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1908年3月6日—1997年11月9日），男，汉族，祖籍湖北大冶，出生于湖北武昌。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

伍修权，曾用名吴寿泉，祖籍湖北大冶，1908年3月6日出生于湖北武昌。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

12岁的伍修权到了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附属的“单级学校”接受免费教育。该校停办以后，他被推荐至高师附小，在那里，遇到了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在陈潭秋的直接引导、帮助下，伍修权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

伍修权青少年时期，在陈潭秋、董必武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

1923年冬，经陈潭秋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10月，由党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7年9月，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

1929年到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

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1931年5月，在中国革命的困难时期，他几经努力，不畏艰险，毅然回到祖国，投入艰苦的武装斗争。回国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到中央苏区后，伍修权先后担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校第一期连指导员、第二期政治营教导员、第三期军事团教育主任，军委模范团政委，军委直属第三师政委，福建军区汀（州）连（城）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其间，参与编写了我军早期的军事教材，编译了苏军战斗条令，参加了第三、四次反“围剿”。在芦丰战斗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

1933年秋，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翻译，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1月，列席遵义会议。在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后，伍修权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参与组织抢渡金沙江、吴起镇、直罗镇等战役战斗。过草地时，提出了战胜敌人骑兵的有效战术。在红军陕甘支队期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了发布全军的政治训令。

1936年4月，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参谋长，参加了东征战斗。

1937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负责边区政府日常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伍修权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同时挂八路军上校军衔。他利用其公开合法的身份，帮助指导党的地下组织，培训干部，发展党员，扩大组织；作为沟通延安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转运了苏联援助的及西北地区支援的大量抗战物资；接送了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等党的主要领导和大批革命家，使办事处成为我党在西北地区的一处“战斗指挥所”和“革命接待站”。

1941年7月，伍修权返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其间，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参加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主持研究制定了用政治手段粉碎敌人军事进攻的方案。1945年参与起草了朱德在“七大”的军事工作报告。同年8月，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要求中国共产党派干部去沈阳协调苏军与我方的行动，中共中央派出了伍修权等6人赴东北工作，同时于1945年9月16日授予伍修权少将军衔。

在东北工作期间，伍修权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等职。

1946年4月，任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我方负责人，同国民党及美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政治斗争。

1947年后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和第一所海军学校，为我海军、空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1950—1958年），伍修权先后担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副部长、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等职。1950年1月，伍修权随周恩来总理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并参与起草中苏友好条约等一系列工作。

1950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在联合国讲台上慷慨陈词，严厉驳斥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痛斥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在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期间，他积极开展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为建立和发展中南友好合作关系、传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了不懈的努力。

1958年10月—1967年4月，伍修权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并曾兼任机关党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伍修权不畏邪恶，刚直不阿，正气凛然。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挺身而出保护王稼祥等领导干部和受迫害的群众，坚决抵制林彪、康生一伙的倒行逆施并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遭到残酷迫害，被关押监护长达八年。

1975年4月，伍修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分管情报和外事工作。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议，拟制了新时期情报、外事工作方针和规划，主持修改了军队外事工作的有关规定，加强了国际战略形势的调查和综合研究，为党中央、中央军委若干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

1980年6月，党中央决定伍修权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和特别法庭副庭长、第二审判庭审判长，领导参加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胜利完成了这一令世人注目的历史性审判。

是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在担任中顾委常委期间，伍修权经常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积极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他担任中顾委在京委员临时党委书记时，组织学习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领导完成了中顾委在京委员的整党。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兼检查组组长，主持查处了若干大案要案。参加了党的十三大筹备工作。担任过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他还担任了中苏、中俄友好协会会长，北京国际战略学会会长，老区建设促进会名誉会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在祖国统一、香港回归、维护国内安定团结、倡导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晚年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我的历程》、《往事沧桑》、《回忆与怀念》、《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7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中，伍修权公正无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参与领导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正义审判。1980年中央成立审判工作领导小组，伍修权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并被任命为特别法庭副庭长。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审判的主犯，都是军中的“老资格”，伍修权被认为在资历、声望和素养上都足以震慑罪犯、驾驭局面，因而被任命为庭长。在不到两个月里进行的42次庭审中，伍修权出庭30次，主持了其中的16次。那时他已是72岁高龄，仍然挺直腰杆坐在审判席上，庭审结束后马上到后台进行总结，参加有关会议，完全顾不上休息。在如何量刑问题上，面对社会上一片喊杀声，伍修权非常冷静地说：“我们都曾亲身受到林彪、江青的迫害，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克服可能有的感情作用，要更加客观冷静地处理这件事，要经得起后代人的检验。”这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气度。

伍修权同志十分关心位于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积极筹划和推动新建辽沈战役纪念馆。

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厅字【1985】139号）《关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批复》，同意在锦州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1986年4月8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任命曾在辽沈战役中担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伍修权同志为建馆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建设工作。在伍修权同志主持下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四次会议，审定了建筑设计方案、陈列大纲细目、陈列艺术设计方案和全景画创作样稿，解决了资金不足等建馆工作中的各种重大难题，用二十个月的时间，使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在辽沈战役胜利四十周年之际（1988年10月31日）胜利落成并对外开放。

