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某项内容为中心而编成的一期报刊。[special issue] 专门报道、论述、研究某一主题的某期报刊

许杰 《鲁迅与蒋径三》：“那是由我主编，汇集了一些朋友的纪念文章，借当时 杭州 出版的《晨光》半月刊，出版了一期 蒋径三 纪念专号。” 孙犁 《澹定集·序》：“前些日子，我见到他寄来的两本诗专号。”

期刊的收藏——毫无疑问——能搜集全套是上上大吉，当然由于年代已久，佚失很多，要想获得全套是一大奢望。那么，退而求其次，就是“收藏期刊，从头（或尾）开始”，搜集创刊号、终刊号和复刊号之类，再退一步，期刊还有新年特大号，周年纪念号等，这些都是一份期刊中很有意义的“里程碑”。如果把一份期刊比作一条以创刊号为起点到以终刊号为终点的道路的话，那么，除了中间的这些里程碑外，路途中还会有一些小的标志，或者说是站点，那就是期刊的专号和特辑。笔者认为，如遇到这样的专号和特辑，收藏者切不可轻易放过。

所谓专号，即某一期杂志为它的内容规定了一个范围，里面所有的文章都在此范围之内，这样的一期刊物就是专号。一般来说，这样的编辑方法体现的是编辑者的意图，是通过约稿而完成的。当然也有范围比较宽泛的，如文艺专号，所收的文章都是文艺性的，这种杂志往往是综合性的，它觉得各类文章混杂在一起，显得很乱，就过一段时间，出一期文艺专号，调剂一下读者的口味。更多的情况是，编辑者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使一期杂志成为某一方面专门性文章的汇编。譬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叶有一种小品文半月刊——《谈风》，由海戈和周黎庵（周劭）主编。

这本期刊几乎一开始就出专号，如湖南专号、南京专号、苏州专号等。这里不妨来看看《谈风？南京专号》（1936年1月25日）所收的有关南京的篇目：《我的京寓》（姚颖）、《中山陵与明孝陵》（曙山）、《南京的留学生同学会与社交界》（华五）、《南京的骨董迷》（方令孺）、《秦淮的今昔》（莫一钧）、《夫子庙与玄武湖》（章伯雨）、《国都的南京》（文高）、《陪都事变后之首都》（苹等）、《秦淮的歌场》（海若）、《南京的女人》（树三）、《南京的学校与学生》（苹等）、《南京的衣食住行》（清水）、《南京的特产品》（钱无敏）、《冠盖京华中的旅馆》（荆有麟）、《南京的官气》（马敬文）、《漫话南京》（白茵）、《南京的私娼与棚户区》（抄余），凡十七篇之多，六万字以上。只有三处与南京无关，那是《谈风》的固有栏目：半月志异、长篇创作连载及书评？幽默文选，所占分量极小。前两年刮过一阵编辑关于名城的近现代散文选集，我发现编者能在这类专号里挖掘的很少，事半功倍而不为，说明对于民国期刊含金量的认知还远远不够。

所谓特辑，就是一本期刊中拿出一部分篇幅来刊登某一方面的专文，比起专号来，特辑分量较少，往往以“应时”为目的，如《人间》第二期有个“春的特辑”，占十页不到；有时候却为了一个突发事件（因为期刊不如报纸对新闻时效反应迅速），为了引起轰动就临时抽换，出上一个特辑，就好像报纸的《号外》；也有为了表示对某人的纪念，专门出一个特辑的，如《文讯》月刊第九卷第三期（1948年9月15日）就出了一个《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辑》。

《文讯》月刊是文通书局（创办人华问渠）出版的一个以社会、政治、哲学为主的综合性刊物，诗人臧克家主编，一般在半年左右出版一期《文艺专号》。《文讯》每期60页，追念朱自清的特辑收有朱自清的遗像、手迹和别人的纪念文章，共占了三分之二，写纪念文章的有：郭绍虞、郑振铎、叶圣陶、冯至、魏金枝、许杰、青勃、杨晦、朱乔森、李长之、吴组缃、刘北汜、杨振声、王瑶、徐中玉、牧野、余冠英、渐离、穆木天、王统照、任钧、郑敬之。从这一排响当当的名单中可以看出编辑者对已逝者的敬意与追悼。无疑的，有着这样的特辑的期刊是史料性与文献性很高的，也是期刊收藏中的“珍物”。

