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一少”指1962年上半年，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建议，后来被概括为“对帝修反要和（三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一少）”。

经历三年困难局面后，中共中央决定为了渡过难关，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该年年初召开中央扩大的“七千人会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62年2月27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征得伍修权等部党委的同意，联名递交了给中央的建议信，信的抬头是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三人。

信中主张，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不能笼统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应“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在当年7月莫斯科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制定的“低调”发言，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

1962年，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的对外工作主张，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没有完全公布。

王稼祥写建议信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议信结尾处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啰啰嗦嗦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这样谦恭的行文仍然引发了复杂的结果。

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毛泽东是受到了陈毅小组发言的启发，在批判右倾的大环境中，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联系外交领域，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认为，同美苏和印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外援“要算政治账”，还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他基本认同1960年以来的调整缓和的对外政策，认为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但“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毛泽东对陈毅的发言显然很赞赏，在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

而“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丽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王稼祥及时找到毛泽东当面认错，毛泽东叫他在什么范围内讨论的，就在什么范围内谈谈。尽管一再检讨，“三和一少”还是和“三风”一起被列入重点批判对象。毛泽东将当时对“大跃进”的否定概括为“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曾多次说过，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三斗一多”战胜了“三和一少”。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我国的对外援助也达到了新高。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进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提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当年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当时的对外援助金额之大：“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1979年，中央为所谓 “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通报指出：“建国二十多年来，根本不存在一条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中联部的工作和其他外事部门一样，执行的是中央的路线，重大决策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定的。工作中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中联部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

康生感到中联部批评的，正是他一直热衷着的一套，即中央正实行着的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针。提出了反对主张。毛泽东认同康生意见。

客观上处于被批评地位的毛泽东，敏感地把要求调整的种种主张串连起来，认定是要否定他的路线。如，处于被批评地位的毛泽东，把将经济困难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是非常时期的判断（刘少奇），归纳为“黑暗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主张（邓子恢），归纳为“单干风”；把所谓小说《刘志丹》要为高岗翻案，主张用一风吹办法纠正“反右倾”运动中对干部的错误处理（邓小平等），归纳为“翻案风”；把王稼祥建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调整与民 主党派关系、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意见（李维汉），归纳为“投降风”。

并且还把王稼祥建议，与国际上赫鲁晓夫的“三和” 政策（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过渡）联系、等同了起来。摆在反修防修战略的对立面。

1964年2月9日、29日，毛泽东先后两次会见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批评中共党内有人不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并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估计，明白无误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中央一线多数领导人。为准备文革，开始作大量的内部舆论、造势工作。

文革开始以后，康生到中联部看大字报，认为“没有抓住大方向”，“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联部的要害问题是搞了‘三和一少’”。虽然此时王稼祥已调出中联部，却仍授意“造反派”将王稼祥揪回来，逼他交代“罪行”、接受批斗。更把“三和一少”拔高到“三降一灭”的程度——即投降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以印度为代表的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还和批判中央党校杨献珍“合二而一”哲学命题挂上了钩。并写入中共“九大”政治报告。

在这样左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对外政策被引向了更左的歧途，公开宣扬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北京，四面出击，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极为孤立。

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倒。

2000年代有研究者把王稼祥主张认定为“探索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努力，“已被事实证明是具有前瞻性的改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