在建馆之初，伍修权同志提出了建设全景画馆的设想，并对全景画馆的具体创作提了原则意见。后来，由于建馆资金缺口较大，有人提出全景画馆停建或缓建时，伍修权同志坚持要把全景画馆按时搞完。事实证明《攻克锦州》全景画馆的建设突出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的特点。《攻克锦州》全景画具备了和世界上大型全景画同等规模的巨大篇幅，填补了我国博物馆事业和美术事业的一项空白，成为中国博物馆和艺术史上的开山之作。

伍修权同志十分关心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建设与发展，曾多次到辽沈战役纪念馆视察（其中曾六次到建设工地考察），并把自己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穿过的大衣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还给辽沈战役纪念馆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辽沈战役纪念馆建成后，伍修权同志仍一直关心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事业，1988年10月31日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结束历史使命后，经伍修权同志提议又成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另外在园区规划建设、修建东北解放烈士纪念碑廊和朱瑞将军塑像等项工作上，都得到了伍修权同志的支持和肯定，并为位于辽沈战役纪念馆院内新建的东北解放烈士纪念碑题写了碑名。1990年10月，伍修权同志为辽沈战役纪念馆题词：“建馆昭英烈、树碑启后人”。

1983年8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陈云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辽沈决战》一书编辑出版会议。会上经陈云同志提议，成立了《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并决定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辽沈战役纪念馆共同负责这个项目。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成立后，伍修权同志作为编审小组成员，实际主持《辽沈决战》编辑工作。在伍修权同志及《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其他成员和《辽沈决战》编辑部组成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由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和《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合编的《辽沈决战》（上、下）一书，于198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由人民出版社顺利出版，并在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时28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上首发。

《辽沈决战》（上、下）出版后，许多老同志反映还应增加和补充资料，才能全面展现辽沈战役全过程。于是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决定编辑《辽沈决战》（续）。伍修权同志继续担任编审小组成员，并亲自担任编辑部主编，全面负责编辑工作。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和《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合编的《辽沈决战》（续）于1992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朝鲜、中国台湾和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提案，严正要求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召开有关讨论美国侵略中国、侵略朝鲜的会议，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参加。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年仅42岁的伍修权作为特别代表率团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了“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辩论，在纽约掀起了一场“红色风暴”。

美国侵略朝鲜和台湾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也引起了国际上的严重关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为了抵制美国势力侵入东方各国，对我国表示全力支持；印度等友好邻邦对我国的处境也十分关注和同情，力图缓和调停这一紧张局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则竭力为其侵略行径辩护，企图扩大其侵略成果。这样，官司就打到了联合国。8月，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侵略者，促其撤退侵略军。美国政府则利用联合国进行反扑，于是在当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就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一个是由我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一个是美国为反诬我国而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鉴于这一规定，安理会于1950年9月29日通过决议，同意由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

经过郑重研究，毛泽东、周恩来最后决定派出伍修权作为特使率团前往，并确定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伍修权是一位久经革命斗争风浪考验的具有文韬武略的将才，是当时出任中国政府特派代表的最佳人选。

1950年10月23日，周恩来以外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人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员，共9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1950年11月14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肩负着崇高使命向联合国所在地——美国纽约成功湖出发。

1950年11月24日早上6点13分，代表团乘坐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在纽约机场降落。这天也正是麦克阿瑟宣布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事回家过节的日子。中国代表团为人关注的程度可想而知。第二天，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的消息成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

第一次来到美国的心脏地带，代表团每个人都保持着高度警惕。伍修权曾回忆说，当时大家看到地毯上因静电擦起的火花，都会想一想，这是不是什么特殊的特务装置。为了防止被窃听，大家不在房间里谈论工作，需要商量事情的时候，就到饭店旁边的一个公园里，边散步边商量。

1950年11月27日上午11点20分，联合国安理会秘书处才通知，正式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安理会会议。中国代表团赶到成功湖联合国总部已经12点。

中国代表团进入会场的时候，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正在发言。他看到伍修权等进来，立即停下原来的讲话，说：“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会议，预祝他们工作成功。”

代表团被工作人员引导到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标签的席位上。伍修权的旁边是英国代表杨格，再过去就是美国的杜勒斯。按议程，当天中国代表不发言，只是亮个相，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已经来到联合国。

1950年11月28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开始讨论我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在这次会上，伍修权代表我国政府发表了长篇演说。他首先庄严宣告：“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包括澎湖列岛）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接着，伍修权列举大量历史和当时的一系列事实后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政府的武装力量侵占了台湾，这就构成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开直接的武装侵略行为。”伍修权着重批驳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特别是“台湾地位的确定须待对日和约签订”的谬论。他说：“美国政府侵占台湾，本来是没有丝毫理由的，然而为了要侵略，它需要找出‘理由’来，说是‘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啊，因此美国武装侵略台湾，不能算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这样说行不行呢，不行的。首先，1950年1月5日的杜鲁门反对1950年6月27日的杜鲁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说：‘美国及其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当时杜鲁门先生并没有以为对日和约已经签订了。其次，罗斯福总统反对杜鲁门。1943年12月1日，罗斯福总统庄严地宣布了‘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应归还中国’的《开罗宣言》，当时罗斯福总统或其他任何人也不以为在对日和约签订以前《开罗宣言》是无效的，以为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在那时以前仍然应当归日本所有。”“台湾的地位早就决定了，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地位的问题。台湾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问题。因此说是由于对日和约尚未订立，台湾的地位不能决定，应该由联合国审议的一切说法是同历史开玩笑，同现实开玩笑，同人类的常识开玩笑，同国际协定开玩笑，同联合国宪章开玩笑，是杜鲁门总统同杜鲁门总统自己开玩笑的荒谬绝伦的不值一驳的笑话。”这一席逻辑严密、言词锋利、对美国政府极尽冷嘲热讽的话，使美国代表奥斯汀气得脸红脖子粗，狼狈不堪。

