人才培养、资料积累、学术交流等方面仍有很大的不足。例如，欧洲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仍以西欧为重点，而对东欧和欧洲以外地区的研究极为匮乏。另外，在研究创新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和误区，比如，忽视对历史理论和长时段历史发展规律的关注和研究；一些研究选题过于概念化和程式化；不重视研究资料的全面收集和深入分析；很多观点仍沿袭旧说，不能将问题引向深入。一些研究盲目求新求变，不能正确把握学术创新与学术积累的关系。还有的研究过分强调现代性取向和现实关怀，逐渐背离了历史研究的真谛，忘记了历史学者应当坚守的阵地，忘记了应当从一点一滴的实证研究做起，用具体的、现实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只用轻率的逻辑推理就构建起涵盖古今的大结论。受社会上急功近利的风潮一些，一些学者对学术研究成果所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估计严重不足。以上种种不足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不断予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