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文学译介在中国乏善可陈。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对美国文学的认识，即认为“真正的”“美国文学”其实尚不存在，有之，顶多算是英国文学附属品(参阅曾虚白《美国文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30年代后情形大不同。美国文学的世界声誉大增，辛克莱·刘易斯、尤金·奥尼尔和赛珍珠先后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界对美国文学的评价也随之有了很大的提高，译介陡然增多。据统计，1919至1927年间，译介的美国文学总数为24部，1928、1929两年间译介美国作品就有24部。进入30年代后，每年的译介数量多在二三十部，40年代中后期更多至每年四五十部(参见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第64、65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据该书统计，1919~1949年，我国共翻译美国文学作品617部，占所译外国文学总数的近14%)。这样一个译介过程，建构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美国文学史”，也隐含了当时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某种构想。其中，《现代》杂志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就是一次集中的美国文学译介，并将其构建为带动世界文学发展的“新传统”。

1934年10月出版的《现代》杂志五卷6期为“现代美国文学专号”。这个“专号”其实是一部相当完整的“现代美国文学史（论）”，主要收有《美国小说之成长》（赵家璧）、《现代美国的戏剧》（顾仲彝）、《现代美国诗坛概观》（邵洵美）、《现代美国的文艺批评》（李长之）等文体论；以及关于白璧德、琉维松、卡尔浮登、杰克·伦敦、曷普登·辛克莱、德莱塞、刘易士、奥尼尔、庞德、海明威、帕索斯、福克纳等人的作家（批评家）论。此外是译文，上述各家均有作品选入，分门别类排列于小说、剧、诗、散文各文体中。最后还有资料性的《大战后美国文学杂志编目》（毕树棠）和《现代美国作家小传》（薛蕙），及十多条补白“现代美国文艺杂话”。

《现代》杂志的这个“专号”，其实本来是系列译介外来文学的计划之一。而之所以以美国文学为开端，“专号”《导言》是这样解释的：

这一种先后的次序，固然未必是包含着怎样重大的意义，但究竟也不是太任意的派定。首先，我们看到，在各民族的现代文学中，除了苏联之外，便只有美国是可以十足的被称为“现代”的。……被英国的传统所纠缠住的美国是已经过去了；美国，是在供给着到二十世纪还可能发展出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学来的例子了。这例子，对于我们的这个割断了一切过去的传统，而在独立创造中的新文学，应该是怎样有力的一个鼓励啊！

表彰“现代”，自然是《现代》题中应有之义。值得关注的是这里将美国文学之“现代性”与其“民族性”/“独立性”/“创造性”的通约。

“专号”格外强调现代美国文学不仅彻底摆脱了英国文学传统的束缚，而且是与英国传统相对立的。赵家璧对美国小说家的评论非常典型。他讨论马克·吐温的幽默：“在丰足而快乐的美国西部所产生的那种轻快诙谐的美国幽默，是和英国传统根本相反，而早被勃列特·哈特称为美国文化所产生的第一颗美丽的果实的。”谈德莱塞：“第一个不承认在美国的文学中有所谓英国传统的存在。在他的作品中，不但充满了美国味的背景，行动着典型的美国人物，并且追随了费特曼和马克·吐温，在文字上也逐渐养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国格调。”谈福尔克奈（福克纳）：“福尔克奈的散文，正像美国的文化一样是受了许多外来的影响而产生的另一种东西。他应用简单的字汇，写得独创而特殊，流畅而美丽。许多对话是黑人的，这些黑人的对话是每部书中最美丽的一部分，而在对话以外，更混杂许多黑人口里所说的那种不合英国文法的话，有时更发明许多像德文般用许多字拼合而成的新字。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更把对话、心理描写拼合在一起，这一种形式上冲破英国束缚的勇气，比海敏威和安特生的更值得纪念。”(赵家璧《美国小说之成长》，《现代》五卷6期)

这种彻底摆脱了英国文学传统的“独立的”美国“民族性”，同时意味着巨大的文学创造性，而正是这种创造性，使得美国文学成为带动世界文学发展的“新传统”，重新规划及整合文学格局。因此，“专号”里有不少这样的判断：“文学上的象征主义以及这一系列的其他新兴诸运动，主要的虽然是法国的产物，但是根底上却是由于美国的爱伦·坡的启发。”“革命的诗歌，甚至连最近的苏联的诗歌也包含在内，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渊源于美国的恢特曼。”尤其对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专号”指出：“在世界的左翼文学都不自觉的被苏联的理论所牢笼着，支配着的今日，只有美国，却甚至反过来可以影响苏联。且不论辛克莱一班人所代表的大规模的暴露文学为苏联所未曾有过，只看新起的帕索斯的作品在苏联所造成的，甚至比在美国更大的轰动，就已经够叫人诧异了。美国的左翼作家并没有奴隶似地服从苏联的理论，而是勇敢的在创造着他们自己的东西。”由此，“专号”整理出美国文学的“精神”所在：“我们所要学的，却正是那种不学人的，创造的，自由的精神。”(参阅《导言》)这一对美国左翼文学的表彰，在今天看来，不能不说包含着“《现代》群体”对于20年代末“革命文学”倡导以来中国左翼文学及其理论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