伍修权进而揭露：“美国的实际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针对“美国未曾侵略中国领土”之说，伍修权质问道：“好得很，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

伍修权又说：“美帝国主义者现在走的正是1895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但是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富有反抗精神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一定能驱逐一切侵略者，恢复属于中国的领土。”最后，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第一，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及干涉朝鲜的罪行；第二，使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第三，使美国和其他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奥斯汀对伍修权的发言进行答辩，辩解美国没有侵略中国，也没有干涉中国内政。由于根本违背事实，他的发言连西方国家的代表听了也不时摇头。伍修权对此质问奥斯汀：“自8月27日到11月25日，侵略朝鲜的美国武装力量侵犯中国领空，据初步统计，已达200次，毁坏中国财产，杀伤我中国人民。我质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自从6月27日以来，美国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领海，以阻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台湾行使主权。我质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花费60多亿美元帮助中国国民党集团发动内战，美国武器杀伤了数百万中国人民，我质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干涉内政？”铁证如山，事实俱在，全场鸦雀无声，不少代表的目光冷对奥斯汀。奥斯汀紧张窘迫，再不敢张口。

伍修权的演说2万多字，讲了近2个小时，各国代表通过同声翻译收听了发言内容。这篇大义凛然的发言，轰动了美国和西方世界。事后有人对伍修权说，他演说时嗓门很高，劲头特足，不论是发言的内容，还是演说的声音，都把会场给震动了，就像把中国人民憋了多年的气，一下子吐了出来。

演说结束后，许多人上前同他热烈握手，向他表示欢迎和祝贺。

伍修权的发言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连一般的美国老百姓也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毕竟还没有哪个国家在联合国这样谴责过美国人。当时有一个美国黑人对代表团说：“你们这次发言，是有色人种第一次指着美国人的鼻子谴责他们，告诉他们地球上不仅只有美国人存在，而且还有其他的人居住着，你们的控诉使黑人更有希望了。”

1950年11月29日，安理会继续开会。这次会议开始是讨论美国诬蔑我国的所谓“侵略朝鲜案”，安排了南朝鲜(今韩国)的代表第一个发言。中国代表团为了表示抗议，拒绝参加这种讨论，入场后有意不到会议席就座，而坐在大会的贵宾席上，只参加旁听。南朝鲜代表发言后，蒋介石的“代表”蒋廷黻接着发言。为了便于同他进行斗争，中国代表团又坐回到会议席上，准备伺机予以反击。蒋廷黻的发言除了照例对中国新政府进行攻击辱骂外，又为其美国主子的侵略罪行辩解开脱，还引用了一些十分可笑的“证据”。蒋廷黻口口声声“代表”中国，发言时使用的语言却又不是中国话，从头到尾用的都是英语。待他发言完毕，伍修权马上要求临时发言：他首先指出蒋廷黻只是国民党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根本无权代表中国人民，接着伍修权抓住蒋廷黻发言不讲中国话的“小辫子”嘲笑挖苦说：“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这下弄得蒋廷黻十分狼狈，也给了与会者深刻的印象。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理直气壮地使用着祖国的语言，并为此“敲”了蒋廷黻一下。这是一段即席讲话，事先没有稿子，只由大会的同声翻译临时译成外语并广播出去。当时翻译这段话的是位中国女同胞，名叫唐笙，曾经在英国受过教育，英语很出色。伍修权这段即席发言，她翻译得顺畅准确，带有相当的民族自豪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在场听众再次感受到中国代表的智慧与风采。

1950年11月30日，安理会继续就我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的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进行讨论。奥斯汀极力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朝鲜问题上，企图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提案，最后又操纵表决器，否决中国关于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者、美军自台湾和朝鲜撤退的提议。对这一无理决定，伍修权强烈声明：“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要告诉奥斯汀先生，美国的这种威胁是吓不倒人的！”

1950年12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多数通过决议，将诽谤我国“侵略朝鲜”的提案列入联合国议程。中国代表团在这一颠倒黑白的提案通过后，愤怒地离开会场。接着，联合国又在美国操纵下，宣布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均无限期休会。联大的这些决定，实际上取消了中国代表团利用联合国讲坛同美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机会。中国代表团便适时地采取了别的斗争方式，把在联合国会场内的斗争，转移到会场以外来。

1950年12月16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所在地成功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伍修权根据我国政府指示，对各国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代表团是为争取和平来的，我们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种种合理建议，“但是不幸地、虽然并非是出乎意料之外，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集团的操纵下，拒绝了我国政府这个合理的和平的建议，对此，我们表示坚决的反对和抗议”。由于美国政府的操纵，联合国未能继续讨论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但是，我们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是应该被全世界听到的，因此，我把准备在联大政治委员会的发言，在这里分发给大家。同时，我们对于美国政府如此操纵联合国，不让我们有继续发言的机会，表示愤慨。最后，他又通过记者向用各种方式对中国代表团表示欢迎和友好的美国人民表示衷心感谢，深信中美人民定能战胜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政策，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发展下去。

面对美国操纵联合国无限期休会的情况，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伍修权将军及其随员已无留在成功湖的必要，故已命令伍修权将军等于12月19日启程回国。”行前，中国代表团将原拟在联大政治委员会发表关于美国侵略中国案的发言稿，正式提交给联合国秘书处，要求他们将此发言列入大会文件。中国代表团还在纽约机场向报界发表了声明：首先就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和1951年新年，向美国人民表示祝愿。接着声明，中国代表团为和平来到美国，虽然，我们有利于和平的提案被美英统治集团加以拒绝，可是我们并不失望，我们将为和平继续奋斗。

1950年12月19日，代表团完成了此行的任务，离开美国回国。就在代表团准备起程回国的前夕，1950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包括全部存款。当时代表团带到美国的经费也存在当地的银行里。因为即将回国，代表团大部分的钱已经取出来了，最后只有680美元被冻结在那里，损失不大。

至此，伍修权历时37天的联合国之行，胜利结束。这是新中国的外交代表第一次在联合国控诉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显示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的英雄气概，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美国有的报刊评论说：“红色中国的外交强硬，这是蒋介石政府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一、辛亥革命断了伍家生计，书吏之子求学路上备尝艰辛

伍修权（1908年—1997年），曾用名吴寿泉，祖籍湖北大冶，出生于湖北武昌。他的祖父伍伦奎和父亲伍理钊都在清庭驻武昌的湖广总督衙门下面做事，专做抄抄写写文书一类的工作，虽然收入有限，但吃的是“皇粮”，一家人衣食有靠，一度达到了小康之家的水平。可好景不长，就在伍修权三岁时，他的故乡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一夜之间湖广总督衙门不复存在，伍家的两位书吏也自然丢了差使，全家人赖以生存的唯一经济来源被切断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帝制，这对于社会发展和国家民族来说，当然是一件幸事，但对伍家这样依附于旧体制维持生计的家庭而言，却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他们一下子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伍修权的祖父在贫病之中黯然去世，父亲到处求职却四处碰壁，全家人只得靠糊火柴盒等手工活来谋生。伍修权有兄弟八人，他排行老四，从小他就跟着几个哥哥在长江边拣菜叶薯根，在蛇山上拣拾煤渣柴枝。他家的邻居，大都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贩等下层劳动者，其子弟也就成了伍修权的童年伙伴。正是这一切，才为伍修权此后成为革命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环境，从而打下了最初的“阶级基础”。正如他自己在回忆中所言，由辛亥革命引起的的家境衰落，“却从另一个方面，给我带来了一些意外的好处，可以说是‘有所失，必有所得’，……我在这里得到的现实教育，大大有助于自己后来的投身革命。”

由于家境贫寒， 孩子又多，伍修权吃饭穿衣都不容易，想受教育更是困难重重。直到1920年他12岁时，还只能在家中帮忙做些杂活补贴家用。不过他也不能算毫无文化，毕竟父辈是书吏出身，也算是读书人，虽然不能教给伍修权现代知识，却也让他基本识字，能背上几段“子曰诗云”。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一些热心人士为了普及教育和唤起民众，开始面向广大劳动群众的子弟办学，武昌城里也开办了一个不收学费的“单级学校”。伍修权从邻居家的小伙伴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去参加了报名，老师见他已经基本识字，又见他的年龄个头远在其他儿童之上，就让他直接插进小学二年级，伍修权也总算正式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这个武昌重镇的小学校和今天许多偏远地区的小学校相比，恐怕都要逊色许多。所谓学校，不过是一间教室，一个老师给四个年级一共四十多名学生轮留讲课而已。条件虽然简陋，伍修权却依然学得十分起劲，由于这种特殊的教学模式，他可以在那儿同时同地听到几个不同年级的课，学习效率倍增，当年就跳入了初小三年级。正当伍修权发奋读书之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这所挂靠在武昌高等师范小学名下的“单级学校”，在办了一年半之后，因为经费短缺和支持不力等等原因不得不停止办学，伍修权又面临着失学的命运。所谓天助自助者，由于他入学后一直勤奋学习并名列前茅，老师对他格外器重，在单级学校停办之时，帮他疏通了有关方面，让他进入了同样免费的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并且插入初小四年级继续读书，伍修权才得以继续求学。

由于是一所正规的学校，校方规定每个学生必须穿统一的校服。这一件小小的校服却难坏了伍家，连吃饭都时常断顿，哪有余钱为他添置校服呢？经过再三的请求和老师的同情谅解，学校在免收学费之后，又破例允许他不穿校服上学。于是，伍修权每天穿着家常的旧布衫，背着自制的小书包，走在了整齐划一的学生队伍里。由于衣服的关系，听课时他不得不坐在教室最后的角落里，列队出操又照例站在排尾，到哪儿都是一个突出的目标，不断地承受不时袭来的讥讽和嘲笑。这时的伍修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懵懂少年，周围的社会环境已经使他懂得，一个人要自立并受到他人尊重，并不在于他的衣着外表，而是在于他的品行和学识。面子上的不好受逼出了骨子里的自尊心，使他形成了更强的上进心，穿着上不如别人，学业上却要高于别人。由于伍修权的刻苦努力和他待人接物的谦虚诚恳，使他很快赢得了周围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和好感，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在高师附小的三年学习。

二、十四岁少年幸遇恩师，中共一大代表成为他的入团介绍人

1922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二年，伍修权在高师附小升到了高小五年级。就在这一年，伍修权的班里来了一位新老师。这位老师二十五六的年纪，生得方方正正，浓眉大眼，对人满面春风，又透出一股正气，一见面就让伍修权觉得可敬可亲。这位老师到班里不久，就注意到了班上从个头到学业都高出别人一头的伍修权，经常和他交谈，相互间很快熟悉起来，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位老师，就是伍修权思想上的启蒙者和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中共一大代表和湖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人陈潭秋。当时，陈潭秋以学校教师为职业掩护，一面领导湖北地区党的工作，一面传播革命思想，发现并培养革命青年。他不仅为学生讲授语文和历史等重要课程，还是与学生关系密切的级任老师，相当于今天学校的班主任。在课堂上，陈潭秋不断地将许多的革命道理和社会知识，点点滴滴地灌输到孩子们的头脑中。在讲解革命理论的时候，他善于联系实际，又不超出讲课的范围，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渗透到他要讲的课题中，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他讲的道理既新鲜又深刻，语言又很生动和浅显，对于伍修权这样求知欲旺盛的青年来说，无异是在革命知识的荒漠上，浇洒下一阵阵甘霖，在正待开发的处女地上，播下了一粒粒种子。伍修权由于自己所处的家庭地位和环境，正对社会上的许多不公现象感到不可理解，听了陈老师的讲课和言谈，思想上的重重迷雾渐渐被拨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潭秋又组织伍修权等年龄较大又积极上进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为失学的工人子弟扫盲识字，同时对学生家长和工人家庭进行社会调查，使伍修权比较深入地接触和了解了劳动人民和无产者的生活状况，从而启发和提高了他的阶级意识和斗争观念。在此基础上，陈潭秋又让伍修权等开始参加一些党的外围活动，使他们由普通的学生，渐渐变为一个个初具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

1923年底，经过一年多的教育和考察，党组织决定将15岁的伍修权和另外二名同学吸收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潭秋和当时武汉团组织的负责人何恐作为他们的介绍人。入团的仪式不比今天，既没有激昂的大会宣誓，也没有洪亮的集体歌唱，只是下课以后，在一间小屋子里，由陈潭秋庄严而低沉地通知伍修权等三名学生，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同意他们成为党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随后，他和何恐同志为伍修权等讲解了青年团的任务，对团员的要求和今后的工作等等，同时决定由伍修权和另两名一起入团的同学，组成高师附小的第一个团小组，并指定伍修权为第一任小组长。仪式虽然简单，意义却非比寻常，它可以说是伍修权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正是从这一天起，伍修权正式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当时，共产党被简写为“CP”，共青团则简写为“CY”。

伍修权无疑成了当时武汉地区第一批，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代的“CY”成员。

三、中秋之夜离乡北上，初一学生跻身苏俄大学堂

1925年的秋天，伍修权刚刚完成了高师附中第一年的学习。开学不久后的一天，伍修权路过当地党组织负责人钱介磐老师家门口，钱老师远远地就迎上来叫住他，告诉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谈。原来，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家，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学校，专门为中国培训革命人才和党的干部，以进一步帮助和支援中国革命，这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已经筹建就绪，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的党组织，选派一批年轻的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在指定地点集中，然后集体赴苏学习。湖北的党组织遵照中央的通知，对所属的党、团员和青年骨干一一作了研究，确定了伍修权和其他一批同志作为赴苏学习的人选。听到这个消息后，伍修权欣喜若狂，红色首都莫斯科是革命青年心目中的圣地，是十月革命的发祥地，能够到那里学习，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他立即向钱老师表达了愿意赴苏留学的意向。

按照中央规定，各地赴苏人员一律到上海集中待命，由于当时党的经费有限，去上海的路费及个人行装只能各人自筹解决，这又成了伍家的大难题。虽然全家人对伍修权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异常高兴，可是家无余粮，生活尚且困难，更别说为伍修权整置长途旅行的路费和行装了。正当伍修权无计可施近于绝望之时，恩师和同窗们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伍修权的小学老师张朗轩先生为他送来了多年的积蓄四十元大洋，解决了他的路费和行装问题，同学何立人将自己的一件呢大衣送给了他，帮他抵御了横渡日本海和跨越西伯利亚的一路风寒，其他师友也都用各种方式对他表示了支持和帮助，使得伍修权得以顺利成行。1925年的中秋之夜，伍家举行了一个多年来最丰富的家宴为伍修权饯行，父亲破天荒地割回了一点肉，打了二两酒，母亲还为他做了一盘炒鸡蛋。吃完团圆饭，父亲和三个哥哥将他送上了东去的轮船。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实际上是他们最后的诀别，不等伍修权重回故乡，他的父亲和三位兄长就在贫病之中相继辞世了。伍修权重回故乡与母亲团聚，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当年10月28日，伍修权和同志们乘上一艘驶往苏联的煤船，到达远东的海参崴后，换乘火车用两周的时间到达了革命圣地莫斯科，在那里苏联政府为这些中国革命者提供了相当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当时的中山大学面临大街，附近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教堂，校舍是高达数层的宽大楼房，有宿舍、教室、小吃部和办公用房，还有专门的俱乐部，校内设有面积宽阔的大广场，有专门从瑞典请来的体育教员带领学生做早操，学校南端还建有一个小花园，供教师和学生们课余散步聊天。到校不久，校方就请来了裁缝为每个中国学员量身制做了西服、大衣和皮鞋等日常着装，然后分编班级，发放了学生证，每人每个月还能领到十个卢布的零用钱。于是，伍修权这个在国内衣着寒酸坐在教室角落里饿着肚子听课的穷小子，一下子变成了西装革履享受当时一流教育和训练的大学生。

中山大学根据中国学员的文化程度编成几个班，每班约二十多人。从法、德等国来的同志外语水平较高，编为法语、德语班，从中国去的英语较好的则编成英文班，直接用外语上课。学习的课程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共党史、西方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俄语。在班上伍修权的年龄最小、文化程度最低，别的同学多是大学文化，至少也是高中，只有他一人刚刚上完初一。由于伍修权的勤奋好学，他这个小小的初中生进步很快，整体成绩在这个精英群体中居于中等，超过了许多基础比他扎实的同志，俄语和政治经济学方面尤其突出。在中大学习，要听懂教授的讲课，学好俄语是一个先决条件，伍修权在俄语学习上也下了很大的心思。当时同学中只有一本刘泽荣先生编写的俄语语法，伍修权一回宿舍就争着看，把那些名词、代词、形容词的变格和动词的变化规律等等，都背得烂熟。为了学习单词，伍修权专门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把所接触到的新单词都抄到小本子上，将它们反复记熟，背熟后再把这一批去掉，换上新的不熟的单词，再反复背，如此不断反复，词汇量得到了迅速提高。此外，伍修权还利用各种机会去练习俄语的听说，通过实际使用来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如此一来，伍修权的俄语水平在短期内得到了迅速提高，不通过翻译也能大致听明白教员的授课了。在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上，由于伍修权平时对这一学科很感兴趣，阅读了许多教材和辅导材料，加上他的俄语水平不凡，同学们一致推荐由他来担任翻译。在课堂上，伍修权流利而准确地翻译和讲解了教员的论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四、反革命政变阴云起，文秀才变武将军

1927年，伍修权来到中大学习已经快两年了，正当他要结束在中大的学业之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为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叛变而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奋起反抗，用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来回应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在激烈的斗争中，党深感军事人才的不足，于是通过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从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结业并准备回国的学员中，抽选一批转入苏联各个军事学校，为新生的人民军队培养经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军事人才。正当伍修权为不能回国参加斗争而焦虑不安时，校方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伍修权当即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按照伍修权的条件，他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任意选择不同的军兵种及其学科，步兵、炮兵、工兵、骑兵和海、空军等等，都可以自由报名应试。他考虑到国内的作战形式主要将是游击战争，其他兵种虽然都比步兵潇洒和轻松，但只有靠两条腿走路的步兵才最适合国内斗争的需要，于是决定学习步兵。

伍修权来苏联之前只是一个阅历不深的青年学生，这两年虽然学了不少马列理论，但对当兵打仗还根本摸不着头脑，于是他决心从头学起，报考专门训练初级军事指挥员的莫斯科步兵学校。校方将伍修权等十一名应考合格的原中山大学学生编成一个单独的中国班，他们成了莫斯科步校的第一批中国学员。步校位于莫斯科郊外，利用的是沙皇时代就存在的军校旧址，这里的环境和中山大学很不相同，校舍完全是兵营式的建筑，设有各种训练器械和室内运动场。学员宿舍也完全是基层连队的风格，每间宿舍安排三十多人同时居住，正好是一个排的建制，每人一张木床一个小柜，还设有集体的枪架。到了步校，伍修权就换下了他那一身西装革履的学者打扮，夏天穿的是套头式的士兵单衣，冬季是拖到脚面的粗呢军大衣和高达膝盖的毡靴，完全成了一个苏军普通战士的模样。

步校的生活方式和作息制度和部队完全一样，每天很早起床出操跑步，吃过早餐就上课，一上就是五个小时，上午的操课全部结束后才吃午饭，午休后又是三小时的操课，晚上是自习时间，除了各自温习功课、整理笔记和阅读有关书籍，有时还得去听教员辅导。对伍修权来说，这种生活虽然紧张刻板，却有十分丰富、充实的内容，让他感到每天都有一定的收获与长进，因此学习的劲头始终不减。步校有许多课程不在室内而是在室外进行，比如队列训练、射击投弹、地形学等等，对学员的体能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过，这可难不倒伍修权，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文弱的书生。身为穷人的子弟，长期的劳动锻炼出了他强健的体魄，在国内上学时他就是学校运动会上从不缺阵的运动员，曾经在一次运动会上几乎包揽同一年龄组的全部冠军，被同学称为“台炮”，野外的风雨对于伍修权而言已经习以为常了。苏联军队那时依然重视骑兵，步校的学生也要学习骑术。俗话说“北人善马，南人善舟”，伍修权这个长江边上长大的青年连马都见得不多，要想学会骑马，难度可想而知。可伍修权就是有股不服输的劲头，在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之后，他不但能够用双手驾御战马，还能用两腿夹住马肚，在马上自如地射击和劈刺，成了技艺精湛的骑手。

冬夏两季，伍修权要和其他战友一起到郊外参加野营训练和攻防演习。夏天，他们要自己搭帐篷，住在户外；冬天，更是要经受俄罗斯零下几十度严寒的考验。伍修权常常头戴只露出面部的毡帽，穿着又长又厚的军大衣和沉重的高筒皮靴，在深达一两尺的积雪中摸爬滚打，前进时一步一个深坑，每一步都迈得十分艰难。在剧烈的运动中，一方面外面寒风刮面痛如刀割，另一方面体内又热得如同火烧。这种异乎寻常的锻炼，帮助伍修权适应了各种气候和环境，培养了他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勇气，为以后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异国佳人留不住中国青年，从伯力到江西万里赴戎机

到了1929年，伍修权在莫斯科步校已经渡过了两年的学习时光，这年10月，东北的张学良和苏联军队发生了边界冲突，即“中东路事件”，苏军急需一批中文翻译随军出征，就到莫斯科步校挑选了十名中国同志，伍修权也在其中。战事结束后，伍修权又被分配到苏联远东保卫局，成了一名专职的翻译。在那里，伍修权成了苏联军官，加入了联共（布）党，获得了相当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当时远东地区有不少华侨，大多是农民，俄语水平不高，苏联政府十分需要汉语翻译协助进行管理，而伍修权受过专业的教育和翻译实践的锻炼，是中山大学的高材生，又积极肯干，因此深受保卫局领导的器重。为了做好当地华侨的工作，当地办了一份中文报纸，经常请伍修权将苏联报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和军政机关的文件公告译成中文在报纸上发表，有的还汇编成小册子出版并分发给华侨阅读。伍修权笔译技能娴熟，下笔速度很快，有时一个周末就能译出一万多字，一经发表，就能拿到相应的稿费。当时伍修权手头可是相当的宽裕，加上开支不大，很快就积攒了一笔不小的存款，还经常拿出稿费请周围的同志下馆子，吃羊肉串。要知道那时苏联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生活还很艰难，一天只有午餐时才能在白菜汤里见一点肉丁，下馆子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可是件很奢侈的事。

在苏联的那段时间，伍修权不但经济上非常“小康”，爱情女神对他也十分眷顾。在不少苏联姑娘的眼里，来自中国的青年是理想的恋爱对象，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年轻潇洒又颇有修养，当时也确实有一些在苏联留学的中国青年娶了当地的姑娘安居乐业以致乐不思“蜀”。在莫斯科步校学习期间，步校医务室一名叫“卡佳”的护士姑娘对他颇有好感，常常去找他。由于伍修权的俄文名字是“彼契可夫”，人们就开玩笑地将两人的名字合起来，叫他们“彼契卡佳”。护士姑娘欣然接受，伍修权却没有表态，后来他奉命调到远东，这份感情也就没了下文。到远东保卫局后，单位的一位女共青团员又相中了他，几次对他进行暗示，伍修权却总是装作没有理解对方的好意，没有进行回应。后来，保卫局的领导为了让他在当地扎下根来，安心工作，也一再动员他找个苏联姑娘结婚，主动为他当起了红娘。

安逸的生活并不能让伍修权平静下来，在苏联生活得越久，他对祖国的思念也越急切，渴望回国参加斗争的意愿日夜萦绕在他心头。他正是血气方刚，精力旺盛的时候，成天坐办公室，啃黄油面包可不是他的理想，他朝思暮想的是回到祖国的土地上去，和同志们并肩战斗。他把自己的想法试探性地向保卫局的领导提了几次，保卫局的领导哪里肯放走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对他说共产党员都是国际主义者，在哪儿工作都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他在局里的工作十分重要，不必非回中国不可。几次碰壁之后，伍修权决心绕过远东保卫局，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求助。但是，怎么才能获得领导的同意，到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去呢，情急之下，伍修权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他对远东保卫局的领导撒了个小谎，说他在莫斯科有个女朋友，想回去看看她，顺便动员她来远东，在这里定居下来。领导一听，大为满意，马上批准了他的要求，还帮他解决了从远东首府伯力去莫斯科的车票，开出了招待所的介绍信，并特批了一笔路费。伍修权心中暗喜，为了不使人产生怀疑，他几乎没有带走任何个人物品，连自己那笔不菲的存款也没动，只身赶往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伍修权马上和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取得了联系，在代表团负责同志的协助下，伍修权回国的要求终于被苏方接受，准备在组织的安排下秘密回国。

当时从苏联秘密回国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绕道欧洲，搭乘远洋客轮回国，二是在海参崴搭苏联货轮从海路直达上海或者大连等中国港口。这两条线路虽然相对安全，却路费昂贵，耗时费力。第三条是通过中苏边境秘密越境，这条路最为便捷，却也最为危险，伍修权回国心切，就选择了这一方式。一个黄昏，伍修权换上一身黑色的中式衣裤，将作为路费的美钞和中国纸币用一条围腰布卷起缠在腰间，登上一辆马车，在秘密交通员的掩护下，向边境驶去。快过国境线时，一个土岗子上的碉堡里传来了一声吼：“什么人？”那是中国军阀部队的哨兵在问话。赶车的交通员非常轻松地回答道：“老毛子！”那时，边界两侧的居民常在两国间来回做工或者倒腾买卖，哨兵见得多了，往往懒得一一盘问，伍修权只听得碉堡里传来了几声懒洋洋的咕噜声，却没有人露面，马车毫不减速，转眼就把边境哨所甩在了后面。充满危险的国境线，由于白军哨兵的马虎松懈，让伍修权顺利通过了。伍修权赶到了满洲里的火车站，乘火车到达营口，又从营口搭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轮，准备在指定的地点等待组织的下一步安排。

可是到达上海后，伍修权在预先指定的旅馆内，等了接近一个月也没有同志来接头。原来，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刚刚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灾难，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供出了我党的大量机密，许多同志遭到逮捕和牺牲，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一时间难以恢复正常工作，伍修权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从万里之外奔波回国，却一下子和党失去了联系，刚刚回国的欢欣鼓舞完全被焦灼和失望所代替，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伍修权想来想去，只能咬着牙上街走走。这种做法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自己被捕的可能，另一方面却也有遇见同志的希望。一天晚上在南京路上，伍修权一边装作闲逛的游人，一边警惕地扫视着过往的人群，突然，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了眼帘，他发现了和他在远东地区共同工作过的老同志张振亚！在通常的情况下，和街头碰见的熟人直接对接组织联系是十分危险的，在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下，有些人昨天还是朋友和同志，今天就可能变成叛徒和敌人。但伍修权此时别无选择，凭借对张振亚的了解，他相信张振亚是可以信赖的，于是他悄悄地走了过去，向张振亚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伍修权是幸运的，张振亚同志并没有暴露，而且还和组织保持着联系，他把伍修权的情况向上级组织作了汇报，在上级的安排下，伍修权离开上海坐船来到香港，一路辗转，穿越了闽西山区，最终到达了他万里奔波的目的地——中央苏区。

一到苏区，他这个经过苏联正规军校教育的军事人才，马上就发挥了作用。红军刚刚从白军手中缴获了一些马克沁重机枪，都是蒋介石花了大价钱从德国的兵工厂里买来的，这对连步枪数量都不够的红军而言可是火力强大的重武器。可是当时战士们对于这种新装备的使用和维修，还一无所知，只能看着这四个人才能扛动的大家伙干瞪眼。伍修权到了以后，稍稍摆弄了几下，马上让这些重机枪喷射出了密集的弹雨，在战场上大显神威，让战士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很快，担任红军学校校长的叶剑英就发现了这个人才，亲自点将，挑选伍修权做教员，为红军学校的学员们讲解射击学原理。就这样，经历了千锤百炼的伍修权回到了国内革命斗争的大舞台，为他传奇的革命人生揭开了新的一页。

伍修权是一员儒将，戎马生涯几十年，几度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参与机枢，筹划大局，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叶剑英元帅曾经称赞伍修权同志“文武双全”。

伍修权是我军陆、海、空三军院校建设的开拓者之一。留苏回国后，他就在中央苏区新创建的红军学校执教，为培养我军早期指挥人才和建军骨干做了大量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兼任过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着力培养军事人才。抗战胜利之初，一批日本空军人员向我军投降，伍修权根据彭真同志指示，亲自出面做这些人的工作，接收他们为我军工作，使我军能够很快在牡丹江建起第一所航校。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辗转到达东北葫芦岛，伍修权代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欢迎和慰问起义官兵，并以他们为基本力量，在安东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他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航校、海校的建设与发展，为我军空军、海军的创建做了人才准备。

伍修权还是我军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他非常重视对情报的搜集和研究。战争年代，他善于把隐蔽斗争手段与公开合法斗争方式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渠道捕捉有价值的情报，完成了很多特殊任务，为党中央、毛主席决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信息资料和对策建议。他到总参谋部工作后，大力加强情报战线的思想、组织、作风和手段建设，开拓了我军情报工作的新局面。他高度重视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与研究，经常组织有关人员研讨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亲自掌握国际重大事件的动向，及时向中央提出报告和建议，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提供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转入外交战线，成为周总理处理外交事务的得力助手。他作为新中国的代表，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穿梭往来于世界各国，频繁出现于国际政治舞台，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中，身负重任，不辱使命，表现了新中国一代外交家的卓然风采。

伍修权是我军军事外交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1938年2月，他担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根据中央指示与苏联接触。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兰州成为我党我军对苏军事交往的重要枢纽，接转了苏联为支援我国抗战派出的自愿航空队，接收了由苏联运来的军援物资。

1946年4月，中央派伍修权担任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我方负责人，工作中既要和国民党代表打交道，又要和美国人打交道。他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战场上夺到的东西，绝不能在谈判桌上失掉，为此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圆满完成了党赋予的任务。1975年4月，伍修权在任副总参谋长期间，主管军队外事工作。他按照邓小平同志确定的大政方针，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影响，顶住“四人帮”干扰，主动配合国家外交，积极开展军事外交，邀请外国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同时派出军事技术考察小组学习外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增进了我军与友好国家军队的友谊。

伍修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遇到任何艰难曲折，始终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公道正派，不畏邪恶，敢讲真话。他顾全大局，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勤于学习，勇于探索，团结同志，爱护下级，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自觉执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廉洁自律，艰苦朴素，严格要求亲属子女及身边的工作人员，教育他们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他以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身体力行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无私的革命品德，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